肇慶崇禧塔是“花塔”還是“番塔”？

肇慶崇禧塔是“花塔”還是“番塔”？

劉明強

一、一個與崇禧塔有關(guān)的“謠言”

利瑪竇在其寫作于1608—1610年的中國札記里記錄了一場發(fā)生于1588年8月—12月間的、與崇禧塔有關(guān)的謠言而引起的風波。為體現(xiàn)此“謠言”及其引起的風波的真實性，筆者全文摘錄如下：

麥神父（即麥安東，利瑪竇的助手）剛一到肇慶，神父們就得到消息說，廣州老叟會的會長們已在察院那里無中生有地把神父們告了下來。這些會長都是一些年長者，在民眾和官員中威信很高，因為他們從小到大都是與世無爭，也沒有人與他們作對。每年城中的官員們都要用公款為他們大擺筵宴，并舉行一些儀式。他們享有各種特權(quán)，可以穿著他們特殊式樣的衣服出入所有的衙門，他們的責任就是為公眾謀取利益而不計報酬。這些會長聽信了外面?zhèn)鞑サ闹{言，認為是神父們在肇慶修建了為全城百姓造福的花塔，并為修塔花費了四五千兩銀子，這些銀子無疑是澳門的葡萄牙人給的，他們?yōu)榇顺鲑Y，意圖是鼓動中國百姓造反。就這樣，會長們把此事匯報給了察院。

因為訴狀措辭非?？季康皿w，符合中國人的行文規(guī)范。這里，我想把此文逐字逐句地翻譯成我們的文字，但肯定不會翻譯得像原文那樣生動、優(yōu)美。訴狀是這樣說的：

國家法律賦予所有臣民自由的權(quán)利，無論發(fā)現(xiàn)何種有違民意的事都可以向官方稟報，我們—廣州老叟會的會長—注意到本省發(fā)生的某些事情，特此向大人稟報，以便得到妥善解決。

在肇慶的縣城住著一些外國人,我們擔心這些外國人進入中國定居是奉命對我國進行大規(guī)模的破壞活動.我們眼前就有很明顯的例子，一眼就能看穿。

如今在香山縣的澳門，有大批的外國蠻夷，他們謊稱來中國出使，并向我們的皇帝陛下獻禮，并以此作為掩護，與我們和他們自己的商人進行交易。雖沒

有得到進入中國去朝覲的許可，他們卻擅自留在那里，與中國人混居在一處。近年來，他們的商船也未經(jīng)許可便來此?？?，直到交易會結(jié)束時，才揚帆駛向外海，回他們的本土去?，F(xiàn)在，他們還在那里建筑了樓房，如蜂擁蟻聚一般。

本省居民見狀，無不為之痛心疾首。更有甚者，他們每天都有新的陰謀詭計。比如，為了能進入肇慶，并引入其他和他們一樣險惡的壞人，他們就出資修

建了番塔，現(xiàn)在他們已頻繁往來了。其實，我們是擔心他們來做奸細，打探我國的秘密，并長期與我國的歹人相互勾結(jié)，做出大逆不道之事，或誘騙當?shù)鼐用?，讓他們像魚、鯨一樣地遠涉重洋。

這正如我們書中所講的：在沃土上種植荊棘和蕁麻；往自己家里招引毒蛇和蜥蜴。我們認為，澳門的危險猶如疾在手足，病情發(fā)展的不是很快，可以慢慢加以治療，但肇慶的隱患則是病在腹心，需要盡早治療。

為此，我們請求大人命令肇慶的官員把這些外國人抓起來，驅(qū)逐出境，讓他們回到澳門去。

至于澳門的問題，今后可以慢慢尋求適當?shù)慕鉀Q方法。這樣大人便可以使廣東全省起死回生，這將是人民的大幸。[1]

如上，引起上述風波的謠言的核心內(nèi)容是：利瑪竇等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彼時，利瑪竇等自稱為天竺國僧，而肇慶老百姓則稱其為番僧，筆者注）出資建造了崇禧塔，目的是進入中國定居并顛覆中國。崇禧塔之番塔稱謂最早見于該文書（訴狀）中。

謠言的威力是巨大的，一年以后（即1589年8月），兩廣總督劉繼文下令利瑪竇離開肇慶。[2]

二、謠言背后的真相

明洪武年間（1368—1398），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下令實施海禁（禁止民間私人海外貿(mào)易，而官方朝貢貿(mào)易并未禁絕。筆者注），“片板不得下?！?。目的是防沿海軍閥余黨與海盜滋擾，雖起到了自我保護的作用，但大大阻礙了中外交流發(fā)展。

明永樂三年（1405），明太宗朱棣派遣鄭和為正使，王景弘為副使，率水手、官兵27800余人，乘“寶船”六十二艘，遠航西洋。明朝艦隊從蘇州劉家港出發(fā)，到達東南亞國家占城、滿剌加、爪哇、蘇門答臘及錫蘭等地，經(jīng)印度西岸折回返國。以后又于1407年至1433年的二十多年間，先后六次出海遠航。明永樂五年（1407）朱棣在蘇門達臘舊港設(shè)立大明舊港宣慰司，蘇門答臘、滿剌加成為與舊港宣慰司相配的御封軍鎮(zhèn)。明朝海軍在馬六甲海峽的滿剌加建立城柵、倉庫，以之作為經(jīng)營西洋的中轉(zhuǎn)站。

15世紀末16世紀初，歐洲新興的海洋強國（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在經(jīng)濟利益和政治利益的雙重驅(qū)使下，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完成了“新航路的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發(fā)現(xiàn)”和“第一次環(huán)球航行”。憑借強大的海上力量，尋找新的貿(mào)易路線和貿(mào)易伙伴，并在沿線建立了多個貿(mào)易點和殖民地。如1510年葡萄牙侵占了新航路上的印度果阿。1511年葡萄牙又侵占了東南亞島國滿剌加。

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曬水漬貢物為理由，請求在香山澳（即今澳門，筆者注）上岸，獲準后建立固定居民點。

隆慶元年（1567）明穆宗朱載垕開放海禁，允許民間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guān)”。

其后20年間，以葡萄牙人為主的“澳夷”在香山澳與中國人進行海外貿(mào)易，聚眾已達數(shù)萬人，儼然成為“特區(qū)”，引起明朝政府的警覺和擔憂。[3] 其時，明朝政府對“澳夷”進行嚴格管理，不容許外國人在香山澳以外定居，如當時每年兩次每次兩個月在廣州舉行的交易會，葡萄牙商人只被允許白天在城內(nèi)街上進行貿(mào)易，晚上必須待在自己的船上。[4] 1583年9月，羅明堅、利瑪竇獲準在廣東肇慶定居，才第一次打破了這一規(guī)定。

羅明堅、利瑪竇均為歐洲意大利人，據(jù)史料記載，兩人都是先后經(jīng)由葡萄牙里斯本—印度果阿—中國澳門，這條海上“新航路”進入廣東肇慶的。

以上就是肇慶崇禧塔在1582年 開始建造前后有關(guān)的歷史背景。

言歸正傳，崇禧塔是“花塔”還是“番塔”？

時任肇慶知府王泮在1585年崇禧塔建成后撰寫了《崇禧塔記》，記載了崇禧塔的建造時間、地點、經(jīng)過以及建造目的：

肇慶據(jù)東粵上游，南有大江，來自萬里，束以雙峽，所以聚風氣而鐘靈秀也，惟是后瀝之水順流東下。萬歷十年，諸生言：郡北故無堤，瀝水環(huán)繞。自成弘后，瀝為堤捍。上自桂林，下至羚羊峽，滔滔而東，其氣不聚，人材遂如晨星，未可盡歸于人事也。石塘故有水道通江，請復之。無寧茲漥下田塘，亦藉以殺潢潦，業(yè)鑿管道。瀝自北而南，由東郊至小市石頂入江矣。諸生復言：小市石頂，隱然郡之左臂，其趾方丈，其石磊砢，其地綰長江下流。賴大夫之靈，通瀝于江，如形家言，則此乃捍門哉？請建浮屠其上，鎮(zhèn)之便。余難之曰：“若何淫于佛氏之說乎？”諸生曰：“天傾西北，故水東南馳。夫其馳于東南，天地無如之何也。然河則有砥柱，于入海則有碣石；江則有滟滪，于入海則有金山。若以障其瀾而回之者，碣石、金山，人之所不能為也；浮屠，人之所能為也。輔相天地之宜，非大夫誰任？樂有龠，橐亦有龠。其物雖同，其為用則異。茍吾用而便，吾何以其名為？”余曰：“諾?！奔纫荒?，穧秉豐登，萑苻衰息。乃布命境內(nèi)，若里居族姓、鄙師酇長、以迨黃耇，聞命奔走庀材鳩工者不謀而合。于是奠址廓基，為梯者九、觚而面者八，高以尺計可二百。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皆醵金，不出帑一錢。董之者，邑人、知縣譚君諭也。始壬午（1582）九月，迄乙酉（1585）四月告成。遠近觀者，舉欣欣色喜。余惟天下事，孰非時為之哉？天地之氣，渾洆磅礴，郁而復流，其靈粹所鐘，清淑所畜，恒需久而泄。迨其泄也，不能無助于人。則人與天交相贊者，皆不能違乎時也。浮屠議非一日矣，往往格于道謀。今一倡而舉，事不三年而成。拔地摩霄，金碧輝映，基磐勢鞏，不嚙不泐，峭然若卓筆、若端笏、若奇峰之峙。說者以為文運之應，非耶？西江之水千流萬派，汪洋渀湃。至于石頂，若拱若揖，去而復留，洆精萃氣，斯固融結(jié)于千萬載之前，于茲而發(fā)。濟濟多士，應運而興，儀上國而楨王家，故令鴻造，創(chuàng)于一時，而余適覯其成也。況倡一和萬，如響斯應，富者輸財，窶者出力。子來丕作，無窳無墮，可卜人心之和矣。夫作事者時，昌時者氣。一時人士踴躍奮迅，思振其舊而新之，圖文運之昌，殆非虛語。不然，孰鼓舞？是諸生勉之，無負昌期哉。[5]

作為主持建造崇禧塔的最高政府官員，王泮所述“所糜銀以兩計，凡三千有奇，皆醵金，不出帑一錢”及“富者輸財，窶者出力”顯然是可信的。也就是說，建造崇禧塔的三千多兩銀子來自于老百姓的集資(或湊錢），政府沒出一分錢。但王泮萬萬沒有想到，他前腳剛走（1588年初，王泮升任湖廣參政，離開肇慶。筆者注），后腳就因建塔之事起了風波。

利瑪竇則記述說：

正當此時，肇慶區(qū)為了建造一座塔，在附近所屬十一個城鎮(zhèn)附加課稅，依照古代的迷信，這會給整個廣東省帶來福祉。塔的第一層已經(jīng)建好，還有九層未建，建塔的地方十分優(yōu)美。在城外一條河的旁邊，河內(nèi)有船可通，河水可以灌溉附近的農(nóng)地，有些地方屬于總督，有些屬于知府。塔之所在離這些土地及市區(qū)有一英里之遙，做為公園或花圃散心之地頗為適宜。在建塔的同一塊土地上，有人建議建造一座富麗的大廟，廟內(nèi)將依照民俗給現(xiàn)任知府立一塑像，知府在位六年于斯，勤政愛民，頗得民心。陪他們來肇慶的士兵，以及神父們最近在肇慶結(jié)交的朋友們都認為這個地點非常適合神父們所提出的安靜條件。神父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地方，就被它的美麗所吸引，當時就決定申請將建花塔的土地一部份撥為神父們建屋之用。此塔名曰“花塔”，實因為這里到處都有五彩繽紛的花木的緣故。[6]

顯然，利瑪竇認為建造崇禧塔的資金來源于肇慶所屬十一個城鎮(zhèn)的“附加課稅”，與王泮所說來源于老百姓集資是否是一回事呢？這雖然有待今后探討，但至少說明一個事實，即崇禧塔不可能只是“番僧”出資建造的。

綜上，崇禧塔又稱“花塔”“番塔”“崇禧浮屠”（見王泮《崇禧塔記》），是因祈求“文運”而建的風水塔，但其本質(zhì)上是佛塔。

浮屠，梵語Buddha的音譯。指佛塔。 北魏酈道元 《水經(jīng)注·河水一》：“ 阿育王起浮屠于佛泥洹處，雙樹及塔今無復有也。”宋蘇軾《薦城禪院五百羅漢記》：“且造鐵浮屠十有三級，高百二十尺?！泵髟闪ⅰ都鬃又傧牡鞘鹬袠怯^海市》：“紛然成形者，或如蓋，如旗，如浮屠，如人偶語，春樹萬家，參差遠邇，橋梁洲渚，斷續(xù)聯(lián)絡(luò)，時分時合，乍現(xiàn)乍隱，真有畫工之所不能窮其巧者?！鼻謇顫O 《蜃中樓·傳書》：“你慈悲救苦，俺稽首皈依，勝造個七級浮屠?！备⊥?，亦作“ 浮圖”“佛陀”，即佛。《后漢書·西域傳·天竺》：“其人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崩钯t注：“浮屠，即佛也。”晉袁宏《后漢紀·明帝紀上》：“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悟眾生也?！薄缎绿茣さ胰式軅鳌罚骸昂髮⒃旄⊥来笙瘢荣M數(shù)百萬。” 浮屠，又指佛教。南朝梁范縝《神滅論》：“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薄缎绿茣だ钜暮唫鳌罚骸埃ㄒ暮啠⒔K，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清惲敬《香山先生家傳》：“論曰：先生之學，雜於浮圖、老氏。”清陳康祺《郎潛紀聞》卷一：“（喇嘛）則又似與浮屠同出，其髠首不蓄發(fā)亦同。”

萬歷《肇慶府志》載：“(城東)二里為石頂崗，縱橫巨石浮出水際，郡城之第二重關(guān)也。新開后瀝水從此出。萬歷十年，知府王泮建崇禧塔。自有記?！?[7]可知，萬歷十年（1582）知府王泮在石頂崗上建造崇禧塔。

故又稱“崇禧浮屠”的崇禧塔乃佛塔也。

1585年崇禧塔建成后，成為當時肇慶市民休閑，以及官員、文人墨客吟詩作對、登高抒懷之處。知府王泮作《登崇禧塔》詩曰：“九層嶻級控羚羊，日射金輪散寶光。危構(gòu)不煩千日力，靈成應與萬年長。懸知窟是龍蛇蜇，會見人題姓字香。極目五云天闕近，雙鳧直欲趁風翔?！?[8] “番僧”羅明堅（西方進入肇慶的第一人，是利瑪竇的直接上司，1588年離開肇慶。筆者注）亦賦詩一首：“役採星巖白石羊，構(gòu)成寶塔現(xiàn)金光。擎天柱國三才正，鞏固皇圖萬壽長。檐繞云霞霄漢近，頂闖月窟桂花香。日移影射端溪水，驚動騰蛟海表翔?！?[9] 當時的官員、文人葉春及、曾仕鑒、區(qū)大樞、區(qū)大相、區(qū)大倫、張萃、劉克治、朱完等人登崇禧塔后所作詩詞亦留傳下來。從中可窺其時官員、文人來崇禧塔公園游玩及登塔之盛況。

但是，作為當時居住在崇禧塔（佛塔）下的傳教士（天竺國僧），為什么肇慶地方志書里沒有其任何記載呢？這令歷史學者們百思不得其解。筆者大膽推測，正是大家忽視了當時羅明堅、利瑪竇等傳教士的“天竺國僧”身份，才迷惑住了眼睛。如果以他們當時是“天竺國僧”的身份來思考的話，那么肇慶方志里留存下來的、當時官員文人所作的、大量的登崇禧塔詩詞，其中所寫“梵”“竺王”“僧舍”“僧禪”“摩尼”“迦葉”“貝葉”“輪寶”“佛場”等，則均有可能就是對利瑪竇等傳教士的記載。如王泮詩句中有“會見人題姓字香”來源于佛教“七父母姓字”，又如葉春及詩句“滄桑忽漫悲塵劫，擬向支機問白榆” [10]；區(qū)大樞詩句“塔輪高轉(zhuǎn)逼穹蒼，萬丈新成七寶光” [11]；區(qū)大相詩句“簾卷摩尼雨，珠懸合利藏”“乘飛梵□靈，籟拂秋商坤”“龍藏□迦葉,輪□現(xiàn)竺王”“鳥向須彌頂，人來選佛場”“曇花飄絲翰，貝葉積縹湘”“獨岸沿僧舍，群峰赴講堂” [12]；劉克治詩句“雨花三界寂，清梵一僧禪” [13]；朱完詩句“仙梵聞空界，慈燈照寂寥” [14]等等，均可能指羅明堅、利瑪竇等“天竺國僧”。這不禁令筆者再次想起了先祖劉承范在肇慶寫給利瑪竇的詩句：“白塔何僧舍，清燈此夜舟，遙從三水去，少為七星留” [15]。

從現(xiàn)有史料看，無論是當時的肇慶官府，還是利瑪竇等傳教士（番僧）都在刻意回避傳教士（番僧）與崇禧塔的關(guān)系。原因在于，如果肇慶官府不撇清天竺國僧（傳教士）與崇禧塔的關(guān)系，則肇慶百姓會誤以為崇禧塔是天竺國僧（傳教士）出資建造的。而如果天竺國僧（傳教士）不撇清自己與崇禧塔的關(guān)系，則會立即被察院趕出肇慶（因印證了上述訴狀中所稱“他們就出資修建了番塔”）?；蛟S這也是肇慶方志(1948年之前)無任何羅明堅或利瑪竇的記載痕跡的一個原因。

那么，住在佛塔（崇禧塔）下長達六年之久的利瑪竇等天竺國僧（傳教士），真的與崇禧塔一點關(guān)系都沒有嗎？1585年11月24日（收信日期？），利瑪竇在肇慶給歐洲的富利卡提神父寫信說：“今天鐘塔（崇禧塔）要落成，是八角形有十八尺高，相當高而美觀。在頂端我們置一鐵柱，最上有一鍍金銅球，用兩條鐵絲系牢?！?[16]也許，利瑪竇等傳教士（番僧）參與過崇禧塔的建造。這一問題值得今后進一步深入研究。

三、謠言止于智者

程若驅(qū)先生在其《明清間中西文化溝通的樞紐—廣東》（載于1940年《廣東文物展覽會》論文、資料集《廣東文物》）一文中說：利瑪竇在肇慶“首先建筑了一座九層八角略帶歐式的塔，當時民眾因為未嘗見過西式建筑物，現(xiàn)在見了怪異的中西合璧之建筑物，便感到不舒適，稱這塔為洋塔”。該文還附有一張塔照，注明為“利瑪竇在肇慶建的九層塔”。

碧涵先生于1994年在《嶺南文史》發(fā)表了《肇慶“番塔”并非番人所建》一文，不同意程若驅(qū)先生之觀點，并提出“崇禧塔并非利瑪竇所建”，分析“番塔”之名從何而來的原因：利瑪竇入肇后挑選建教堂之地，恰好位于當時正在動工的崇禧塔旁，這是因為他著眼于地勢高、近西江以利交通供給。仙花寺教堂與崇禧塔又同時建成。崇禧塔工程為王泮主持，他對利瑪竇持友好態(tài)度，在教堂落成時又親為題匾“仙花寺”“西來凈土”。在市民眼中有可能造成寺與塔這兩者是同一工程的錯覺。利瑪竇入肇初時，自稱天竺僧人，身著僧服，官民們把他信奉之宗教視為佛教的一支，因此，更有可能將寺、塔視為一體，將座落在洋教堂附近的塔稱之為番塔、洋塔。[17]

石浩斌先生在《廣東萬歷年間所建古塔初探》一文中，把肇慶崇禧塔歸入“外來的番塔”類別。并提出“利瑪竇在崇禧塔的建造過程中引入了西方的建筑理念，促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并在塔內(nèi)陳列了西方的圖書儀器，油畫玩物并公開開放，使番塔具有了番味，使崇禧塔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實證，也成就了廣東萬歷古塔的一朵奇葩”。[18] 這一見解雖未經(jīng)有關(guān)文獻證實，也未經(jīng)有關(guān)實物考證證明，但筆者認為是比較合理的推測。

筆者在《明末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產(chǎn)—肇慶崇禧塔與仙花寺公園遺址考述》一文中，首次把崇禧塔與仙花寺公園遺址作為一個整體來考證[19]，并且提出“崇禧塔公園遺址是重要的世界歷史文化遺產(chǎn)之一”的觀點。在此，筆者強烈呼吁：由國家級專業(yè)考古隊，盡快對崇禧塔公園遺址進行保護和考古發(fā)掘。當崇禧塔巨大的地宮被打開后，呈現(xiàn)在世人面前的會是三棱鏡、圣母像、中文世界地圖、測量儀、自鳴鐘、西方書籍等物品嗎？當距離崇禧塔西邊30米遠的中西合璧式兩層建筑的地基被打開后，是否可證實該建筑就是仙花寺呢？

四、結(jié)論

崇禧塔既是“花塔”，也是“番塔”。這是自該塔建成起，肇慶老百姓給它起的兩個俗名。稱它是“花塔”，是“由于其精湛的建筑工藝”，[20] “五顏六色的裝飾”，[21] “到處都有五彩繽紛的花木”。[22] 稱它是“番塔”，是由于老百姓誤以為它是利瑪竇等“番僧”出資建造的，且建在塔旁的“番僧”寓所（即仙花寺，當?shù)匕傩沼址Q其“番鬼屋”“鬼屋”。筆者注）與其幾乎是同時開工同時建成。利瑪竇等“番僧”在崇禧塔旁的仙花寺里居住長達六年之久，是崇禧塔的唯一看護者和日常使用者，肇慶老百姓稱其為“番塔”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今天，歷史學者們認為，明朝萬歷時期珠江出海口處的琶洲塔（建于1597年）、蓮花塔（建于1612年）、赤崗塔（建于1619年），構(gòu)成“鎖二江”、“束海口”的珠江三塔，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古建筑遺存，見證了其時廣州繁忙的海外貿(mào)易盛況。那么，位于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肇慶，處于西江（珠江上游）岸邊的、被譽為“銀海世界”[23]景象的崇禧塔（建于1582年），其“老大”的身份和地位更不應該為歷史所遺忘。

“天主”一詞產(chǎn)生于肇慶，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幅中文世界地圖亦產(chǎn)生于肇慶。肇慶在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舉足輕重，是明末“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一環(huán)。筆者堅信崇禧塔和仙花寺就在那里，默默地向世人昭示著中西文明交流的真諦：相互尊重、文明互鑒、美美與共，同創(chuàng)人類美好未來。

注釋：

[1] [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文錚譯，梅歐金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第132頁。

[2] [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26頁。

[3]劉明強：《西學東漸在肇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9頁。

[4] [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44頁。

[5]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廣東歷代方志集成·肇慶府部（一），廣州：嶺南美術(shù)出版社，2009年，第138頁。

[6] [意]利瑪竇：《利瑪竇全集：中國傳教史》，劉俊余、王玉川譯，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第129—130頁。

[7]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8]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9]宋黎明：《神父的新裝》，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3頁。

[10]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11] （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頁。

[12]（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8—139頁。

[13]（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9頁。

[14]（明）鄭一麟：《（萬歷）肇慶府志》，第139頁。

[15] 劉后清：《劉氏族譜》，民國三年（1914），出版者、出版地不詳。

[16][意]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羅漁譯，臺北：光啟出版社，1986年，第84頁。

[17]碧涵：《肇慶“番塔”并非番人所建》，《嶺南文史》1994年第3期。

[18]石浩斌：《廣東萬歷年間所建古塔初探》，《廣州文博》2013年第0期。

[19]劉明強,劉俊杏：《明末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遺產(chǎn)---肇慶崇禧塔與仙花寺公園遺址考述》，《肇慶學院學報》2016年第4期。

[20][意]利瑪竇：《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第96頁。

[21][意]利瑪竇：《利瑪竇中國札記》，第161頁。

[22][意]利瑪竇：《中國傳教史》，第129—130頁。

[23]（明）劉承范：《利瑪傳》，《劉氏族譜》，民國三年（1914），出版者、出版地不詳。

本文作者：劉明強

本文原載于《中國歷史地理第一輯》P168~P177，現(xiàn)作者授權(quán)本平臺再次發(fā)布。

（注：本文觀點僅為作者個人見解，不代表平臺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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