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如此忙碌且貧窮？

工時制度直接關系到工人的生產生活。現在中國工人階級承受的普遍是兩班倒，六天十二小時，月工時300左右。中國工時不僅是世界之最，而且疫情之后還有增加的趨勢，這與中國最低工資過低和缺乏工會對資本的制衡有關。中國工廠工時過長，普遍上夜班，是資本延長剩余勞動時間進而增加剩余價值的手段。兩班倒的后果嚴重，導致工人的身體健康遭到摧殘，結婚率和生育率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勞動效率降低，次品率提高，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正常發展條件。現階段，應該提出增加底薪到四千的基礎上，落實五天八小時的主張，具體而言，一般的制造業企業應實行長白班，禁止夜班，電力、物流等有夜班運行需要的企業，應增加人手，實行四班三運轉或者五班三運轉，同時改善生產流程，減少設備故障導致的等待以及返工導致的勞動時間延長。工人在休息時間，除了恢復體力外，可以組織學習，游戲，體育鍛煉，聚會和議事等活動，組建工人團體，發展體力和智力，為工人階級的解放創造條件。

2019年6月12日，工人在比亞迪西安基地總裝車間準備為新能源汽車安裝座椅。圖源：新華社

農業生產是看天吃飯，沒有固定的工時制度，機器大生產產生之后，工人在廠房里勞動，不會因為天氣的變化而調整時間，逐漸形成了固定的工時制度，最多有夏令和冬令兩種微小的區別，但每天勞動時長是多少已經規定好了，相應就有加班時長和加班費，這種工時制度是機器大生產所必須的。中國自清朝末年引進了西方的機器生產，也隨之帶來了工時制度，比如，開平煤礦曾經有三班倒的制度，到了民國時期兩班倒就已經盛行，這是那個時代工人階級命運的一個側面。現在的工人依然困于長時間的過度勞動，身心俱疲，苦無出路。

中國現行工時制雖然是1995年規定的五天八小時，同時《勞動法》允許特殊崗位實行綜合工時制或不定時工時制，平均每周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并對超時工作支付加班費，但是，在現實當中，人們熟悉白領階層的“996”，卻不知道工廠藍領工人的工時普遍是更為糟糕的兩班倒，即一天劃為兩個班次，每個班次12小時，工人長期處于晨昏顛倒的狀態。以比亞迪為例，工人上一個月白班（早八到晚八），再上一個月夜班（晚八到早八）。這種工時之所以比996更為糟糕，是因為晚上一個月的夜班對工人身體的損害非常大，而且工資又遠低于996的白領階層。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這種工時制度產生的原因及變革的方向。

一、中國的勞動工時是世界之最，而且還在延長

工時制度直接關系到工人階級的生產生活。中國工人平均勞動時間是世界之最，2025年企業人員平均每周勞動時間達到49.1個小時[1]，超過六天八小時，而且刷新歷史最高記錄。

從縱向對比看，中國近十幾年，工時有不斷延長的趨勢，甚至在疫情期間都在延長，現實中的兩班倒代替了五天八小時成為主流工時，從橫向對比看，國際勞工組織撰寫的《中國勞動力市場的工時不足、工時過度及工時錯配》顯示，中國工人的工時既高于發達國家（如日本，韓國），也高于發展中國家（如越南）。

二、五天八小時如何倒退為六天十二小時？

八小時工作制最早由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于1871年8月提出，他創造了著名口號：“8小時勞動，8小時休閑，8小時休息”，在電視劇《覺醒年代》中李大釗在長辛店工人集會時大聲疾呼的就是這個口號。1866年9月，在日內瓦召開的第一國際(國際工人協會) 代表大會上，根據馬克思的倡議，正式提出了“8 小時工作制”的戰斗口號。

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圖源：豆瓣

五天八小時后來在西方發達國家得以實現，不僅是工人階級持續不斷的斗爭的結果，也曾經是資本家權衡利弊之后的理性選擇。正如毛主席在1959年12月30日說的：“關于縮短工作日的問題。鞍鋼有的生產單位，曾經做過一個試驗，把三班制改成四班制，六小時比八小時的效率還高一點。原因是精力更集中。英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在工人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時候，資產階級曾經做過調查，證明八小時工作比更多時間的工作，效率更高，這樣對資本家更有利，他們也就贊成了。”[2]80年代的中國，在國有經濟絕對主導的情況，體制內已經有人在研究五天八小時制度，實際上就是考慮有利于經濟特別是第三產業發展的[3]。1995年，中國政府正式出臺法律確立了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因為國有經濟那時仍屬于大頭，所以對于當時的城市勞動者來說，這一制度基本算是實行了。

那么，為什么五天八小時工作制在現在事實上倒退回了六天十二小時工作制呢？從生產關系上看，雇傭勞動關系的不斷發展是最根本的原因。九十年代之后，農村小生產的破產造成了大批農民進城打工的浪潮，90年后期開始的國企改制造成了大量工人下崗，被迫進入勞動力市場。城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造成了幾個億的雇傭勞動力供給。而且，這種勞動力供給是高度原子化的，無法對抗處于強勢地位的資本，造成了中國工人勞動條件的急劇惡化。

兩班倒工作制不是中國本土的發明，早在兩百年前的歐洲就已經存在，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馬克思曾說，在資本主義產生之前，過度勞動只在開采金礦這樣的特殊場合才有，小生產則沒有占有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兩班倒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最早由英國企業家理查德?阿克萊特于1771年創立。他在創辦紡織廠時，為實現水力紡紗機24小時連續運轉，將工人分為兩組，每班工作12小時，白班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夜班從晚上8點到次日早上8點，開創了 “人停機不停”的生產模式。另一種說法認為兩班倒制度形成于1843年，曼徹斯特紡織廠主約翰?威爾遜在工作日志中寫下 “讓機器永不停歇” 的理念，這種生產哲學迅速在工廠主群體中傳播，促使了兩班倒制度的正式確立。

馬克思曾嚴正控訴過兩班倒，他說：“在一晝夜24小時內都占有勞動，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勞動力，從身上說是不可能的，因此，為克服身體上的障礙，就要求白天被吸盡的勞動力換班工作。”[4]就連在當時英國官方眼里，這種超過一定界限的過度勞動都“實在可怕”[5]。

在中國，兩班倒制度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存在。民國時期，上海、天津等地的紡織業普遍實行12小時兩班制。中紡青島分公司所屬紡織企業實行白夜班兩班制，每班10小時。抗戰時期，重慶裕華紗廠等工廠已采用12小時兩班倒制度。

新中國成立初期，兩班倒繼續維持了一段時間，比如，紡織行業實行兩班制，每班10小時，但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逐漸建立，生產的目的由占有剩余勞動轉變為滿足社會需要，所以勞動時間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縮短。1952年之后逐漸改為三班制，每班8小時[6]。1959年，鞍鋼部分單位實行了四班三運轉（也叫四班三倒），是用四個班的工人輪流從事三班倒生產的一種輪班工作制度，工人可以得到更有規律的休息。這一制度70年代末推廣到紡織和化工等企業。

1978年改革開放，中國開始大規模招商引資。1978-1985年，港資和臺資企業在紡織、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率先使用兩班倒制度。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隨著電子工業崛起，電子廠開始大規模采用兩班倒，尤其在珠三角和長三角地區的外資和合資電子企業。90年代后期，兩班倒擴展到家電、機械、化工等更多制造業領域。最近十多年，兩班倒擴展到了汽車廠和汽配廠中，成為大部分制造業工廠的工時制度。

對中國工時制度影響比較大的是雇工峰值曾達到百萬以上的富士康集團，富士康1988年進入中國大陸，雖然勞動條件惡劣，但實行的是單班制度，1996年龍華園區開工后，實行的是三班倒。但是2000年后，富士康的工時制度改為了兩班倒，這里面的原因，一個是蘋果訂單的到來，富士康的產能急劇的擴大，另一方面就是那時三農問題日益嚴重，農民大量出外打工大大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

流水線上的富士康工人。圖源：網絡

國有企業的工時從90年代開始，也由四班三倒倒退回三班倒，美其名曰減員增效，實際上是資本向勞動的一輪進攻。1998年，杭州第二棉紡織廠改制為中興紡織廠，工人大量下崗，在崗的工人由過去四班三運轉改變為三班三運轉，用工減少800名[7]。2004年常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在中國紡織協會的指導下，以四班三運轉改為三班三運轉為突破口，在2004年一次性裁員6300人[8]，諷刺的是，這個“裁員增效”的案例還被評為首屆“中國人力資源管理大獎”的成功案例。1995年，中國法律規定五天八小時成為標準工時，但主要只能在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企實行，隨著國企改制，僅存的國企中大部分工人又是派遣工，真正能享受到五天八小時的工人少之又少。

綜上所述，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工人階級工時延長的過程，從已經普遍落實的四班三倒和1995年的五天八小時退回到兩百年前英國和解放前舊中國的兩班倒，這不得不說是一個重大倒退。從根本上說，工時的延長是勞資力量對比中資方占據上風的結果，實際上是一種絕對剩余價值的增加，是資本對勞動剝削的加重。

中國現行工時過長除了資本剝削的原因之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勞動力買賣作為一種商品買賣，本來可以通過勞動力的市場供求來調節，不會一直延長，而看不到縮短。但勞資雙方并不像一般商品買賣那樣是平等的，資本掌握著生產資料，掌握著招聘條件的設定、合同條款的擬定、輪班制度的確定、工資發放的時間和方式等權力，所以，勞動者只能抱團組成工會，才有可能構成對資方的制衡。由于中國缺乏工會對資方的制約，又沒有集體談判機制，使得資方在勞資關系中處于絕對強勢地位，就連官方在2008年《勞動合同法》出臺的時候也承認“勞動者相對弱勢、資本過于強勢，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保護”[9]，由此造成工人的工資被過分壓低了，這是工時過長被工人接受的一個直接原因。工廠普遍貼著本地最低工資發放五天八小時的工資，最低工資又普遍只有兩千多元，扣掉社保所剩無幾，為了能夠生活，必須要加班。很多時候，工資計算方式由計時改為計件，工人為了拿到同樣的工資，又被迫要延長勞動時間。最近有抖音博主做了一個送外賣的挑戰，在不闖紅燈，不逆行，不超速的情況送外賣，每天八小時，周末雙休，最終結果是一個月只能掙到1642元的收入。

非正式用工的濫用也是工時過長的一個原因。饑餓營銷使得制造業工廠有時短時間內需要大量勞動力，所以企業喜歡使用大量的小時工。勞務派遣在實際過程也被大面積濫用，滿足了企業旺季需要大量工人長時間加班的用工需求，在淡季可以輕易解雇，規避責任。

電影《特區打工妹》海報。圖源：豆瓣

工人階級對勞動時間的延長是有過抵制的。上世紀的80至90年代，由于社會主義革命余波的影響，國企工人以怠工為主要手段反對干部的官僚和腐敗，但因為工人缺乏組織，這種消極反抗導致的是管理層以怠工為由，建立起更為嚴苛的管理制度和工時制度[10]。農民工中也曾有過抵制，90年代初拍攝的電影《特區打工妹》中有農村教師出身的女工杏子反對加班，認為這是“老板利用我們賺取剩余價值”，但其他女工認為可以多賺加班費，她只能以辭工來對抗。2016年，各地的沃爾瑪工人曾經抵制過資方以綜合工時制變相延長勞動時間，甚至曾短暫得到過官方工會的支持，但最終也是以失敗告終。總的來看，抵制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缺乏組織，也與早期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身份有關。中國工人階級在21世紀以來的斗爭，集中于增加工資和要求關廠補償，2014年以來又有要求繳納社保和公積金的一輪斗爭，但很少有提出縮短勞動時間的訴求，之所以這樣，一方面與最低工資過低有關，另一方面也與以農民工為主的工人缺乏公共生活經歷，缺乏政治意識有關。

三、過長的勞動時間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

1.過長的勞動時間對工人身體健康的影響

人是生產力中最寶貴的因素。過長的勞動時間創造了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但這是以摧殘著工人的身體，限制工人的智力和政治意識發展為代價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英國工廠視察員的話說“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嚴格地強制貫徹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會改革方面采取進一步的措施，是決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巴黎公社的重要舉措之一就是取消面包工的夜班。

工時過長造成了工人的早衰和職業病頻發。職業病在統計數據中九成都是塵肺病和矽肺病，這和中國職業病的認定有關（塵肺病只能是在煤礦等特定勞動環境下發生，容易認定，企業方很難逃脫），但工廠的職業病絕不僅僅是這些。面相顯老是工廠普工的共同點，在噪音大的工廠容易導致聽力受損，長期在印花廠、五金廠工作可能因接觸化學物質、粉塵、高溫、噪音等，引發多種職業病，主要包括呼吸系統疾病、皮膚病、聽力損傷、肌肉骨骼問題及職業性腫瘤風險。夏天長時間戶外作業的工人容易中暑，因熱射病死亡也屢見不鮮。由于長期疲勞工作，工人在工位或宿舍突然猝死也屢見不鮮。世界衛生組織對194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結果顯示，與周工作時間為 35-40小時的勞動者相比，那些周工作時間達到或超過55小時的勞動者患缺血性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更高。有中國學者從2369個樣本中得出結論：“工作時間對勞動者身心健康的影響存在閾值效應。當腦力勞動者周工作時間超過40小時， 體力工作者周工作時間達到或超過50小時， 勞動者身體健康狀況開始變差；周工作時間達到或超過70小時，無論是腦力勞動者還是體力勞動者，其身心健康狀況都進一步顯著惡化。”[11]中國肥胖的快速增加也有勞動時間過長有關，“當勞動時間超過8小時，睡眠時間不足7小時，均會促使BMI及腰圍顯著增加。”[12]

長時間勞動對工人心理的影響也不容忽視。2022年梁永錫等對某市電子制造業職業人群的研究顯示抑郁癥狀檢出率為73.5%，廣東省職業病防治院主任醫生陳惠清等對廣東省電子制造企業員工的調查中，抑郁癥狀檢出率61.2%，而且疲勞程度與抑郁癥狀檢出率呈現正相關性，也就是勞動時間越長，抑郁癥狀檢出率越高[13]。2010年富士康工人十三連跳與24小時連軸轉的工時制度就有密不可分的關系。2021年，在深圳某電子廠實習的丹江口職業技術學校高二學生余某從宿舍六樓墜亡。據其父親的公開信，余某生前實習壓力過大，每日高強度工作長達十一小時，連續十余天通宵夜班，四次請假都被班主任以“曠工”警告處理。

有人感慨“干了12小時兩班倒五年，到了30歲，腰都變50，睡眠也變成60”，還有人吐槽“三年都沒陪孩子過周末，回家的時候孩子都睡著了，出去的時候孩子還沒醒”；更有不少人無奈表示，“熬夜夜班搞得內分泌失調，看病花的錢比工資還多”[14]。這些實話，戳中了兩班倒的殘酷本質——不僅剝奪了休息的時間，還一點點蠶食著打工人的健康和尊嚴。

2.過長的勞動時間對結婚率和生育率的負面影響

勞動力再生產是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現在勞動時間過長，工作之外的時間只能睡覺和處理必要的家務，社交可謂是一種奢望，工資又過低，最低工資全國范圍在2000多元，無法進行正常勞動力的再生產，這是中國結婚率和生育率過低的經濟原因。

有學者從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數據庫中提取三萬多個樣本，確鑿地證明了：“從超時勞動來看，超時勞動每提高1單位，青年勞動者結婚可能性顯著下降1.781%，生育可能性顯著下降5. 253%。從工作時長來看，工作時長每提高1單位，青年勞動者結婚可能性顯著下降0. 991%，生育可能性顯著下降3. 320%。”[15]

單身和獨居的人口也在逐年增加。2020 年全國“一人戶”（獨居家庭）達1.25 億戶，占全國家庭戶總數25.4%[16]。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23》的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底，我國的單身人口已突破2.4億，并且這一趨勢還在繼續。

3.過長的勞動時間對生產效率和次品率的影響

工時過長造成了生產效率低下，產品不良率居高不下，這是工時過長對生產力造成的直接破壞。長時間工作會讓身體和精神持續處于疲勞狀態，注意力難以集中，容易出現操作失誤。疲勞會降低判斷力和反應速度，難以及時發現生產中的異常或偏差。持續高強度工作會影響動作協調性，導致標準化操作執行不到位，增加質量隱患。

根據麥肯錫發布的《制造業設備管理白皮書》，中國制造企業平均每臺關鍵設備每年發生3.8次故障，而歐美標桿工廠這一數字僅為1.2次。60%以上的故障是由于日常維護不到位或點檢流于形式[17]，而點檢流于形式，原因在于工廠不把早上點檢的時間列入工作時間，造成工人沒有積極性去做這項工作，類似的還有每天工作后的擦拭機器和打掃衛生，工廠也不會把這些計算進工作時間，這是一種變相的延長勞動時間，馬克思把這個叫做“偷時間”。中國質檢報告顯示，在汽車總裝過程中，“工人疲勞和壓力大”是導致裝配質量問題的主要原因之一。[18]有電子廠的數據顯示，“凌晨3-5點產品不良率峰值可達日間2倍”[19]。

據測算，工人每個小時的勞動效率不是均等的，在第二個小時達到高峰，然后開始下降，第六個小時急劇下降，且加班時最大工作效率與正常工作時間內轉折點處（第6個小時）的工作效率一樣[20]。以上數據可以看作是縮短勞動時間的生理學基礎，也就是未來理想的工作時間，可能是每天六小時，每周最多干五天。從多重權重的估計結果看中國“過度勞動”的經濟年度總損失，“范圍在1.30萬億-1.59萬億”。[21]這個損失占GDP的比重遠高于日本和澳大利亞。

過長的勞動時間還造成了事故頻發。有報道稱“超長加班，過度疲勞是工傷事故的主要原因。在走訪的深圳市龍崗區受傷住院職工中，因個人因素導致受傷的人員占50.3％，大部分受訪者都認為是由于精神不集中，過度疲勞所導致的事故發生。”[22]而疲勞駕駛與交通事故的高度相關性，已經成為社會廣泛共識。

四、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首先， 血汗工廠制度帶給了資本家巨大利潤，帶給工人的只是微薄收入和牛馬一生的命運。工人應該從思想上抵制現在普遍實行的兩班倒，“讓思想沖破牢籠”（《國際歌》），爭取真正落實五天八小時，如果僅僅是因為夜班管理松而喜歡上夜班，這只能說是一種消極的反抗，而且在數字化監控下摸魚也越來越難。有學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選擇上夜班是我國制造業工人逃避資方監管的日常策略之一。由于中高層管理者通常不會上夜班，夜班的監管比白班更為放松， 工人偶爾打瞌睡、 玩手機也不會受到懲罰。”[23]但隨著數字化監控設施的普及，工人“喜歡”上夜班的理由消失了，“Ａ工廠的一名車間管理人員說道：以前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工人比較喜歡上晚班……以前我很不能理解，為什么？白天上班多好， 我的生物鐘也正常是吧？我上晚班我還得熬夜，這對身體就是一個很大的損耗。但其實不是的，他們工人寧愿上晚班，為什么？ 白天的話有人管，晚上自由度非常高。……以前沒有數據，你不可能總是盯著他。現在我們通過這種數字化（監控）系統，你逃不了了。現在A廠的工人你問他喜歡上什么班，大家都會說上白班好一點。（訪談， 20201014）”[24]

要解除工人對縮短勞動時間可能性的懷疑，我們不妨做一些縱向和橫向的對比，可能很多工人并不清楚兩班倒在中國實行的時間并不長，在國外同等類型的工廠也早已絕跡。根據前文所述，1959年，中國的鞍鋼就已經嘗試了四班三倒，1971年中國的化工廠，也已經實行了四班三倒。1970年代末，中國企業已經普遍實行四班三倒。劉強東甚至從資本家的角度也看出了當機器逐漸取代人力之后，“未來員工可能每周只需工作一天甚至一小時”[25]。

現在德國大眾和日本豐田的工時制度是怎么樣的呢？日本豐田是限制夜班的，基本工時是四班三倒，豐田工廠的四班三運轉制是一種輪班制度，將員工分為A、B、C、D 四個班組，每組在8天周期內連續工作2天早班→2天中班→2天夜班，然后休息2天，形成 "2早+2中+ 2夜+ 2休" 的循環模式。每周平均工作42小時，低于法定上限。連續工作不超過2天，避免過度疲勞，每8天有2天連續休息，利于調整狀態四組輪換，避免長期固定夜班對健康的影響。在生產旺季或訂單激增時，可臨時增加班次或微調休息時間，但嚴格控制月加班不超過30小時（豐田自定標準，低于法定 45 小時上限）。德國大眾每周35小時(5天)，生產線工人實際約 30-33 小時/周，實行的是類似日本的四班三運轉。2027年起，沃爾夫斯堡工廠計劃試點每周四天工作制。

其次，從來沒有神仙皇帝，一切要靠我們自己，工人要爭取立法，提高最低工資，限制工作日[26]。中國的最低工資全國各省都只有兩千多元，普遍低于本地社平工資的六成，應該立法規定最低工資不能低于本地社平工資的六成，按照現在各地社平工資普遍在七千以上計算，中國的最低工資最少應該在四千元。一般的制造業企業（比如汽配廠、電子廠、服裝廠等）應該取消夜班，落實五天八小時的長白班，電廠、快遞工廠等在現階段有夜晚運行需要的應該增加人手，實行四班三倒或五班三倒。比如很多崗位比如物流分揀的工作過累，一個人在干兩個人的活，人比牲畜還不如，這是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時都不能解決的，這些崗位應該增加人手。服務業工人比如超市工人也應該相應減少勞動時間。

再次，工人應該爭取改善生產流程。生產流程安排不合理，設備日常維護不到位，非到壞了才去修，返工率高，這也是工人勞動時間過長的一個原因。工人應該要求廠方及時檢修設備，減少因設備故障導致的無謂等待時間。

那么，縮短了勞動時間，增加了休息時間，工人除了恢復體力，還應該做什么呢？這也是現實當中工人存在的一個困惑，許多工人除了用雙手掙錢，不知道該做什么。馬克思曾說：“不言而喻，工人終生不外就是勞動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時間，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勞動時間，也就是說，應當用于資本的自行增殖。至于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里），—— 這全都是廢話！”[27]也就是說，工人應該利用休息時間去學習，去發展智力，去履行社會職能，去社交，比如，工人在休息時間，除了恢復體力外，可以組織學習，游戲，體育鍛煉，聚會和議事等活動，組建工人團體特別是工會，發展體力和智力，為工人階級的解放創造條件。

原標題：論兩班倒的成因、危害及變革方向 作者：思晨

注釋：

[1]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2]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第291頁

[3] 胡平：《五天八小時出臺始末》，作者時任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主任

[4] 《資本論》第一卷

[5] 《資本論》第一卷

[6] 郭錚：《二班改三班，縮短了工作時間》，《中國勞動》1956年第12期

[7] https://www.baike.com/wikiid/542177365018278071?anchor=21

[8] 馬超 , 高元祥：《常山股份裁員增效案例》，《中國人力資源開發》， 2006年

[9] 《歲月留痕：吳邦國工作紀事》，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2頁

[10] 《改革年代資本運動》，第19-20頁

[11] 王廣慧、 蘇彥昭：《工作時間對勞動者健康影響的閾值效應分析》，《勞動經濟研究》2021年12月

[12] 王欣、楊婧：《勞動時間長度與健康的關系——基于肥胖視角》，《人口與經濟》,2020第1期

[13] 陳惠清等：《電子制造企業工人疲勞度與抑郁癥狀相關性分析》，《職業衛生與應急救援》，2025 年 8 月

[14] 網文：《打工人怒贊：12小時兩班倒該停了！8小時工作制才是共贏之法》

[15] 肖涵、葛偉：《超時勞動對青年婚育行為的影響機制分析》，《山東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3期

[16] 數據來源：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

[17] 麥肯錫《制造業設備管理白皮書》(2021)

[18] 數據來源：中國質量協會，https://www.caq.org.cn/html/zyfw/hjlw/11012.html

[19] 伙伴云平臺《電子廠生產管理與排班制度》，https://www.huoban.com/yx-jiaocheng/o12lWaajErokD7gl.html

[20] 王欣：《過度勞動及其經濟損失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頁

[21] 王欣：《過度勞動及其經濟損失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頁

[22] 王欣：《過度勞動及其經濟損失研究》，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72頁

[23] 鄧韻雪：《數字時代的勞動監控：基于四家工廠的案例研究》，《清華社會學評論》第20輯

[24] 鄧韻雪：《數字時代的勞動監控：基于四家工廠的案例研究》，《清華社會學評論》第20輯

[25] 劉強東11月7日在2025年世界互聯網大會烏鎮峰會開幕式上的講話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3484416.html

[26]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寫道：“為了抵御折磨他們的毒蛇，工人必須把他們的頭聚在一起，作為一個階級來強行爭得一項國家法律，一個強有力的社會保障，使自己不致再通過自愿與資本締結的契約而把自己和后代賣出去送死和受奴役。”

[27] 《資本論》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