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人為何能掌控泰國經濟

曼谷唐人街

潮汕方言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熱映，也讓“僑批”（華僑寄回國內的信件及匯款）這個原本鮮為人知的概念進入大眾視野。這不僅僅是接濟了原籍家人的生計，甚至對近代中國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1930年，中國每年的外匯收入，竟有高達65%都來自僑匯。

也是因此，很長時間里，人們都有一種印象，就是那些“下南洋”的都賺了大錢。盡管海外華人華僑大部分也都從事著普通而艱苦的勞動，但有一點不可否認：華人在東南亞國家都掌控著與其人口比重完全不相稱的經濟份額。

據東盟-韓國中心的研究，除了越南在1976年統一之后大量驅逐華人、導致其資本重創之外，華人在東南亞幾乎所有國家都掌控著超過60%的經濟份額。以泰國為例，華人只占全國人口的14%，卻控制了81%的經濟產出。

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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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能崛起為東南亞經濟的主宰者，這在起初肯定是誰都想不到的。

事實上，下南洋的通常都是迫于生計走投無路的窮苦人，大多沒受過什么教育（所以連寫家信都要請人代筆）。早期的移民只想賺錢，對文教不重視，華人也很少會往律師、醫生、文化人這些職業方向發展。然而，就是這樣一群“低端人口”，最后卻創造了商業傳奇。

華人在泰國尤為成功，大量躋身精英階層，這其中的一大關鍵，是泰國王室對待華人的態度。

1767年，緬甸大軍攻滅暹羅阿瑜陀耶王朝，大將鄭信起兵復國，也因此被擁戴為國王，在位15年。為了避開緬甸人的鋒芒，他遷都到湄南河入海口的曼谷，而早期的曼谷，原本其實是一個華人港口商業城鎮。

晚至1849年，華人都占曼谷全市人口一半，泰人不到35%；直到1952年，華人仍占曼谷人口的四分之一。可以說從一開始，這座城市的發展就離不開華人，19世紀的歐洲人甚至覺得它“帶有鮮明的中國城市特征”。

▲曼谷鄭王廟（圖/圖蟲創意）

鄭信的父親就是潮州澄海縣人，他因此特別照顧潮州人，在其統治時期潮州人被稱為“皇家華人”，被授予一系列商業特權。這又反過來吸引了更多潮汕人移民過來，老鄉之間“傳幫帶”，形成穩固的利益集團，因此潮汕人在泰國華人群體中一直穩穩占據主導地位。

到1955年，泰國231.5萬華人中，潮汕人占56%、客家人16%、海南人12%、廣府及福建人各7%、其他2%。歷任泰國華人總商會主席，基本都是潮汕人。

潮州人能成功，并不只是靠關系和人多。一直以來，潮州人建造的商船在閩粵沿海帆船類型中最大最堅固，他們也善于發現和把握機會。

清代暹羅是中國的藩屬，清廷允許朝貢船只免稅攜帶一定量的貨物，朝貢商人因此可以獲利兩三倍以上。由于華人對兩國都比較了解，當然就成了朝貢貿易的不二人選，長期壟斷這一利潤豐厚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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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華人在泰國總人口中始終占比不高，但他們有幾個特質使得他們在商業活動中遠比泰人成功。

首先是對錢財的強烈興趣，“下南洋”的本來就是為了去賺錢的，對此有著強烈的意愿，為了“發財”愿意投身最艱苦的勞作；其次是濃厚的宗族觀念（閩粵一帶尤其如此），使得華人將事業成功看作是光宗耀祖的最佳實踐，很多人都憧憬著有朝一日能衣錦還鄉，這遠超過個人糊口目的；再次，華人內部有著互助的傳統，一旦他們進入一個行業，外人幾乎很難競爭得過他們。

泰人與之迥然不同。他們沒有宗族觀念，沒有祭祖儀式，佛教強調個人修行與個人解脫，像華人那樣想著自己發達或發財，只會被看作“凡心太重”。

華人相信“金錢萬能”，但泰人卻鄙視錢財，他們信奉先賢披耶鸞（Phra Ruang）的格言：“不作非分之想”、“寧棄財富，不棄榮譽”、“愛己身勝于愛財”。

熱帶物產富饒，也使得南洋土著缺乏華人那樣的節儉、儲蓄觀念，因為不辛勤勞動也餓不死，但這么一來，就很自然地難以攢下多少剩余資本用以投資。

何況華人的宗族、社群網絡，可以合伙做生意，這就讓分散的小資本可以聚集起來抓住機會——用潮汕方言說，都是“膠己人”（自家人），生意場上因這層關系而互幫互助、互惠互利，乃至可以關照讓利，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這肯定比單打獨斗強。

二哥豐廟，位于泰國 曼谷唐人街 警察局樓頂的華人廟宇，供奉傳奇華僑 鄭智勇 （二哥豐），被視為財神

與華人不同，泰人對商業、貿易沒有興趣，在職業選擇上只偏愛農業、公務員和獨立經營。這些職業穩定且體面，而商業、貿易都需要冒風險，還沾染“銅臭味”，社會的商業文化也就發展不起來。

本來現代社會的發展，必然伴隨著工商業領域的高度分工協作，然而，泰人也不喜歡做工匠，因為在暹羅社會，有技藝的工匠只會被迫為權貴服務終生。相比起來，華人在泰國不受徭役束縛，更不會賣身為奴，可以自由從事職業。

暹羅直到1899年才正式廢除徭役制，1905年結束奴隸制，這本來倒是讓普通百姓獲得了解放，但政府以前不用花錢，靠徭役來修建公共工程，現在給工資也沒人愿意干這些活，最終變成靠華工修建。

這就出現了一個諷刺性的后果：暹羅在近現代化的過程中，泰人平民在獲得人身自由之后，反倒更加偏愛自給自足的農業或當公務員，把商業、貿易、工礦、工資勞工等行業都拱手讓給了華人支配。

必須指出的是華人消費也帶動了本地經濟：19世紀下半葉，暹羅國家總收入的一半，都來自于四種利潤最豐厚的承包稅，即鴉片、賭博、彩票、酒的承包稅。這四塊消費幾乎都靠華人，泰人很少參與。

也因此，有人嘲諷說：“泰國一方面依靠著華人的優良品德來發展它的工商業，另一方面政府又依賴著華人的不良道德來發展它的國家收入。”

1890年，英國領事館的關稅調查發現，在暹羅的自由貿易企業在獲得條約特權35年之后，仍然競爭不過華人：這一年，華人掌控曼谷62%的貿易，英國人26%，印度人8%，而泰人還不到4%。英國領事館在1882年就報告稱：“暹羅的整個商業都在華人手中，現在很難找到一個暹羅商人或暹羅店主。”

華人對全國經濟活動的掌控，自此一直延續至今，但也因為太成功了，終于引起政治上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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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暹羅國王拉瑪六世以筆名出版了一本小冊子《東方猶太人》，猛烈抨擊華人唯利是圖，無法同化、缺乏公民道德。自此，“東方猶太人”的稱號一直伴隨著華人，這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到來，即泰國的政治精英開始難以容忍本國的經濟活動受“異族”支配。

在此之前的1910年發生了一連串事件：親華的拉瑪五世（朱拉隆功大帝）駕崩，而繼任的拉瑪六世卻是反華的民族主義者；同年發生華人大罷工，引發政治精英的警惕與不滿；也是在這一年，清廷取消移民禁令，加上孫中山對海外華人的關心，使暹羅華人普遍希望辛亥革命后的國民政府能保護其利益。

隨之而來的，是華人創辦了第一批中文報紙、華人學校、建立新型華人社團，這種民族意識的覺醒和內部團結，反過來又讓暹羅上層更為憂慮。

1925年，暹羅對華大米出口額1600萬銖，同年僑匯達到1200萬銖——這意味著，中國差不多是拿華僑從暹羅匯回來的錢買暹羅大米。在民族主義情緒發酵下，華人的忠誠與否就構成了對國家經濟的一種威脅。

1932年，海峽殖民地總督休·克里福德受邀訪問曼谷，他說：“這個國家的一切都好。……唯一的缺點是準許過多的華人在這里生活，如果暹羅政府不采取任何限制，將來一定會碰到麻煩。”

這句話后來一直被泰國民族主義者用來攻擊華人。

鑾披汶·頌堪（1897-1964）

其實他父親就是潮州人，本姓吳

1938年，鼓吹“泰人至上”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鑾披汶·頌堪上臺，將國名改為“泰國”，任命鑾巴立為財政部長，進行激進的經濟泰化政策。

華人企業被國有化、取消華人在燕窩等領域的經營特權、禁止非泰人從事食品販賣，并對食鹽、煙草都征收重稅，試圖從根本上打擊華人的經濟支柱。不僅如此，所有中文報刊都被無限期封閉，華校也遭關閉。

一時之間，暹羅華人的處境到了三百年來最險惡的境地，經濟地位搖搖欲墜，連自己的民族認同都難以保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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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如此，華人對泰國經濟的掌控仍未被摧毀。很大的一個原因是，當華人被迫退出一些行業和職位后，留下的空缺難以填補。

即便泰國政府竭力勸說泰人去販賣大米，但他們卻不感興趣；理發業本來幾乎由華人壟斷，現在政府開辦學校傳授泰人理發技藝，但招不到學生。泰國的貴族上層雖然有資本，但他們太在乎“榮譽”，不愿意公開從事工商業或金融、貿易，因為在傳統上有辱他們的“身份”。

1945年二戰結束，中國是戰勝國，泰國政府擔心因戰時親日而遭懲罰，主動修好，于是一度放松了對華人的排擠。但暗中的排斥并未停止，1949年2月，《職業保留條例》頒布，宣布禁止外僑從事十類職業，其中包括理發、制鹽、金屬鑲嵌、駕駛出租的公交汽車、三輪車及機動三輪車等業。

1951年8月，又增加六種保留職業，包括駕駛出租汽車、燒炭、制造雨傘、制造袈裟等職業。所謂“外僑”，當然主要就是針對華人。

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對泰國華人社會來說是一大轉折點，原因有二：一是數百年來第一次，中國移民來源斷絕了，華人勞工無法再補充，而通常第二代就融入泰國社會了；二是，新中國政府不再承認雙重國籍。一般情況下，向國內匯款的多是到泰國不滿十年的華僑，因此，到1978年中國再次開放國門時，僑匯也基本成為往事。

僑批“銀信合一”（信中夾寄錢）

當然，早在1949年之前，華人就已普遍融入泰國社會。1934年的泰國議會中，明確家世來源的57位議員中，竟有多達21位具有華人血統。這不僅僅是因為泰國華人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看到改變身份認同的好處，也不止是因為鑾披汶1938-1944年間的同化政策，也因為泰國社會對華人的接納。

歷史學家施堅雅在《泰國華人社會》一書中有個發現：“泰人的心理有個有趣的特征，不管他們對‘那些華人’的惡感多么強烈，他們從來不反對任何一個講話和做事像泰人一樣的中泰混血兒。”

泰國也不能承受驅逐華人的經濟后果：1955年，泰國政府每年從鴉片專利可獲1.17億銖，華人直接貢獻約7500萬銖；華人每年繳納隨身證例費總款高達1.22億銖，僅此一項已超過僑匯總款額。換句話說，華人為泰國經濟做出的貢獻，遠比匯回中國的大得多。

在戰后初期，泰國主要出口貨物是：大米、橡膠、錫、木材，1951年僅這四種貨物就占到泰國出口總額的86.5%，而其中五分之四的生意都歸華人所有。

到1950年代末，曼谷企業主和高級經理人的70%都是華人，90%的企業股份和工商業資本都在華人手中。1990年代，泰國銷售額前十的企業中，有九家的老板都是華裔。當然也有越來越多泰人進入各行各業，但他們大多是占據華人向上流動之后騰出來的較低崗位。

時至今日，華人在泰國社會的經濟掌控力量仍不可動搖，幾乎構成了泰國全部富裕精英。根據《福布斯》雜志2010年的報告，泰國排名前40的富豪，80%都有華人血統。像正大集團的謝易初就籍貫潮州，億萬富翁及前總理他信（丘達新）則是梅州客家人出身。

幾十年演變下來的結果，泰國政治精英并未能終結華人的經濟掌控，卻成功地讓越來越多的泰國華人自我認同為“泰國人”。我在泰國旅行時，見過一些泰國人家仍然供奉祖先牌位，但他們已經不會認漢字、說漢語了，往往也沒有中文姓名。

華人終于被同化成了泰國人，但錢還是攥在他們手里，而那依靠的，正是一代代傳承下來的商業經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