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 其：難忘的東城歲月——“胡同串子”的回憶

作者簡介：陳其，1950年出生于北京。1978～1985年，就讀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先后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1990～1997年，留學美國夏威夷大學歷史系，獲博士學位。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主任、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專業委員會理事長。編寫多套歷史教科書。著有《史海萍蹤》《海歸心路》《回望美國》；合著《北大老宿舍紀事·中關園》（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編著《燕園陳跡》（2024年，中國華僑出版社）和《燕園絮語》（2025年，世聯出版社）。2010年退休。作者授權發布。

引 子

“胡同”一詞起源于元代，已有700多年歷史。北京胡同多為東西走向，寬度較窄，兩側是四合院，形成棋盤式格局。四合院是傳統民居，通常為單層，布局對稱，體現傳統的家庭觀念。

在我的印象里，20世紀下半期胡同的情形大致如此：

胡同布局很有特色，為“魚骨狀”的布局，一條條胡同像魚骨一樣排列，縱橫交錯，狹窄曲折。外來人在其中穿梭，仿佛進到一個迷宮。

身份較高居民的住宅以四合院為主，院子一般采取正房和廂房的布局。這些大宅子，多為青磚灰瓦、雕梁畫棟、門樓上有磚雕等。四合院的大門多為厚重的木門，門上的銅環被歲月風雨打磨得锃亮；院子里的老槐樹，見證著幾代人的悲歡離合。胡同中存在各式各樣的老物件，如墻角的石墩，門口的石獅子等、斑駁的墻壁上掛著鳥籠。這些細節增添了北京胡同獨特的歷史感和文化況味。

胡同里的大宅門

普通老百姓一般住在普通的院子里，大雜院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因地震迅速膨脹。雖然擁擠嘈雜，大家和諧共處，形成互助、和諧的生活氛圍。然而，唯一的缺陷在于：整天婆婆媽媽、是是非非、家長里短，一覽無余，毫無隱私可言。

胡同里聚集著各類手藝人，如磨剪子戧菜刀的、賣糖葫蘆的、捏面人的，等等。磨剪子師傅騎著自行車，車后座上綁著一塊磨刀石，邊走邊吆喝：“磨剪子來——戧菜刀！”那聲音悠長而有韻味，吸引著居民們拿著剪刀和菜刀出來打磨。他們的精湛手藝和獨特吆喝聲，為北京的胡同增添了生活情趣。

那么，怎么冒出個“胡同串子”的說法呢？

“胡同串子”是地道的老北京話，似乎有以下幾種含義：首先指那些游手好閑的人，特指那些沒有正經工作，整天在胡同里閑逛、無所事事的人。其次，愛串門、愛四處打聽、喜歡與人聊天的人。再次，是更帶有貶義的稱呼，用來形容那些不務正業、喜歡惹是生非的人。此外，還特指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群體：清末民初，北京的八旗子弟中有許多被稱為“胡同串子”，他們依祖蔭生活，吊兒鋃鐺，不務正業，整日游手好閑。總體而言，“胡同串子”這個詞帶有濃厚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既可以指一種生活方式，也可能帶有一定的情感色彩，但基本上帶有貶義，是“上層人”對胡同下層居民的誤解和蔑視。實際上，胡同，特別是東城的胡同，曾是臥虎藏龍、人才輩出之地。北京人對這個詞應當慎用，甚至完全停用了。

東單三條70號

1981年，我成家后，居所便從海淀區搬到了東城區。

人生的前三十年，我在西郊田園中的安靜、學術殿堂的肅穆里度過。從世外桃源突然遷入鬧市，立即感受到濃濃的京城煙火氣。每天被車馬的喧騰籠罩著，生活節奏頓時加速，心境興奮起來，情緒比較高昂。

難怪，小時候我們把進城當做一件天大的喜事兒。大家蹬著自行車，你追我趕，疾馳二三十公里，直奔西單、前門、王府井等處。我們“村里人”（中關村一帶的人）沒見過大世面，土頭土腦，東張西望，猶如“劉姥姥”。每人雖然都囊中羞澀，但還是忍不住滿足味蕾。最后，在吉祥戲院邊的餃子館，來一盤三鮮餃子，就算打了牙祭。那是最大的幸福，并以此作為京城一游的完美的鄭重的收官之作。

老吉祥戲院

東城在當時北京四大城區中，地位比較顯赫。它的歷史演變可追溯至先秦時期，經歷了多個朝代的行政區劃調整與文化積淀，最終形成今日之格局。在周代，東城區境屬薊國薊城，后屬燕國薊城。從秦漢至隋唐秦置薊縣，王莽時期改名伐戎縣，東漢復名薊縣，后延續至隋唐，始終是北方行政中心的一部分。到遼金元時期，城市功能初顯。遼會同元年（938年）改稱薊北縣，開泰元年（1012年）更名析津縣，屬南京析津府管轄。金貞元二年（1154年）改稱大興縣，金中都的東北部即今東城區域，開始具備城市核心功能。元代是個重要的發展期：大都城的東半部位于今東城區，成為元朝政治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奠定了其“內城東部”的地理定位。

明清時期，東城的行政與文化中心地位逐漸確立。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定都北京后，東城劃分為15個坊，如金臺坊、靈椿坊等），并成為皇宮所在地（今故宮），城市格局進一步明晰。清代，這里屬大興縣，駐有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皇城與內城功能強化。清初攝政王多爾袞的睿親王府（后改建為普度寺）即位于南池子區域，彰顯了其政治地位。

民國至新中國成立前，現代區劃出現雛形。在民國初期，北平特別市成立后，區境劃分為內一區、內三區等，城內屬京都市政公所，城外屬大興縣。民國時期，北京素有“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之說。西城的“貴”，指達官顯貴云集，明清后裔，八旗子弟、學問大家比比皆是，數不勝數。除了高墻大院的大宅門，一般的小四合院或小大雜院里，其實也住著很多有頭有臉兒的文化人 。為什么會有“東富”的說法呢？原來，因東城區在明清時期就因漕運和倉儲而成為富人聚集地。北京城的13個大型倉庫中有7個位于東城，這些倉庫用于儲存漕運而來的糧食。同時，東城也是商賈云集的地方，許多錢莊和銀行都設在這里，因而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漸形成。因此，“東富”的說法在歷史上還是有依據的。然而，并非所有東城居民都屬于“非富即貴”的范疇。東城區的社會結構較為復雜，除商人、銀行家等富人階層外，還有大量的普通勞動者和中產階級。此外，民國時期的社會動蕩也造成一些原本富裕的家庭中道衰落，也有一些新興中產階級開始崛起。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東城區境屬北京市，1950年調整為第一區、第三區等，為后續合并奠定基礎。1952年，設立東單區、東四區，1958年兩區合并為東城區。

東城區作為文化、政治中心的核心區域，曾居住或活躍過很多歷史名人。解放后長期，老舍先生居住于東城區燈市口西街豐富胡同19號；文學家茅盾，1974年至1981年居住在交道口后圓恩寺胡同13號；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曾居住于細管胡同9號；解放后，東總布胡同53號成為中國作家協會駐地，趙樹理、嚴文井、張光年、劉白羽、蕭乾等作家在此居住并開展文學活動。冰心曾在中剪子巷居住。東城區還曾經居住過很多政治與軍事人物，如北平和平解放的關鍵人物傅作義，他當時就是在史家胡同23號作出和平解放北平的決策。開國元帥劉伯承，解放后曾在東城區有故居。此外，還有抗日名將佟麟閣，其名字出現在東城區革命烈士名錄中。

目前，我已年過古稀，但在東城生活不到十年（1981-1990）。因而，也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胡同串子”。的確，我出生在東城的協和醫院，后住在沙灘東黃城根的老北大宿舍，但兩年后就西遷海淀北大一帶。而立之年成家后，又回到與出生地近在咫尺的東單三條，成為半路出家的“胡同串子”。正是從這里，我走向工作崗位，又告別這里，奔赴美國夏威夷留學。回國時，我年近半百，又重回海淀居住。回想一生75年中，在海淀住了54年，在美國7年，內蒙農村5年。滿打滿算，在東城的胡同里也就住了9年。

我所居住的東單三條，緊鄰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元代，當時這里被稱為“丁字街”，是元代北京的一個菜市場。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遷都北京后，在皇城東南興建了十王府，因此得名“十王府街”。清朝沿襲明制，在此建了八座王府，街名改為“王府大街”。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因街上有優質甜水井，更名為“王府井大街”。王府井逐漸發展為商業街。清末時，東安市場建成，銀行、商號等紛紛落戶。新中國成立后，王府井百貨大樓建成，成為新中國商業的標志性建筑。改革開放后，王府井經歷了大規模改造，1999年正式成為步行街。

王府井大街上的井蓋

王府井大街是中國著名的商業街，匯聚了眾多知名商業設施，如王府井百貨大樓、新東安市場，東方新天地 綜合性商場，集購物、休閑、餐飲于一體。四聯美發，是老字號美發品牌。說到美食，有全聚德，有東來順
著名餐飲老字號。中國照相剛解放時，由上海遷今的中國照相館，可以說是北京最好的照相館。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

王府井大街并非簡單的商業街，還擁有豐富的文化藝術資源，這里有眾多的著名文化單位，如人民日報社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燈市口一帶有王府井天主教堂是歷史悠久的宗教建筑。中國美術館位于王府井大街北端，是中國重要的藝術展覽場所。附近還有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科學院考古所圖書館、吉祥戲院、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些重量級的文化單位。

圣心女校舊樓

該談談我的老家東單三條了。明代，它屬于澄清坊，當時稱“三條胡同”。 清代，屬于鑲白旗，乾隆時期分為西三條和東三條，清豫親王府曾位于此地。民國時期雖是發展期， 卻也是充滿屈辱的時期。1916年，洛克菲勒基金會購得豫親王府舊址，改建為協和醫院。此外，這條胡同里還設有法國圣心女學校。 這是天主教教會學校，民國時期，陸小曼、丁玲、文潔

若等才女曾在這里就學。此外還有政聞報社、日本俱樂部、日本同仁醫院、日本電通社、瑞典使館等。 1965年，北京地名整頓時正式改稱“東單三條”。“文革”期間極左思潮泛濫，被“革命小將”改為“瑞金路三條”，后當然恢復原名。此胡同里有許多著名單位。北京協和醫院，1921年落成并投入使用。它是中國頂尖的綜合性醫院之一，其建筑群被稱為“協和老樓”，為中西合璧的古典建筑。中國醫學科學院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合署辦公，位于東單三條9號，2006年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協和老樓”

我在東單三條居住的時間雖不長，但感情甚篤。想起北京城，特別是東城區，再具體到東單三條，腦海中總本能地閃現出一幕朦朧的幻像：冬季，雪花紛紛飄落，悄然散落在狹窄的三條里，昏黃路燈下， 一對青年男女由遠及近，并肩緩緩而來。男的是余永澤 （其實是于是之），女的則是林道靜（應當是謝芳）。永澤身著青灰色長袍，推著一輛半新不舊的自行車，車后座上夾著一摞書籍；道靜身著得體素雅的女青年裝，脖頸上圍饒一條鮮紅圍巾，隨風飄逸，目光清澈明亮。兩人輕聲細語，不知在討論什么，是愛情還是理想？終于，他們的背影漸行漸遠，慢慢消失在胡同的深處。

林道靜與余永澤

之所以產生這一獨特而夢幻的美好圖象，蓋因楊沫的小說，特別是電影《青春之歌》，更因謝芳所塑造的不朽形象。有這個頑固的聯想，還有兩個“不太靠譜”的重要原因。其一，楊沫在她《青春之歌》中雖未提到過東單三條，但根據我夫人的家人回憶，她的住所其實就是我們住過的那座小樓（東單三條70號）。是否屬實，現在似無糾結的必要了。

楊沫

另一令人感興趣的原因，就來自我單位的文學家、散文家，出版家張中行先生（1909-2006）。20世紀50-80年代，由于種種原因，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屬于不很吃香的名人，沉默而寂靜。改革開放后，到八九十年代，特別到本世紀初，他“厚積薄發，大器晚成”，突然大火。此間他接連出版一系列散文隨筆，被譽為“學者散文”的代表，并與季羨林和金克木并稱為“燕園三老”，一時成為當時讀書界的“文化明星”。

張先生的文人字

至于中行先生是否就是余永澤的原型，多來自市井傳說，本人孤陋寡聞，不敢妄下結論。關于余永澤的原型，學術界的討論較為復雜：第一，是與張中行的關聯。普遍認為余永澤的原型主要參照了楊沫的第一任丈夫張中行先生。楊沫與張中行在1930年代結婚，后因政治與人生追求的分歧而離異。小說中永澤埋頭故紙堆、對政治冷漠的形象，與張中行早年專注學問、遠離激進思潮的特點有幾分相似。但楊沫本人曾表示，小說人物是“綜合塑造”，并非直接對應。第二、時代典型性。余永澤代表了1930年代部分知識分子的選擇——在民族危亡之際傾向于學術避世，與林道靜的選擇的革命道路產生對立。這種塑造可能融合了楊沫對多類知識分子的觀察。張中行本人晚年曾撰文澄清自己與余永澤的不同，強調該小說的文學虛構性。有些研究者也認為，余的形象可能雜糅了其他人物，甚至包含楊沫對知識分子弱點的批判性概括。

右邊兩層小灰樓就是韓念龍副外長故居

莊則棟與鮑慧蕎

言歸正題。東單三條70號大院大門對面，解放前曾是梵蒂岡教會某重要人物的故居，解放后長期由一名將軍和韓念龍副外長居住。往東，還有乒乓名將莊則棟第一任夫人的鮑慧蕎舊居。20世紀80年代，我在胡同里曾目睹“小老虎”莊則棟騎車的風采。當時，他應當年過不惑，可能已經離婚，處于低谷期。現在想來，還為他感到惋惜，痛恨“動亂十年”給人帶來的傷害與扭曲。三條向北數百米就是校尉胡同，中央美術學院舊址。中央美院教授、新四軍臂章（N4A） 設計者、 《風云兒女》導演許幸之（1904-1991）就住在那里。那部電影的主題曲，就是后來我們的國歌。他祖籍安徽歙縣，與岳母是老鄉。他時常來三條家中與岳父柳倩聊天。他成長于揚州，聽他的口音，感到十分親切。 他的大公子叫許國慶，與我同年，是北大附中的同級校友。

青年許幸之

最令我震驚的是，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們居然與古人類“同居”了很久。1996年，李嘉誠投資興建東方廣場，拆除東單一條、二條和三條的路南一邊的所有民宅。1997年在興建過程中，發現了這個古人類遺址。 據說發現者是北京大學研究生。遺址由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負責發掘。發掘結果，測定為距今約2.5萬年的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這里的古人類與周口店山頂洞人文化關系密切，屬北京平原地區首次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址。經家人的認真估算，遺址的具體位置就在我們小樓正下方十余米。

許國慶與父親塑像

總之，這條不平凡的胡同，承載了千百年文化，居住過眾多歷史文化名人，陪伴我度過人生中的盛年時期。女兒就誕生在這條胡同里，并成長于那座破舊班駁的日式小樓里。

如今的東方廣場

人到老年，每當回到這里，立即喚回令人溫暖和悲涼混雜的記憶。1990年，我正是從這里起程，前往夏威夷。待七年學成歸來后，這里早已幻化為規模宏大，氣勢恢弘的“東方廣場”。東單一條、二條早已蕩然無存，三條只剩下路北一半，醒目的路牌依然豎在那里。東單三條加寬了，還通上了公共汽車。滄海桑田，時間無情，唯有坦然接受，把溫馨的回憶珍藏心底。

沙灘后街55號

我的出生地是協和醫院，人生最初兩年住在沙灘北大紅樓邊的東黃城根老北大宿舍。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應當是地地道道的東城人。

北大紅樓

回想往事，突然感覺，冥冥之中，我與人民教育出版社有某種神秘的不解之緣。就在它建立的同一年，我出生在北京。父親當時在北大任教，安家在老北大紅樓東面的東黃城根， 與人教社一箭之遙。后來，祖父告訴我，他每天都用小車推我經過現沙灘后街，到景山游玩，直到1952年北大西遷。此后，暫時遠離沙灘一帶，變成海淀居民。

景山東街的大紅墻

回想起我的沙灘歲月，最值得回味的是女兒上景山學校之前和之后的日子。也正是從這里開始，我的“胡同串子”身份真正開始了。女兒上的黃化門幼兒園在景山東街附近。景山東街可是個神秘的地方，路邊的大紅墻內住著不少的共和國元帥或將軍。每天大清早，我便蹬著26鳳凰男車從這里經過，送她去幼兒園。可見，我這個 “串子”的“串”，是“騎著自行車在東城的胡同里串來串去”，是奔波于生活和事業之間的大忙人。

黃化門這個地方很有說頭。黃化門街位于皇城的東北角，歷史沿革復雜。明清時期，它是太監們的聚居地，也是皇宮內院的“服務所”。 黃化門街43號院，原是清末慈禧總管太監李蓮英的住宅。街南設有尚衣監，負責制造皇帝、太子、親王的冠冕、龍袍等。街北設有司禮監，掌管內外奏章、督理皇城事務、管門禁、催促供應等。據《日下舊聞考》記載，黃化門街舊時叫黃瓦門，其名稱來源于大佛堂碑刻，俗稱的黃化門、黃華門均為音之訛變。民國時期，這里形成居民區，到1947年被稱為黃化門大街。新中國成立后，繼續沿用“黃化門大街”的名稱。1965年，在地名整頓時，正式改稱黃化門街。文革期間，它一度被改稱為“紅化門”。

因與故宮近在咫尺，清朝時期景山東街這一帶王府很多。新中國建立后，許多領導干部、元帥、將軍曾在這邊居住。在縱橫交錯的胡同里，在擁擠不堪的民房間，有一條三眼井胡同。那是毛澤東在北大沙灘紅樓當圖書館員時曾經住過的地方。當時的宿舍包括蔡和森等八人，大家擠在一個小屋的土炕上，“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條件簡陋艱苦。每當走到這里，總有很深的感觸和贊嘆：這里離北大紅樓大概一兩千米，離中南海不過幾千米。誰能料到，當年的圖書管理員，經過三十年的艱苦的神奇經歷（1919-1949），他使華夏大地“天地翻復”， 自己也成為新中國的領袖，住進了中南海。

1988年，女兒進入景山學校學習。我每天的日常生活便這樣展開了：大清早，蹬上我的自行車，把女兒馱在身后，向學校奔去。當時的景山學校在北京婦產醫院附近。我們從東單三條出發，三條西口就是著名的王府井大街，向北蹬幾步，便往西拐，進入大甜水井胡同。七拐八拐，又來到故宮外面的東華門大街。這里有一家北京老字號--餛飩猴兒，它是我的最愛。我和女兒每人一個燒餅，一碗餛飩，“酒足飯飽”后，便走上那條南北向的北河沿大街，穿過大街繼續西行，便來到北京婦產醫院，景山學校也就近在眼前了。目送女兒進了校門后，繼續向北。來到五西大街街口的三岔路口，視野頓時豁然開朗，北京大學紅樓就在眼前（當時是中國文物出版社），紅樓后面就是《紅旗》雜志社。從此，繼續西行，便進入沙灘后街。人民教育出版社就在路北。

今沙灘后街 路的盡頭可見景山萬春亭

人民教育出版社舊址（原景山東街45號，今沙灘后街55號）本身就是一處極為重要的歷史文化遺存。乾隆四公主和嘉公主府、京師大學堂舊址就在院里，歷史含量很高。解放前，沙灘紅樓是北大文科院，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院子是北大理工學院。這院子原來非常漂亮，多為中西合璧的民國建筑，還配有花壇噴泉。人教社西邊是當時北大的學生宿舍，1919年5月4號，愛國的北大學生就是從這里出發前往天安門廣場的。

20世紀八十年代，一座五層的紅磚大樓建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合用。人民教育出版社大門，掛著兩個白底黑字的牌子，右邊是毛澤東手跡“人民教育出版社”，左邊為小平同志提的“課程教材研究所”。兩個領袖的親筆題字，書法蒼勁雄健，各有千秋，為我們的辦公樓增光添彩，大大增強了員工們的自豪感和責任感。

人民教育出版社不同于一般出版社，它是教育部所屬的一家大型專業出版社，主要從事基礎教育教材和其他各級各類教材及教育圖書的研究、編寫、編輯、出版與發行。它與我同歲，成立于1950年12月1日，前身是華北聯合出版社，上海聯合出版社和華北教科書編審委員會。1955年，人教社遷至景山東街45號(今沙灘后街55號)。首任社長兼總編輯是我國著名教育家、文學家和出版家葉圣陶先生。早期，，這里藏龍臥虎，聚集著眾多馳名專家，如張志公、張中行、吳伯蕭、邱漢生、劉國正，陳樂素，可見它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出版社，而是從事教材編寫、教學和學術研究的重鎮。

和嘉公主府正殿

人教社園子里最重要的兩處歷史遺跡，首先是公主府大殿(和嘉公主府正殿)，是清乾隆第四女和嘉公主（1745年—1767年）的駙馬府正殿。她自幼受到乾隆皇帝的寵愛。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她下嫁大學士傅恒的次子富察氏福隆安。她的封號“和嘉”在滿語中意為“和睦的、值得嘉獎的公主”。和嘉公主因手指之間有蹼相連，呈佛手狀，被民間稱為“佛手公主”，這一特征使她在民間傳說中頗具神秘色彩。乾隆皇帝對她的婚事格外重視，除了常規的嫁妝外，還額外賞賜一萬兩銀子用于開設當鋪收利息。和嘉公主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九月初七日去世，年僅23歲。她的兒子豐紳濟倫繼承了父親福隆安的爵位。

1898年，戊戌變法中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在此成立，校址就設在公主府內。1912年后，它更名為北京大學，此處為校本部，公主大殿成為禮堂，公主梳妝樓則成為北大最早的圖書館。院子里還有一座兩層的民國風格小樓。1918年后，北大遷往“紅樓”，此處改為北京大學理學院，這小樓就成為理學院的數學系樓。李四光、華羅庚等中國現代科學精英曾在此學習工作過。

我所在的歷史編輯室，面向幾千萬甚至上億的全中國中小學生，專職工作包括教育科學研究、課程教材教法研究、寫書、編書、調研、講課、學習、編寫大綱、制訂考綱、進行高考命題。1950年到2000年，在基礎教育方面，國家教育部主要依靠人教社各個學科的專家。21世紀的新一輪教育改革后，雖然競爭激烈，人教社在中國大陸基礎教育界的中流砥柱地位依然得以保持。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辦公樓是紅磚的五層樓，歷史編輯室設在第三層。20世紀50年代起，我們歷史室的陣容不可小覷。這里有很多優秀的老前輩，尤其是著名學者或著名學者的家屬和后人。最初，歷史學家陳樂素先生在此供職。我國史學界有“陳家三杰”之說，陳樂素先生是歷史大師陳垣先生的公子、其子是著名史學家陳智超教授。第一代專家中，還有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邱漢生先生(1912-1992年)。他1954年調入人民教育出版社, 任歷史編輯室副主任。后又兼任中國科學院(今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等職。邱先生對史學、經學、文學和哲學無不探究，在中國思想史、哲學史領域研究尤深。建國前后，他與侯外廬、杜國庠和趙紀彬合著《中國思想通史》第二、三、四卷，是侯外廬學派的創建人之一。邱先生住在沙灘家屬院里，編制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因還在社科院供職，他不怎么坐班。但逢年過節時，他定會過來與我們聚會。老先生眼睛不好，戴著深度眼鏡，少言寡語，但學問深不可測。

邱漢生先生(前排右二)

中國史方面，還有后來的北大教授隋唐史專家汪篯（1916-1966）、明史專家陳梧桐先生。胡文彥老師是蔡美彪先生的夫人。蔡是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曾協助、接替史學名家范文瀾先生編著十二卷本《中國通史》。王宏志老師是北大歷史系高材生，其先生是著名史學理論家蘇雙碧。她認真嚴謹，充滿熱情，成就斐然。臧嶸先生是北大畢業生，史學功底深厚、豁達開朗，他的《漢光武大帝》很有深度，社會反響很好。他對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和探究頗有見地。此外還有李隆庚老師。他沉穩、善良，內斂、學問扎實。必須一提的是歷史地理專家王劍英先生。他是江蘇太倉人，燕京大學畢業生。20世紀七十年代，人教社因“那十年”的運動而關門歇業，編輯干部們都被下放到明太祖的故里安徽鳳陽。在繁忙的勞動間隙，他利用自己的歷史地理知識和高度的敏感性，經過艱苦努力，發現了朱元璋的明中都遺址。他不辭辛苦，精心勘察，同考古部門共同進行了大規模發掘，作出巨大貢獻，中央電視臺專門為此制作了一套三集的《明中都》電視紀錄片。

世界史領域有李純武先生（1921-2001）。他應當是新中國基礎教育領域歷史教育界的第一把交椅，是本領域聞名遐邇的專家。他知識淵博、史識精深、文字精煉，思維縝密、談吐不凡。解放后的歷次教學大綱、考試大綱、歷史教科書編寫全由他主導。

世界史方面，有一個令人尊敬的壽紀瑜先生（1927- ），今年已經99歲。她是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的外孫女。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提到的塾師壽鏡吾就是她的曾祖父。壽紀瑜先生曾是燕大英語系畢業生，歷史學院研究生，學問深厚，中西貫通。

說到壽老師，我總想跟她套套近乎。20世紀50年代，家父曾在北大校長辦公室當過馬寅初先生的秘書，所以總感覺與她更有一層親近的關系，但又總不敢輕易與她提及此事，生怕惹人垢病，給本人招來“攀龍附鳳”之嫌。

嚴志梁先生（1935-2015）是留蘇學者，曾任教于北大歷史系，學識淵博，精通俄文和德文。留蘇回國后在北大歷史系任教，專攻世界現代史，特別是蘇聯史。那十年，被分到到青海師院任外語系主任，文革后調入人民教育出版社。他學識淵博，和藹可親，謙虛謹慎，嚴謹認真、為人寬厚、與人為善。

青年馬寅初

家父當初在北大東語系專攻越南史和東南亞史。20世紀五六十年代，周一良先生請他在北大歷史系教授亞洲史。我想臧嶸先生和王先生當初在北大求學、嚴先生在北大任教時，可能與家父有過交集，故與他們仨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

我1985年到人教社，1990年去美國留學7年，1998年至2010年繼續在這里工作。前前后后17年，我對歷史室的室風有深刻認識與體會。歷史室的風氣極好，老老少少，互相尊重、互相切磋，認真磨教材。老一輩對我們后生 非常嚴格，使我們受教菲淺。辦公室充滿了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氛圍，關系十分融洽。在這些老前輩的熏陶下，在與同輩的相互切磋和砥礪中，我在業務和職業精神上受益匪淺。

歷史室部分合影（20世紀80年代后期）

歷史室的老一輩為人謙虛，精益求精，斟酌推敲，對教科書十年磨一劍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除去伏案爬格子，我們每天都徜徉在歷史的長河中，回想著那些著名的歷史人物。特別是在紅樓一帶，能真切感到歲月流淌的痕跡。在這樣的歷史文化氛圍中，我們從事著寫書、編書、出版教育類圖書的工作，真是一件神圣且有樂趣的事業。

我們中午用餐的地方是人教社大食堂。它就是原來的乾隆公主府的正殿，也是100多年前老北大的大講堂。在這里，我似乎看到魯迅先生演講的風采，當年很多北大名教授也曾在這里講過課、發表過演講，他們演講的回聲似乎仍在耳邊回響。北大紅樓也不過是一箭之遙，大釗先生、獨秀先生、潤之先生、胡適先生等等，都肯定在這一帶留下匆匆的身影和深深的足跡。同時，我們也可以盡情想象，當初的北大學生在這里激情澎湃地發起五四運動的歷史場景。

魯迅先生在演講（地點不詳）

退休后，遙想沙灘當年，天天徜徉在北大紅樓、京師大學堂、北大大講堂，乾隆四公主府等舊址之間，總有一種溫馨的懷舊感和深沉的歷史感。 同事們經常在風和日麗、牡丹盛開的春天一起去景山公園觀賞牡丹。秋葉泛紅、層林盡染的秋日，我們又一起去那里，路過崇禎自我了結處，再登上萬春亭，“會當凌絕頂”，環顧北京的古都風貌。金碧輝煌的紫禁城展現在眼前。北海中既婀娜多姿又典雅莊重的白塔、貫穿南北的中軸線，均一覽無余。當我們飽覽千年古都古今融合、中西合璧的恢弘景象時，一股深沉久遠的歷史滄桑感便油然而生。

萬春亭

在漫長的人生中，沙灘后街的幾年時光雖然短暫，但這里是我初為人父、開啟職業生涯、進而貢獻社會的寶貴人生階段，令人永遠難忘。

朝內大街166號

從沙灘后街去朝陽門內大街，其實很近，騎車也就10來分鐘。走上五四大街，一直向東，經過紅樓、中國美術館，華僑大廈、民航大樓、隆福寺。大約兩公里，就來到朝陽門內大街路南。南小街北口，坐落著一座五層灰色大樓。它樸實敦厚，毫不起眼，特別在現代化北京猛然崛起時，迅速黯然失色。這里就是朝內大街166號。對我來說，它具有別樣的意義，因為這里曾是家母任職幾十年的工作單位。

匆匆路過的行人一般不會想到，這里曾經是中國兩家頂級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所在地。此樓一分為二，東半邊是人民出版社，西半邊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家母曾在這座樓的東邊即人民出版社工作近四十個春秋（1954-1991）。記得小時侯，每逢過年過節，學校放假，我們經常去她單位，偶爾還會在那里住上幾天，因而能夠經常見到她的同事們。

人民出版社的首任社長是李達。1950年，胡愈之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署長，主持人民出版社工作。

每當走進這座辦公大樓，頓時感到整個大樓的肅靜和神秘。這是一座肅穆的學術出版殿堂，群英薈萃。想起這些可敬的人們正在辦公，我便立刻摒住呼吸，躡手躡腳，不敢喧嘩。

大樓西半部分，是人民文學出版社。自成立以來，涌現出許多著名的編輯家和翻譯家。馮雪峰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第一任社長兼總編輯。他在文學創作和編輯工作方面都有卓越貢獻，主持了大量經典文學作品的編輯出版工作，為推動中國文學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聶紺弩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他不僅是一位杰出的編輯家，還是著名的文學家和詩人，參與了多部重要文學作品的編輯和出版工作。周立波擔任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作為著名作家和編輯家，他參與了多部文學作品的編輯工作，同時自己也創作了大量優秀文學作品，如《暴風驟雨》等。

母親在東半樓的人民出版社歷史編輯室工作。主要任務是編輯出版與中國歷史、世界歷史相關的學術著作、文獻資料、教材和普及讀物。他們的工作涵蓋了中國古代史、近現代史、世界史等多個領域，致力于推動歷史研究和歷史知識的傳播。解放后的七十多年里，人民出版社出版過很多權威的歷史學著作，對新中國的歷史研究發揮了奠基作用。

母親（左二）與同事們（1956）

歷史編輯組的編輯人員通常由具有深厚歷史學背景的專家學者組成，他們不僅具備扎實的歷史學知識，還擁有豐富的編輯出版經驗。編輯人員大多畢業于解放前后國內外知名大學的歷史學專業，具備較高的學術素養。編輯組內通常按照不同的歷史領域進行分工，如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等，確保每個領域的編輯工作都能由專業人員進行。編輯人員還經常與國內外的歷史學家、研究機構進行合作與交流，確保出版物的學術質量和前沿性。

通過家母，我有幸認識了歷史編輯室里她的同事們。首先是戴文葆（1922—2008）先生。他是江蘇阜寧人，算得上家母的老鄉。他是我國當代著名編輯家、出版家、著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他長期在人民出版社、三聯書店等單位工作，曾任人民出版社三聯編輯部副主任。他在編輯出版領域取得卓越的成就，榮獲首屆“韜奮出版獎”，并入選“新中國60年百名優秀出版人物”。戴先生不僅是出版家，自己的著述也十分豐富，包括《尋覓與審視》《新穎的課題》《射水紀聞》《月是故鄉明》等。

另一位我十分敬重的專家是范用（1923—2010）。他是江蘇鎮江人，可謂家母地地道道的老鄉。他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副社長，三聯書店總經理。1938年，他加入讀書生活出版社，開始了他長達70多年的出版生涯。1939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期間，范用輾轉于武漢、桂林、重慶等地，從事地下工作和進步出版活動。新中國成立后，范用歷任中宣部出版委員會科長、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出版局副主任、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副社長等職。1959年起，他兼任三聯書店總經理。范用在出版界以敏銳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出版勇氣著稱， 策劃出版了大量在中國圖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經典圖書，如《傅雷家書》《隨想錄》《牛棚日記》等。他主持創辦了《讀書》雜志和《新華文摘》，推動了中國思想文化界的發展。《讀書》雜志自1979年創刊以來，一直是學術思想界的一面旗幟。

范用先生

再有一位先生，印象最深，他就是風趣幽默、才華橫溢的鄧蜀生（1923—2021）先生。他是我國著名的戰地記者、出版家、美國史研究專家。其職業生涯跨越新聞、出版與學術領域，具有傳奇色彩。其實，讓我最感興趣的是，鄧先生的夫人秦文就是著名電影藝術家秦怡的親妹妹。更巧的是，他的女兒一度嫁給英俊瀟灑的排球名將汪嘉偉，也就是說，汪曾經是鄧老先生的東床快婿[1]。

鄧先生出生于湖北云夢，成長于重慶巴縣。1944年，他作為隨軍記者報道印緬戰場密支那戰役，是首位報道該戰 役的記者，獲重慶新聞界“小鋼炮”稱號。1950年，他赴朝鮮戰爭前線，參與組建新華社志愿軍總分社，在艱苦條件下完成報道，并撰寫《震撼世界的朝鮮人民解放戰爭》。1961年，他調入人民出版社外國歷史組，長期擔任資深編審，1983年被評為全國出版單位首批六位編審之一。

鄧蜀生夫婦與女兒

鄧先生兼具編輯與學者雙重身份，也是歷史學家，中國美國史研究會創始成員之一，主持策劃了多部美國史重要著作，包括《美國內戰史》《美國通史簡編》《美國對外政策史》等。組織并推動六卷本《美國通史》（近300萬字）的編纂與出版，推動了中國美國史研究的體系化。他的《世代悲歡“美國夢”》，是分析美國社會文化的重要著作，被譽為中國美國史研究的里程碑。2019年，他榮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紀念章。

《從戰地到史林——鄧蜀生九旬文集》是2012年出版的個人文集，收錄了他的職業生涯回顧、學術論文及友人評述，詳述其從記者到史學家的轉型。他還策劃了《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等具有社會影響力的書籍。

因如此豐富多彩的成就，鄧蜀生被學界視為“溝通出版與研究的橋梁”，其學者型編輯的定位為出版界樹立典范。他的多重身份——戰地記者、出版家、史學家——使其成為20世紀中國知識界跨領域實踐的典型代表。2021年4月26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歷史室里還有一位風格穩健、和藹可親的沈昌文先生。1951年—1980年他曾在人民出版社先后任總編室秘書，國際政治編輯室、歷史編輯室編輯。他在編輯室工作期間，積累了豐富的編輯經驗，為后來的出版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作為著名出版家、編輯家，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獲得者，三聯書店原總經理、《讀書》雜志原主編，資深編審。他一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七十年，默默耕耘、辛勤奉獻，不斷開拓、成績豐厚。他從校對員做起，自學俄語，翻譯過多種俄文著作，主辦過內部刊物，編審外國政治學術著作，策劃編輯過眾多影響較大的圖書和叢書，親自撰寫有分量的分析性書評，團結知名學者和作家，培養出版新秀。

我媽的同事中，還有一位不尋常的人物，即詩人臧克家的夫人 --鄭曼阿姨。。1950年12月，鄭曼調入人民出版社，后在《新華月報》編輯 組任職。她長期從事編輯和管理工作，1983年10月離休。她在出版界享有崇高聲譽，曾獲“老出版工作者”稱號。她不僅在工作上兢兢業業，還全力支持臧克家先生的文學創作。她姐姐是北大西語系杜秉正教授的夫人，是我家近鄰。她從東城東堂子胡同出城探望姐姐時，就順便來看看家母。有一次，她還帶著大女兒臧小平一起前來。印象中，鄭阿姨和藹可親，謙和低調，絲毫不擺名人太太的派頭。女兒與我歲數差不多，其大家閨秀的風范至今不能忘懷。她后來成為《文藝報》編輯，是個很有成就的作家。

臧克家鄭曼夫婦拜訪葉圣陶先生

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家母江平參與組織、編輯出版了多種多類的歷史巨著，如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和《中國近代史》上冊，郭沫若主編的的《中國史稿》（1-4冊 1962年），翦伯贊著《中國史綱要》（共四冊 1962-1966）等很多重量級的歷史著作。但在那個時代，編輯人員從來不允許署名，母親便成為純純粹粹的“與人作嫁衣裳”、“春蠶到死”的典型，直到1992年去世。

當今，從朝內大街上路過時，總忍不住向路南張望，苦苦搜尋著那座熟悉然而似乎有些老舊的灰色大樓，不禁回想起母親慈祥的面容、她鼻梁上一副眼鏡后的溫柔目光、緩慢從容的身影、中晚年時期雪白的銀發，也聯想起她身邊那一群可敬可愛的先輩們。

人民出版社舊址

轉眼間，六七十年過去了。光陰荏苒，睹物思人，涌起一種凄婉和悲涼的感覺。別了，母親！別了，那些可敬的先生們！別了，那轟轟烈烈、平平淡淡、跌宕起伏、五味俱全的歲月。

結 語

東城！是我居住近十年的的地方，是女兒出生成長的地方，是留下了多少幸福而溫馨的天倫之樂的地方。

東城！是我在最年富力強之時，我的職業生涯由生澀到成熟，開始為國家的教育事業作出一定貢獻的最好年華。

在東城，我觀察了眾多普普通通的中國人，熟悉了北京詼諧幽默的胡同百姓，理解了他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在東城，我結識了眾多默默無聞、知識淵博的著名出版家、教育家和著名學者，他們對我的品格養成和學識成長具有重大意義。

在東城，我目睹了歷史的巨大變遷，感受了千年古都迅疾前進的步伐。

生活工作在東城這段時間雖然短暫，卻是一段彌足珍貴、無可替代、難以忘懷的歲月！

2026年 春

注釋：

[1]可惜，這樁婚姻后來似乎出現變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