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客》丨愛國主義有什么問題？

How Problematic Is Patriotism?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一落千丈。我們還有必要努力挽回嗎？

本文即將刊登于2026 年 6 月 1 日《紐約客》雜志，印刷版標題為“My Country ’Tis of Thee.” 作者：亞瑟·克里斯特爾著有《臨別前的一兩句話：昔日與今日隨筆》和《我們稱之為文學的東西》等書。他于1998年開始為《紐約客》撰稿。

六十年前，美國政府為了換取體面的和平，不惜犧牲無數美國年輕人的生命。那時我本該捫心自問：一個人可以身為愛國者，卻并不熱愛自己的國家，只是單純慶幸這個國家存在嗎？（插畫： David Plunkert）

我從小到大從未萌生過熱愛美國的念頭——并非因為我認為這個國家不值得被愛，而是我從未認真思考過這件事。于我而言，美國就是效忠誓詞與《星條旗永不落》，是電影《壯志凌云》和《神槍小霸王》，是埃德·沙利文秀、高中舞會，還有造型浮夸的大型轎車。它是冷飲店、貓王埃爾維斯·普雷斯利、街頭棍球游戲，是福吉谷與喬治·華盛頓。彼時的美國，主體是白人、以男性為主，牢牢扎根于中產階級群體。對于種族、階級以及諸多社會問題，我幾乎從未多想。

出身不同，眼中的美國也截然不同。它可以是康涅狄格州諾斯菲爾德的夜空，也可以是得克薩斯州恩尼斯漫山遍野的藍帽花。對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生活在紐約的少年來說，美國當時看起來無比美好。它曾將世界從法西斯的魔爪中拯救出來。米奇·曼托是英雄，尼基塔·赫魯曉夫是對手。我的記憶或許有所偏差，但我想不起身邊有誰曾直言熱愛美國——至少在我二十五歲遷居南卡羅來納州查爾斯頓之前，從未聽過這樣的話語。

那是1973年的冬天，說出這句話的是一位六十八歲的布魯克林本地人，名叫威廉·麥基薩克·查普曼。比爾身形高瘦，頭發花白僵硬，留著淡淡的灰色胡須。他曾任職于早已停刊的《布魯克林鷹報》，后來擔任時代-生活圖書公司編輯，也是《體育畫報》的創辦人之一。一戰爆發時他年紀尚幼，未能參戰，二戰期間卻遠赴歐洲擔任戰地記者。1945年在巴黎，他曾與歐內斯特·海明威把酒暢談，在他眼里，海明威不過是個夸夸其談之輩。將近三十年后，在國王街30號那棟雅致卻略顯陳舊的宅邸里，他談起當時占據各大新聞版面的越南戰爭與水門事件。沉默片刻后，他放下酒杯，語氣悵然卻又堅定地說道：“天啊，我愛這個國家。”

這句話讓我大為震驚。比爾是位老派人士，從不輕易流露內心情感，我由此明白，他對美國的這份熱愛，與我有著截然不同的內涵。我曾經把國家的存在視作理所當然，但那時起，我再也無法如此。民權運動、美國政府對待原住民與華裔的種種行徑、麥卡錫主義與黑名單制度，還有那場愚蠢又致命的越南戰爭，徹底改變了我的想法。立場強硬的愛國者們高聲吶喊“愛它就留下，不愛就離開”，至少六萬名年輕人為躲避征兵，逃往加拿大或歐洲。

越南戰爭，是我第一次開始思考愛國主義。年少時，服兵役從未進入過我的生活，但1969年前往征兵委員會報到的經歷，深深觸動了我。我有可能會為這個國家獻出生命。一瞬間，身為美國人不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伴隨著實實在在的代價，我也自然而然地心生猶豫。這并非珍珠港事件那樣的保家衛國之戰，一切始于北部灣事件。和穆罕默德·阿里一樣，我對越南毫無敵意。難道這就意味著我是一個不合格的美國人、一個不愛國的人嗎？所幸，我在征兵抽簽中抽到了高順位號碼，不必遠赴八千英里之外的戰場。即便如此，想到同輩許多人都將在戰場上經歷一段塑造人生的歲月，而我卻得以置身事外，心底還是掠過一絲愧疚。

比爾坦言熱愛美國的同時，也道出了他對這個國家的失望。兩年前曝光的五角大樓文件顯示，早在1965年，軍方就清楚這場戰爭注定無法取勝，可政府卻始終在撒謊。1972年爆發的水門事件，對比爾那一代人造成的傷害，遠甚于我們這一輩。事實證明，理查德·尼克松是個騙子，而我也漸漸認為，亨利·基辛格為了幫助尼克松連任，刻意延長了戰爭時長。1973年1月《巴黎和平協定》簽署時，又有數萬名美軍士兵，以及不計其數的越南、柬埔寨平民喪生。所謂“體面的和平”，不過是粉飾死傷與傷殘的空洞說辭，掩蓋了所有血淋淋的真相。我內心坦然，毫無愧疚可言，一絲一毫都不必自責。

愛國主義這個概念（即便當時尚未出現這一詞匯），大約誕生于公元前八世紀古希臘城邦形成時期。在柏拉圖創作于公元前399年左右的《克里托篇》中，蘇格拉底蒙冤被判死刑，卻決意不反抗判決。他認為，既然自愿生活在城邦社會中，就理應恪守城邦法律，這是為人的本分。他的友人克里托并不同意：倘若法律本身有失公允，人們便有權拒絕遵守。他勸蘇格拉底重新考慮，逃離雅典。我也認同克里托的想法。

“愛國主義”一詞源自古希臘語中的“祖國、故土”，在接連不斷的政治與宗教紛爭中傳入歐洲。三十年戰爭（1618-1648）期間，法國的天主教徒與新教徒從不將彼此視作同胞。事實上，“愛國者”一詞直到1750年前后，才由圣西蒙公爵賦予現代含義。彼時，支撐這一詞匯的思想體系也已逐步成型。約翰·洛克1689年的《政府論兩篇》、伏爾泰1756年的《風俗論》，以及多年后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提出的“民族精神”理念，都讓人們認為，民族自豪感源于共同的生活習俗、文化傳統與語言，是自然而然產生的情感。

自那以后，無數文人學者撰文探討愛國主義。馬克·吐溫、H.L.門肯、蕭伯納以及厄休拉·K.勒奎恩都對其心存戒備。塞繆爾·約翰遜稱愛國主義是“無賴最后的避難所”，列夫·托爾斯泰則將它比作奴役。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起初認為，“愛國主義催生的幻象無窮無盡”，他還援引普魯塔克的觀點，嘲諷那些宣稱“雅典的月亮比科林斯的更美”的人。多年后，或許是內心倍感迷茫，博爾赫斯祈求神明為他的生活帶來慰藉。他寫道：“神明應允了，而這份慰藉，就是我的祖國。”

喬治·奧威爾的看法相對溫和。他寫道，愛國主義是“對一方水土、一種生活方式的眷戀，人們堅信這是世間最好的模樣，卻無意將其強加于人”。而民族主義則截然不同，他認為民族主義“永遠與權力欲望糾纏不清”。不過，二者的界限向來模糊。對一片土地的眷戀，很容易演變成孤立主義、沙文主義與種族主義。伏爾泰曾感慨：“可悲的是，一個人若想成為堅定的愛國者，往往就要與全人類為敵。”近代哲學家理查德·羅蒂為愛國主義據理力爭，而瑪莎·努斯鮑姆則始終主張對其加以約束。

歷史學家邁克爾·卡門則另辟視角，他在1991年提出，美國的愛國主義長期以來都是一個“被刻意忽視的議題”。他的鴻篇巨著《記憶的神秘和弦》，并非單純填補這一研究空白，而是為羅伯特·佩恩·沃倫的觀點佐證：身為美國人，無關血脈，而關乎一種理念——歷史，便是這一理念的具象寫照。倘若歷史學家是一個國家的記錄者，難免裹挾個人偏見與情感，那么“統一的美國”這一概念便會瞬間崩塌。一個國家有其整體歷史，也必然存在多元的群體記憶。舉個例子，昔日在梅森-迪克森線以南廣為流傳的教材，通篇美化南北戰爭，將其描繪成一場捍衛傳統生活的英勇抗爭，謊稱黑奴在仁慈的白人奴隸主手下安居樂業。

當然，標榜絕對客觀，也并不意味著就能還原真相。大量著作都在探討美國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割裂，但這類作品僅僅因為揭露了主流歷史刻意回避的問題，就值得全然信服嗎？霍華德·津恩的《美國人民史》與保羅·約翰遜的《美利堅民族史》，就勾勒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美國：前者直指國家的弊病與缺陷，后者則一味贊頌光輝功績。卡門總結道：“我們固然可以談論美國的愛國主義傳統，但這份傳統向來起伏不定，時強時弱。”

如今，我們正處在這份情感的低谷期。蓋洛普民調顯示，過去十二年間，自稱“極度為身為美國人而自豪”的民眾比例下滑了十六個百分點。哈里斯近期一項調查發現，大約四成美國人曾考慮移居海外，年輕人的這種想法尤為強烈。去年五月，《新聞周刊》刊登了一篇基調消沉的文章，標題為《雙重國籍緣何成為新一代美國夢》。部分評論者將這一趨勢歸結為經濟考量，但這種想法早在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時便已萌芽。

愛國主義如今早已不再受人追捧。覺醒運動合理地揭露了美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種族與性別不公，這讓左翼群體對國家的好感度大幅降溫；而該運動中一些過激行為——動輒抵制封殺、指責文化挪用、無休止地道德說教，又將中間派推向保守陣營。可以說，愛國主義并未消亡，只是換了一副模樣。維京頭盔、印滿星紋的服飾、軍旅風格夾克，再加上“讓美國再次偉大”標語帽，成了當下最具代表性的愛國裝扮。如今的愛國主義更像一種潮流標簽，而非精神信念，讓行事低調的人難以與之相融。

當然，但凡對一方土地心懷忠誠，人人都可以談及愛國主義。埃米·沃森在新作《革命前的愛國者：1714-1763年英屬大西洋地區政黨政治的興起》中寫道，英國一眾主張改革的政客將“愛國者”當作口號，致力于打造一個更寬容、更公平的帝國：讓殖民地議會與法院擁有更大話語權，讓大西洋兩岸的民眾享有更充分的憲法自由。沃森提出一個合理的設想：倘若當時英國的“愛國者”能在帝國政治中占據主導，北美或許永遠不會脫離大英帝國。

1775年4月美國獨立戰爭打響之時，美利堅合眾國尚未誕生，沒有邦聯條例，沒有國璽、國旗與法定貨幣。彼時只有心懷不滿的殖民地民眾，各自高舉旗幟，部分旗幟上繪有響尾蛇圖案，配著標語“別惹我”。從佐治亞到新英格蘭，這片綿延千里的土地還算不上一個國家。人們奔赴戰場之際，心中尚且沒有一個可以為之效忠的祖國。內森·黑爾那句“我唯一遺憾的是，我僅有一次生命可以獻給祖國”，真的有人親耳聽到嗎？事實上，不少殖民地民眾聽到這番話都會心生怯意。據估算，當時支持獨立的民眾僅占四成，約兩成人依舊效忠英國王室，其余人則搖擺不定。開國先賢們也常常借助“愛國主義”，向猶豫不決的民眾宣揚自由的理念。

1831年，阿歷克西·德·托克維爾到訪美國，他發現美國人的愛國主義“敏感易怒”，容不得旁人批評這個新生的國家。但這份情感并非源于與生俱來的家國熱愛，因為美國當時極度缺乏積淀已久的風俗與傳統。聯邦的主權是后天構建的，而各州的主權根植于民眾內心，因此人們的情感自然傾向于身邊的故土：小鎮、地區與所在州。1860年，年輕的亨利·亞當斯參觀美國國會大廈時感慨，南北分裂“似乎輕而易舉，因為聯邦本就根基薄弱，人們對它只剩一絲情懷，僅此而已”。不久之后，南方邦聯軍隊炮擊查爾斯頓港的薩姆特堡，這句話便得到了印證。

和比爾·查普曼交談過后，我很少再去思考愛國主義，就像不會特意琢磨干果一般。我想，大多數人都不會深究愛國主義的細枝末節。當政客的空洞說辭、評論員的陳詞濫調，以及超級碗賽事上熱鬧喧囂落幕之后，愛國主義就如同背景音一般，默默存在。可有些時候，它又會被推到所有人面前。1976年美國建國二百周年慶典，紐約港千帆競發，便是這樣一個時刻。而如今，又一個重要節點即將到來：美國建國二百五十周年。據美國二百五十周年慶典官網介紹，這場紀念活動將成為“美國史上規模最大的周年慶典”。最終能否超越二百周年慶典尚且未知，但結合現任白宮主人的行事風格，我預料這場慶典必將充斥著過度的浮夸與鬧劇。我只希望，能說服西爾維斯特·史泰龍來演唱國歌。

我并非認為愛國的表達毫無意義，只是更偏愛低調、非軍事化的愛國方式。世貿雙塔遇襲十天后，紐約大都會隊在謝伊球場對陣亞特蘭大勇士隊。和絕大多數紐約民眾一樣，我守在電視機前觀看了這場比賽。如今在油管上依舊能找到這段影像，你會發現，國歌奏畢后，兩隊的球員與教練紛紛走到本壘與投手丘之間，互相擁抱、握手，這樣的場面實屬難得。多年后，亞特蘭大勇士隊的內場替補球員馬克·德羅薩回憶道：“從我九歲打球開始，這是唯一一場我輸了也心甘情愿的比賽。”朋友，這，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

而2021年1月6日，大批民眾沖擊美國國會大廈、阻撓國會認證2020年大選結果的行徑，即便被貼上愛國的標簽，在我看來也絕非真正的愛國。這場事件固然惡劣，但它更像是一群肆意破壞、嘩眾取寵的暴民作亂，而非武裝叛亂。那些鬧事者仿佛刻意在鏡頭前、在彼此面前賣弄姿態。許多人手舉美國國旗，可僅憑一面國旗就稱其為愛國者，就好比拿著一條面包，便能自詡面包師一般荒謬。當他們闖入國會大廈大肆劫掠時，我的感受，就如同有人在自家墻壁上肆意涂鴉污言穢語。

令人痛心的諷刺在于，這些自詡的愛國者，所作所為完全背離美國精神。他們阻撓權力和平交接，肆意踐踏憲法。1977年，美國納粹黨爭取在伊利諾伊州斯科基市游行的權利，還曾走上法庭維權。相較之下，這群受特朗普煽動、將國家權力中心變成犯罪現場的暴民，反倒不如當年的納粹黨人遵循美國規則。人們本應清楚，沖擊國會絕非可以逃脫罪責的借口，可特朗普在開啟第二個任期的首日，便赦免了一千五百余名涉案或已定罪的鬧事者，還為另外十四人減免刑罰。

兩百三十五年前，托馬斯·潘恩就曾警示世人：“一群不受任何人約束的人，絕不能被任何人信任。”對比特朗普及其追隨者，尼克松和他的黨羽反倒像是小打小鬧之輩。在特朗普營造的輿論里，美國飽受非議，可長年以來，抹黑這個國家的人恰恰是特朗普本人。今年三月，他簽署行政令，聲稱一股“修正主義思潮”企圖篡改美國歷史，將美國“在自由、個人權利與人類福祉領域無可比擬的發展成就”，歪曲成一個“天生充斥種族歧視、性別壓迫、處處腐朽的國度”。

總統先生，此言差矣。美國的歷史本就錯綜復雜，種族問題更是讓這段歷史布滿曲折。早在1619年首批非洲黑奴抵達北美大陸之前，這片土地上就生活著近五百個原住民部落——而這一年，距離清教徒登陸還早了一年。重建時期、吉姆·克勞法、種族隔離、黑人大遷徙、黑人的憤怒、黑人的幽默與黑人文化，通通都是美國歷史的一部分。這并非所謂的“覺醒思潮”，而是不容辯駁的事實。

特朗普口中的美國簡單粗暴：歷史從不存在分裂，沒有效忠派與愛國者的對立，沒有原住民與移民的矛盾，也沒有聯邦黨人與反聯邦黨人的紛爭。勞工沖突、不公的監禁、白人至上主義暗流，都被他視而不見。在他眼里，承認缺陷就是失敗者的表現，而美國永遠是強者。昔日的美國必然無比輝煌，否則他又何談“讓美國再次偉大”？重返白宮后，他迅速重啟“1776委員會”，計劃推行一系列“愛國教育舉措”，肅清校園內“反美思想”，培養民眾對這個偉大國家的崇敬之心。而這套舉措的本質，就是讓人選擇性遺忘歷史。

2024年，兩黨聯合組成的公民硬幣咨詢委員會，提議發行三款建國二百五十周年紀念25美分硬幣，分別紀念廢奴運動、女性選舉權運動與民權運動，最終卻被財政部長否決。結局可想而知。特朗普一直在塑造一個經過美化的虛幻美國，將歷史中不堪的篇章刪減、遮蔽。倘若任由其行事，一百年前那種歪曲史實、粉飾太平的教材必將卷土重來，而那些為國奮戰的黑人美國人，將再度從歷史中消失。

對于黑人群體而言，愛國主義本身就是一個沉重又矛盾的話題。1770年波士頓慘案中，自由黑人克里斯珀斯·阿塔克斯是第一位遇難者，可喬治·華盛頓將軍起初卻堅決拒絕征召黑人士兵。不少殖民地民眾不愿看到黑奴拿起武器，還有人擔心自己的“私有財產”會受損或走失。直到華盛頓得知英國承諾給參戰黑奴自由之身，他才改變立場。獨立戰爭期間，約七千至九千名黑人加入大陸軍與大陸海軍，而投靠英軍的黑人數量卻是其三倍。戰爭結束后，一部分黑人大陸軍士兵得以恢復自由身，還有許多人依舊深陷奴役。

黑人族群如何看待美國獨立？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52年發表的著名演說《對于奴隸而言，七月四日意味著什么？》給出了答案：

于奴隸而言，你們的慶典是一場騙局；你們大肆吹噓的自由，是放縱無忌的特權；你們標榜的國家偉大，是膨脹的虛榮；你們歡慶的喧囂，空洞又冷漠；你們痛斥暴君的言辭，是厚顏無恥的傲慢；你們高呼自由與平等的吶喊，是徹頭徹尾的嘲弄。你們的祈禱與圣歌、布道與感恩，連同所有宗教儀式與莊嚴典禮，在他眼中，不過是浮夸的空談、虛偽的欺騙、不敬的偽善。

九年后，道格拉斯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兩個兒子奔赴戰場。南北戰爭中，北方聯邦與南方邦聯都宣稱自己是愛國者。那些參軍的自由黑人與黑奴，心中又作何感想？彼時，他們根本不被視作完整意義上的“美國人”。1857年的德雷德·斯科特案判決明確，有色人種不屬于當年宣告獨立的“民眾”，因此無權成為公民，也無法向政府申訴爭取自由。但南北戰爭結束時，已有十七萬九千名黑人加入聯邦陸軍，一萬九千人加入聯邦海軍。白人聯邦士兵每月軍餉為十三美元，而黑人士兵直到1864年6月，每月僅能領到七美元。

長久以來，參軍既能獲得收入，也能找到人生方向。重建時期及之后，黑人青年不斷入伍，兩次世界大戰中也隨處可見他們的身影，只是軍隊依舊實行種族隔離。他們參軍，是出于愛國之心嗎？在南方各州，以及馬里蘭、密蘇里、特拉華等邊境州，吉姆·克勞種族隔離制度大行其道，南方腹地私刑泛濫，施暴者卻極少受到懲處。許多黑人選擇從軍，多半是希望憑借服役改變自身與整個族群的命運。這種對國家復雜糾結的心態，也貫穿于所有黑人文學作品之中。

牙買加裔哈萊姆詩人克勞德·麥凱1921年創作的詩歌《美國》，通篇未提及種族，可字里行間都浸透了這份心緒：

縱然你予我苦澀食糧，

利齒將我咽喉咬傷，

奪走我生命的氣息，我仍要坦言，

我愛這磨礪我青春的文明煉獄。

你的生命力如潮水涌入我的血脈，

賜我力量，直面你的敵意。

十五年后，蘭斯頓·休斯在《讓美國重歸本真》一詩中坦言：“于我而言，美國從未真正成為理想中的模樣。”他口中的“我”，是“身負奴隸制傷疤的黑人……被驅逐故土的原住民……懷揣同樣希望的移民，

卻只看到亙古不變的殘酷法則：弱肉強食，強者欺凌弱者。”休斯有這樣的感觸實屬必然。山姆大叔從未真正接納他們。正是這個“掌權者”，剝奪黑人的投票權，又將他們送往越南戰場。穆罕默德·阿里本不必借宗教理由申請免服兵役，歷史早已為他道出了緣由。

1855年，沃爾特·惠特曼在《草葉集》序言中寫道：“美利堅合眾州，本身就是一部最偉大的詩篇。”三十三年后，在惠特曼眼中，這部“詩篇”化作一位“宏偉、沉穩、偉岸、端坐的母親”。但除卻開國先賢、阿拉莫戰役、葛底斯堡演說、卡斯特最后的陣地與西進運動之外，還有什么值得人們去熱愛、去效忠？這個問題絕非無稽之談。人們熱愛國家，多半是因為眷戀自己生長的故土。地方民謠、本土報紙、老式銀版照片，還有詹姆斯·費尼莫爾·庫珀、馬克·吐溫、路易莎·梅·奧爾科特的作品相繼問世，但如今那些象征“美國精神”的歌曲、故事與經典意象，在當年大多還未出現。《美麗的亞美利加》由一位女權主義女詩人填詞、新澤西州一位管風琴師譜曲，1910年后廣為流傳；而美國國歌，直到1931年才正式確立法定地位。

直到電影與廣播興起，全國范圍內的民族凝聚力才真正形成。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經典美式金曲時代尚未到來，但全美民眾都能聽到叮砰巷的流行樂曲；1933年起，富蘭克林·羅斯福的爐邊談話也通過電波傳遍千家萬戶。好萊塢同樣推波助瀾，接連推出《青年林肯》《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約翰·多伊》等影片，將美國渲染成滿是榮光的國度。

或許，家國情懷便是這樣融入血脈的：不靠法律條文與宣言口號，而是依托旋律與一幕幕生活圖景。倘若1969年有人問我，為何愿意為國家遠赴他鄉、與素不相識的人兵戎相見，我絕不會想起《權利法案》。浮現在腦海中的，會是桑頓·懷爾德舞臺劇改編電影《我們的小鎮》里的場景，是B-17轟炸機上嬉笑打鬧的機組人員，或是電影《生活多美好》中的高中舞會。羅伯特·佩恩·沃倫說，身為美國人，關乎一種理念，而圍繞這份理念不斷演變的種種意象，便是這份情懷的載體。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說《泳者》中也詮釋了這一點。小說主人公望著漸行漸遠的美國海岸，發出一番感慨，言語雖有失偏頗，卻耐人尋味：

法國是一方土地，英國是一群人民，而美國始終縈繞著理想的光暈，難以言說。它是夏洛戰場上的座座墓碑，是偉人疲憊憔悴、神色緊繃的臉龐，是鄉村少年在阿登森林為一句空洞口號葬身沙場。它是發自內心的熱忱與堅守。

如今，我的年紀已經超過當年的比爾·查普曼。當年的他，因五角大樓文件與水門事件心潮難平，說出那句“天啊，我愛這個國家”。我也想坦然說出這句話，卻始終難以開口。但我依舊認為，美國有其獨特之處，有高尚與美好的一面。可當“美國例外論”與貿易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捆綁在一起，含義便徹底變了。“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一心想要重塑“純粹的美國”，追捧一個虛構的舊日圖景——在平權法案、女權運動、多元文化與外來移民“攪亂”一切之前的美國。并非所有追隨者都追求種族單一的美國，但他們真心認定特朗普有益于這個國家，而批評者都是國家的敵人。事實上，他們從未真正看清特朗普的所作所為，即便他偶爾做出正確決策，其立場也不值得認同。

漢娜·阿倫特早已洞悉這一點。麥卡錫主義肆虐的1953年，她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身處的這個共和國、這套民主制度，從來都不完美，也永遠無法臻于完美，因為完美本就不適用于它……倘若一心想要‘讓美國變得更美國’，最終只會親手摧毀它。而你所使用的手段，終究只會淪為強權手段，僅此而已。”

將近六十年前，我的政府愿意讓我為國獻出生命。并非因為北越威脅到緬因州的漁民或是印第安納州的農夫，而是總統與國會議員們為了謀求所謂體面的和平，甘愿犧牲年輕人的性命。那時我本該追問自己：一個人可以身為愛國者，卻并不熱愛祖國，只是慶幸這個國家存在嗎？我愿意相信，答案是肯定的。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樣的心態不夠赤誠，甚至心懷怨懟。但就像一段感情中，偏執的愛意會扭曲彼此的親密關系，過度膨脹的民族自豪感，也會玷污人們一心想要守護的國家。

為國挺身而出的熱忱，應當與號召背后的正義性、緊迫性相匹配。僅僅因為總統下令，就要賭上性命，這真的合理嗎？1973年起，美國開始實行志愿兵役制，出兵阿富汗、伊拉克，都成了個人良知與自主選擇的結果。誠然，愛國主義是國防力量的根基，但它絕不能蒙蔽我們的雙眼，無視戰爭帶來的人間慘劇。一戰結束前一周陣亡的英國詩人威爾弗雷德·歐文，深切體會過戰爭的殘酷。他的詩作《為國捐軀》，讓人們直面戰場觸目驚心的慘狀。倘若人們能親眼看見、親耳聽見、親身嗅到、親手觸到戰爭對人體的摧殘，便不會再興致勃勃地向渴望建功立業的年輕人，宣揚那句古老的謊言：為國捐軀，甘美而光榮。

為國赴死從來都談不上美好，但有時確有其必要。倘若你選擇為國家而戰，就必須清楚自己為何而戰。揮舞旗幟的愛國者們或許不認同這一點，但我們被美化的過往，本就不像傳言中那般光鮮，從來都是如此。歷史學家戴維·洛溫塔爾提醒我們，美國從建國之初，就一直在刻意修飾歷史檔案。大陸會議長期秘書查爾斯·湯姆森曾受邀整理并出版數千頁工作筆記，他起初應允，最終卻將所有手稿付之一炬。據傳，他曾這樣解釋：“我不愿打破后人的美好想象。道出真相，必然會招致非議。就讓世人繼續敬仰我們的先賢與英雄吧。他們被賦予的才干與美德，終將守護愛國主義的信念。”

美國第一位史官，以銷毀史料的方式踐行了他眼中的愛國使命，刻意構建出一套流傳后世的敘事，全然不顧是否符合史實。或許我們的首任總統，并非世人稱頌的“戰時第一，和平第一，人民心中第一”，但在湯姆森看來，華盛頓必須被塑造成這般模樣。拋開種種是非，初代愛國者們制定的憲法，確立了三權分立、正當法律程序、宗教自由與新聞自由，這份功績無可否認。

人們不必對美國抱有完全一致的看法，但遺忘歷史，就會輕易被利用無知博取支持的人操控。這部憲法真的完美無缺嗎？遠遠不是。開篇的“我們人民”，最初僅指代憲法簽署者，婦女、窮人、未受教育者、黑奴，全都被排除在外。1788年，擁有政治權利的幾乎只有擁有財產、財富或受過教育的白人男性。即便如此，受限于所處的時代，開國先賢們依舊創造了非凡的成就。他們搭建起一套國家框架，立志“締造更為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安寧，籌建共同防務，促進全民福祉，并且為我們及子孫后代，守護自由的福祉”。暫且放下“愛國主義”這個詞匯，靜下心多讀幾遍制憲先賢的文字，感念他們創下的基業能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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