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往事 | 慈心與宏愿——劉王立明的兒童教育與救濟實踐

作者：黃佑豪 改寫整理：馮曉暉

“長江往事”系列聚焦長江流域的歷史片段、人物行跡與地方舊跡，整理解讀散佚文獻、報刊檔案和歷史影像，力求還原真實的區域歷史，呈現大江兩岸的文化記憶與社會變遷。

劉王立明其名，如今在江西已少有人知。但在中國近現代婦女運動史、社會救濟史和教育史上，她曾聲名顯赫，是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女性活動家。

她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重要代表，曾長期領導中華婦女節制會，后來出任世界婦女節制會副主席；她也是中國婦女聯誼會、中國人權保障委員會的重要參與者，還是中國民主同盟的創始人之一。抗戰前后，她活躍于婦女運動、社會救濟、兒童保護、民權保障等多個領域。1949年后，她曾任全國婦聯常委、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委員等職。

劉王立明與九江也有密切關系。她出生于安徽太湖，少女時代從太湖成美女學畢業后，被保送到九江美以美會系統的諾立女書院讀書。1910年秋，14歲的劉王立明來到九江，從此在長江之濱度過了影響她一生的重要幾年。在九江，她接受了較為系統的新式教育，結識了后來成為著名教育家的劉湛恩，也受到石美玉等近代女性先驅的影響。1915年，九江成立婦女節制會分會，年僅19歲的劉王立明被推選為會長。1916年，她從九江出發，赴美國西北大學留學。可以說，九江是劉王立明從傳統家庭走向現代社會、從地方女學生走向國際婦女運動舞臺的重要起點。

九江諾立書院遺址 編者攝于2025年3月

過去談劉王立明，更多集中于她在婦女解放、節制運動、婦女參政方面的貢獻。其實，在婦女運動之外，她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面向：她長期關注兒童教育與兒童救濟。她不僅寫文章、作演講，討論家庭教育、兒童權利、兒童護理，也參與創辦和推動多個兒童救濟機構。在她看來，婦女問題與兒童問題并不是兩件彼此分離的事情。婦女沒有真正解放，兒童便難以得到健康成長；兒童得不到良好教育，國家的未來也就無從談起。

從婦女問題走向兒童問題

劉王立明為什么如此重視兒童？

首先，這與她長期從事婦女運動的經歷有關。在傳統家庭和舊式社會中，婦女與兒童往往同處于弱勢地位。婦女常被視為家庭附屬，兒童也常被視為父母私產。一個家庭可以隨意安排女兒的婚姻，也可以隨意決定兒童的命運。劉王立明早年曾親眼見到舊式婚姻對女性的壓迫，也深知這種制度對下一代的傷害。她由婦女問題看到家庭問題，又由家庭問題看到兒童問題，這是十分自然的延伸。

其次，這與她所處的時代有關。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一方面已經出現了“發現兒童”的新思潮，陳鶴琴、陶行知等教育家都在探索適合中國兒童的新教育；另一方面，現實社會中的多數兒童仍然生活艱難。戰亂、貧困、疾病、舊家庭制度、童工、童養媳、學徒剝削等問題交織在一起，使兒童的生存狀況極為嚴峻。少數城市中產家庭開始談兒童教育，廣大貧苦兒童卻連基本生存都難以保障。

劉王立明留學美國，主修生理學，副修社會學。她對西方的兒童教育、兒童心理和社會救濟有所了解，也深感中國在這一方面的落后。她看到，兒童不是可以被隨意管束的小大人，也不是家庭可以任意處置的財產，而是有獨立人格、成長規律和基本權利的人。

劉王立明在美國芝加哥西北大學

更重要的是，在她看來，兒童問題不只是家庭小事，而是國家大事。1932年，她在《慈幼月刊》發表《對兒童節的感想》。當時“九一八”事變剛剛過去不久，國家危機深重。劉王立明認為，一個民族如果不能從兒童教育做起，不能培養有責任感、有公共精神、有國家意識的新一代，即使一時收復失地，也難免重蹈覆轍。她把兒童教育與民族前途聯系起來，這正是那一代知識分子共同的憂患意識。

她看到的兒童困境

今天談兒童教育，人們往往想到家庭教育方式、學校課程、心理成長等問題。但在劉王立明所生活的時代，許多兒童首先面對的是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免于被虐待和剝削的問題。

在舊式家庭中，兒童常常沒有獨立地位。許多父母把孩子看成自己的附屬物，甚至把他們當作賺錢工具。貧困家庭中，兒童可能被賣作童養媳、婢女、學徒，也可能被迫早早做工。女孩受到的傷害尤其嚴重。無節制生育、重男輕女、貧困、疾病、戰亂，都可能使兒童被遺棄、被買賣，甚至被剝奪生命。

城市中的無家兒童處境更為凄慘。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一面是摩登都市、租界繁華，一面是乞兒、報童、童工、雛妓、流浪兒遍布街頭。劉王立明生活在上海，對這些景象并不陌生。她在《兒童的權利》中曾寫到，除了人們自己家中的“小寶寶”之外，社會上還有許多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小孩。他們也是中國的“命根子”，卻被社會推到黑暗的底層中去。

這段話的可貴之處在于，她沒有把貧苦兒童簡單看作被施舍的對象，而是把他們看作同樣具有生命尊嚴和國家意義的人。她意識到，兒童問題不是少數慈善機構發發衣食就能解決的，而是家庭、社會、國家共同失職造成的結果。

正因為如此，劉王立明一方面通過文章和演講傳播科學育兒、家庭教育、兒童權利等觀念；另一方面也參與具體的兒童救濟實踐。她參與創辦或推動撫育孤兒院、湛恩難童教養院、勝利托兒所等機構，為孤兒、難童和貧苦兒童提供照護與教育。在戰亂年代，這種工作并不只是“做好事”，而是在社會崩壞之處，為兒童保留一條繼續成長的道路。

家庭承擔的責任

劉王立明非常重視家庭在兒童成長中的作用。她認為，家庭制度即使會隨時代變遷，但家庭仍有兩項基本功能：一是延續生命，二是幫助兒童適應社會。所謂兒童教育，首先就發生在家庭之中。

劉王立明著作

在她看來，家庭教育是人生一切教育的基礎。一個人的性情、習慣、待人方式，往往在幼年家庭生活中已經形成。學校教育可以補救一些缺陷，卻很難完全消除不良家庭帶來的深層影響。因此，討論兒童問題，不能只談學校，更要談父母和家庭。

她首先主張節制生育。這個觀點放在當時并不容易被接受。劉王立明提出節育，并不是鼓吹不生育，更不是主張墮胎，而是強調科學、合理、有計劃的生育。她認為，無節制生育會損害母親健康，也會加重家庭貧困，使兒童無法得到應有的照護和教育。尤其在貧苦家庭中，孩子越多，越可能陷入營養不良、失學、疾病和被迫勞動的困境。她把節育視為母親健康、兒童生存、家庭幸福和社會安定共同相關的問題，這在當時具有相當強的現實意義。

她也重視科學護理。劉王立明留學期間學習生理學，回國后長期普及兒童養護常識。她從妊娠、分娩、母乳喂養、嬰兒照護、兒童發育等方面，向婦女介紹較為科學的方法。比如她認為，母親應盡量堅持母乳喂養，不僅因為母乳更適合嬰兒營養，也因為哺乳能夠增進母子之間的親近感，對兒童生命早期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在家庭教育方面，劉王立明特別強調兒童權利。她認為兒童不是父母的私產，不能被父母任意支配。兒童應當有游戲的權利，有健康發育的權利，也應當擁有獨立人格。父母教育孩子，不能完全以成人的是非標準去壓制兒童，而應當理解兒童的心理和天性。

她提出，兒童需要游戲。游戲不是浪費時間，而是兒童認識世界、發展身體和心智的重要方式。她還主張尊重兒童的人格。父母不能把孩子當作賺錢工具，也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兒童。兒童如果從小只學會服從和畏縮，將來很難形成健全人格。

劉王立明還對家庭教育的方法作過比較具體的討論。她反對兩種極端：一種是完全放任，任由兒童隨性發展，不問是非善惡；另一種是過度干涉，對兒童的一切言行都嚴加控制。她認為，放任容易養成任性、懶惰和野蠻，過度干涉又容易造成懦弱、畏縮和缺乏判斷力。較好的方法，是在兒童年幼時給予必要約束，隨著年齡增長逐漸調整方式，使兒童學會自我管理。

劉王立明像

她還談到一些今天看來仍不落伍的問題。比如兒童問“我是從哪里來的”，許多父母往往用欺騙的話敷衍過去。劉王立明卻認為，父母應當以科學、莊重而有趣的方式，向孩子說明生命來源，而不是用謊話遮掩。她也提醒父母，家庭成員之間教育觀念如果不一致，不宜在兒童面前爭執，否則孩子會利用成人之間的分歧逃避管教。她還主張，父母糾正兒童錯誤時，不宜同時提出太多要求，否則兒童難以記住，也難以真正改正。

這些觀點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們并不只是抽象口號，而是試圖把現代教育觀念落實到日常家庭生活之中。

無家兒童的救濟

如果說家庭教育討論的是普通兒童的成長，那么無家兒童和貧苦兒童的問題，則更考驗社會的責任。

劉王立明把無家兒童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真正意義上的無家兒童，包括孤兒、流浪兒童、私生子等，他們缺乏家庭保護，救濟和教育應由公共機構承擔。另一類是“等于無家”的兒童，即勞動兒童和失業兒童。他們也許名義上有父母，但實際上衣食不足，缺少照護，沒有受到正常家庭教育，同樣處于困苦之中。

她對無家兒童形成原因的分析，也并不局限于道德指責。她認為，這里面既有個人和家庭層面的原因，如父母在體力、經濟、知識、道德方面無力承擔責任，又有國家和社會層面的原因，如水旱災害、戰爭頻仍、匪患、社會貧困等。也就是說，無家兒童不是憑空出現的，而是社會失序和家庭破碎的結果。

劉王立明尤其反對社會只停留在同情層面。她認為，許多人看到無家兒童，會有一時憐憫，也可能給一些簡單救濟，但很少真正研究他們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如何重新進入社會。如果不加干預，大量無家兒童可能繼續淪為乞丐、童工、婢女、雛妓或被虐待的學徒。對兒童本人而言，這是悲劇；對社會而言，也會形成長期隱患。

因此，她提出兒童救濟既要治標，也要治本。

所謂治標，就是先把已經陷入困境的兒童收容、教養起來，使他們獲得基本生活保障，并學習謀生技能。她設想的步驟包括登記、籌款、救濟、機構照護、家庭救濟、義務教育等。她參與的兒童救濟機構，正是這一思路的實踐。1923年，她與石美玉等人創辦上海撫育孤兒院；抗戰爆發后，她為繼承劉湛恩遺志，創辦湛恩難童教養院；在重慶時期，她又參與創辦勝利托兒所。這些機構在不同歷史階段，承擔了救助貧苦兒童、難童和孤兒的責任。

劉王立明在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時的代表照

所謂治本，則是減少這類兒童產生的社會根源。劉王立明提出，要節制生育，改善貧困，減少失業，防止內戰，救治災荒，改良婚姻制度，并保障私生子的基本權利。這些主張放在今天看，有些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政策的常識；但在當時，能夠從兒童救濟進一步看到人口、婚姻、戰爭、災荒、社會保障之間的關系，說明她對兒童問題的理解已經超出一般慈善層面。

她的兒童救濟思想，不是單純把孩子收進機構，給飯吃、給衣穿，而是希望通過教育與社會改良，使他們重新成為能夠自立的人。她關心的不是一時救濟，而是人的成長和社會的重建。

被忽視的另一面

劉王立明一生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婦女運動領袖。但如果只從婦女運動看她，仍是不完整的。她對兒童教育與救濟的關注，正是其婦女解放思想的延伸，也是她社會改良理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作為母親，她重視親子關系和家庭教育，認為兒童人格的形成始于家庭。作為教育實踐者，她關心兒童的游戲、健康、獨立人格和道德養成。作為社會活動家，她又把目光投向孤兒、流浪兒童、童工、婢女和難童，試圖通過救濟機構與公共倡導，為他們爭取生存與教育的機會。

劉王立明的價值，不在于她提出的每一個觀點今天都完全適用，而在于她在近百年前已經意識到：兒童不是家庭的附屬品，也不是社會可以忽略的邊緣人。兒童教育不是少數富裕家庭的私事，兒童救濟也不是偶然施舍的善舉，而關系到家庭、社會和國家的未來。

從太湖到九江，從九江到美國，再從上海、重慶走向全國婦女運動和社會救濟舞臺，劉王立明的人生道路，折射出長江流域近代女性教育、教會學校、社會運動與國家變遷之間的復雜關系。九江給予她新式教育的起點，也給了她最初的公共活動經驗。后來她關于婦女、兒童、家庭與社會的許多實踐，都可以在這段早年經歷中找到線索。

因此，重新認識劉王立明，不只是補充一位近代女性人物的生平資料，也是在重新理解近代中國社會轉型中那些被忽視的實踐者。她的“慈心”不是柔弱的同情，而是對弱者處境的清醒理解；她的“宏愿”也不是空泛的理想，而是通過教育、救濟和社會組織改造現實的努力。她在兒童教育與救濟中的理論與實踐，仍值得今天的研究者繼續整理和討論。

【作者簡介】

黃佑豪，1995年生，安徽太湖人，文學學士，安徽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太湖縣無黨派知識分子聯誼會會員。

【編后記】

劉王立明是一位值講述的紀念的人物。她從安徽太湖走出，在九江接受新式教育，在長江之濱完成思想覺醒，后來赴美留學，投身婦女解放、兒童教育、社會救濟與民主運動，成為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有影響的女性活動家。她的家鄉太湖已有較系統的研究和紀念，她長期工作過的上海、重慶也留下了相應記憶。相較之下，作為她成長重要轉折地的九江，卻長期少有人提及她的名字，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近年來，編者曾圍繞劉王立明與九江的關系做過課題、寫過文章，也提交過相關建議，希望這段歷史能被地方文化建設所重視，但現實中回響寥寥。今天轉發她的家鄉人寫的此文，不只是介紹她在兒童教育與救濟方面的實踐，也希望提醒我們：一座城市如果遺忘了曾在這里成長并走向世界的人物，也就熄滅自身歷史中的光芒。

適逢六一，謹以此文為記，也愿我們的孩子記得他們的前輩，記得這座城市的歷史與榮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