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頭來，人們得學會與過去相處

楊瀟

2012年，我第一次到訪德國，那會兒我著迷于鐵幕東邊的歷史，到德國后，逢人就問東德的事，但我所在城市，是原屬西德的漢堡，人們對東邊根本沒有興趣，雖然當時的聯邦總理默克爾就出身東德。

碰壁若干次后，我終于在一個飯局上，聽一位德國前駐華記者說起，他有一位東德同學，經歷蠻特別，可以和她聊聊。幾周后，我從柏林出發，在開姆尼茨——東德時叫卡爾·馬克思城——見到了安佳。我和安佳在一起呆了整整一天，聽到了她不可思議的、像《竊聽風暴》與《再見列寧》混合體的愛情故事，我把這個故事放在20世紀下半葉冷戰與“歷史的終結”的大背景下，寫成了下面這篇特稿《另一個國度》，2012年發表在當時供職的《南方人物周刊》上。

在這篇特稿里，故事結束于200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20周年的那個夜晚。但人們的生活仍在繼續。我和安佳保持著通信，我也數次重返德國，2019年和2024年兩次還重返開姆尼茨，與安佳相聚。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意識到，這個故事有更多的元素，也有更復雜的紋理，而歷史的推進，會一次又一次把我們以為的終點變成起點。我決定把這個故事做一些擴展。這個過程花的時間比我想象得長得多得多（我甚至在中間寫完了一本《重走》），但總算完成了，結果就是我剛剛出版的非虛構作品《另一個國度：在20世紀廢墟上的漫游》。

如果你讀完了這篇特稿，也對我的同名新書感興趣，不妨直接從第九章《尋找DDR》讀起。當然，整本書其實講述了同一個主題，借用這篇特稿里的一句話，到頭來，人們得學會與過去相處，也許更重要的是，與自己相處。

下文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1月）

作者：楊瀟

01

墻倒后，我們很快就忘掉了東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樣的，隨之而去的還有那無數個庸常的日夜。我們壓制自己的真實經驗，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實和我們的生活不那么相關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Jena Hensel（東德人，明鏡周刊前記者），《墻倒以后》

和安佳的交談剛開始時，我想到的正是這段話。她看上去比53歲要年輕得多，笑起來有少女神態，她帶著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馬克思像，然后在細雨里給我留影，她主動談起中國，“蠻奇怪的共產主義國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談起把中國“踢出去”的蘇聯，“不喜歡。就像你有一個大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獨一無二的英雄，聽了無數遍后你會怎么看他？”又談起馬列，“以前想學馬克思的哲學，但不喜歡列寧。為什么？因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駛往自由的列車》

我是在開姆尼茨見到安佳的，坐火車從柏林往東，在萊比錫換乘一次，兩個小時就能到達。兩德統一前，這里叫卡爾·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這里，16歲去了萊比錫，20歲到了柏林——當然是東柏林。整個冷戰期間德國被一分為二，地處東德境內的柏林也被柏林墻切割成東西兩個世界。我和安佳有一個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駐華記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個飯局上，聽說我對共產主義歷史感興趣后，他介紹我認識了安佳。

對于一個中國記者的到訪，安佳的不安似乎多過了好奇，我偶爾在紙上記一些筆記都讓她緊張地大笑： “你真的在做筆記嗎？我的故事真的有意義嗎？”

02

非工農子弟，有一個比自己大4歲的姐姐，16歲離開學校到萊比錫的切·格瓦拉俱樂部學習跳舞（“其實格瓦拉在東德不受歡迎，因為他受西方年輕人的歡迎！”），業余時間為德國自由青年團（FDJ，東德的共青團組織）工作，表現夠好，兩年后順利入黨，“我就是這么長大的！”安佳說。

她一顆紅心忠于黨，對馬克思主義而非西德的電視節目更感興趣——另一個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擋，開姆尼茨和德累斯頓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電視信號，而能夠收到西方節目的萊比錫在1989年成了首義之地。

《隔著柏林墻的愛戀》

至于墻呢？來德國之前，我讀了英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墻》，這本書給人很大一種感覺：東德歷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墻史。到柏林后，展示東德人民各種“翻墻”絕技的查理檢查站博物館又加深了這種印象。不過對于墻里面的安佳來說，墻從來不是一個問題。

14歲時學校組織游柏林，她就被老師告知：柏林墻很重要，它可以保護我們免遭帝國主義的毒害。她從不知有人因為越墻而被射殺，也沒有親戚朋友在西邊，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東西柏林分界站）的站臺上淚水漣漣地告別，自然也沒人在圣誕節時給她郵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她如此無害地長到20歲，再次來到東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學第31屆民主德國學習班的學員，他們穿著自由青年團的統一藍衫，和150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學員坐在禮堂里聆聽“世界形勢報告”。

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員，他在《我的憤青歲月》一書里描繪了當時的場景：埃塞俄比亞的女同學跳起舞蹈，表現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爭的題材；越南的女生則一邊唱著胡志明頌歌，一邊翩翩起舞。大廳里還坐著來自巴解組織和南非“非國大”的同學、受智利軍政府迫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當然，少不了像佳杰思這樣來自西德、丹麥和挪威，穿著破洞牛仔褲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課程是馬列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晚上則是丹麥同學的音樂PARTY——校方對這些西方學生管理相對寬松。安佳當時不太能說英語，每次見人都是這幾句：Hi！Bye！See you next time！后來她認識了丹麥男生皮特，對方會說一些德語，兩人頗談得來，很快就放棄Sie（德語“您”，敬稱）開始用Du（德語“你”，較隨意，用于關系親密的人）來互相稱呼。皮特邀請安佳參加PARTY，“開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憶起這些仍然面露驕傲。皮特為她彈奏貝多芬的月光奏鳴曲，但沒有彈好，于是他站起來像個紳士一樣地道歉，“這一刻我愛上了他。”

也是從這一刻起，她意識到“墻”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麥，她，一個“完完全全的共產黨員”，可能和他在一起嗎？

03

他們熱戀9個月，直到畢業分別。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開姆尼茨，循規蹈矩地結婚，工作。她偷偷地給皮特寫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辦公室的一張地圖下，那時皮特是世界銀行一位收入可觀、前途大好的年輕職員。不過安佳并不知道，在學習班一位老師的勸說下，他已經成了一名共產黨間諜，回到丹麥是為了繼續給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 Stasi ）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是東德的秘密警察機構，在“我們無處不在”的口號下，斯塔西給 600 萬東德公民（占總人口 1/3 ）建立了秘密檔案。“柏林是當時冷戰的中心，在兩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軍隊和武器對峙。一旦冷戰升級，甚至核戰爆發，德國就會首當其沖。

《再見列寧》

在這種情況下，東西方對彼此越了解，爆發戰爭的危險就越小。而間諜是雙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給我的電郵回復中，皮特這樣解釋自己的動機：“我希望能借此保護東德和安佳。”

“也許他們說的是對的，如果你年輕時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你就沒有良心。”皮特又說。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個有藝術家氣質的反叛者，這讓我想起比他們年長正好10歲的“1968一代”。牛津大學教授、中東歐史學家Timothy Garton Ash在《檔案》（The File）一書里描述了自己對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復雜感受：他們追捧東德這樣的共產主義國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險、全民就業，卻對同樣真實的“恐怖”一面視而不見；

與此同時，他們反抗的其實是冷戰背景下他們父輩粗暴的反共主義，與其說他們“親共”，不如說他們“反‘反共’”，他們期望的是他們理想中的社會主義，他們不認為東德乃至蘇聯東歐的實踐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惟一可能……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遠，以至于樂意為斯塔西工作。Ash采訪的好幾位前斯塔西官員都告訴他，“1968一代”為他們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圖下的信件被同事發現，這個同事是斯塔西的線人——一個難以證實的數據說，東德約有1/10的人為斯塔西提供情報。因為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丟了工作，被開除黨籍，“一夜間失去所有東西，包括我的信仰。”也差不多是那個時候，皮特要來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見，萌動著出逃（以及私奔）的打算。然而皮特卻是來告別的，“他說他要去美國，再也不能和我見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贖之橋垮了，好一陣子，整個人都是“空的”，后來她決定要一個孩子，“女兒救了我。”也許她還該為另一件事慶幸：斯塔西對她的調查并沒有進行下去，后來她覺得，那是因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會想到，自己也算以這樣的方式保護過安佳。

04

1980年代對安佳來說是平淡無奇的，她在開姆尼茨的一個小工廠上班，像東德大部分婦女一樣，下了班就直奔廚房。她們煮“昂納克咖啡”——由于咖啡豆在國際市場價格昂貴，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麥和5%糖粒的混合飲料，買“東方牌”牛仔褲——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褲造出來的合成纖維產品。多數時間她們的錢多得花不完，因為商品總是短缺。當時流傳著一個笑話，瓷器廠廠長問領導人昂納克：我們有5%的出口產品被退貨了。昂納克答：這夠全國人民用嗎？

假期時，他們會領著國家發放的旅游券，舉家去北部海邊度假，住一種叫DACHA的度假屋。有一次，在波羅的海海邊，女兒指著遠處的白色輪船問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去北方，去瑞典、丹麥。”“丹麥好嗎？”“丹麥很好，是安徒生的故鄉。”“我們可以去嗎？”“不可以。”“為什么呢？”“……”

《再見列寧》

然而1980年代也是變革的年代，東歐國家（與政府相對的）“第二經濟”崛起，“第二文化”與“第二社會”也開始活躍起來，而隨著改革承諾的落空，人們對改革漸漸失去了信心。東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見者回憶說：“在50年代，當人們談論政治時，總會有一位共產黨同志站出來維護黨的立場。可是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在對政治問題進行爭論時，共產黨員們不是離開會場就是建議換一個話題。”

Jena Hensel在《墻倒以后》里描繪了1980年代一個典型東德家庭聚會的場景：聚會通常持續到很晚，10點左右，男主人會從櫥柜里拿出一瓶酒，給每個人端上一碟怪味花生，碟子很漂亮，是他從布拉格帶回來的。女人們喝汽酒，孩子們則喝盛在巧克力甜筒里的蛋奶酒。其中一個男人會清清嗓子，發表祝酒詞。祝酒詞通常相當嚴肅，讓人感覺像是要宣布一場小規模起義。

他會抱怨現狀，抱怨共產黨給他們和給這個國家干的“好事”，他說話時，妻子會把食指放在唇上，緊張地環顧四周。大家會紛紛對他的看法表示贊同：西方什么都比這里好，如果我們也有他們那么多機會，事情就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我們只是沒有機會掌握自己的生活罷了。其他男人還會講幾個昂納克或者戈爾巴喬夫的段子，然后他們就用帶著酒味的吻，送孩子們上床睡覺。

05

1989年11月9日，墻倒了，東德公民的旅行限制被取消。次年10月3日，兩德正式統一。

安佳用“變化”這個中性詞語來指代這期間發生的一切，“每天都有鄰居離開（去西德），你會忍不住想，是不是我也應該離開？”“以前我們在鳥籠里，每天有人來喂水喂食，突然鳥籠的門被打開了，我很好奇，我想出去，我想學飛，但我也擔心，以后還會有人給我水和食物嗎？”

眼下他們還可以領取100西德馬克的歡迎金。在科爾政府的強力推動下，1990年7月，西德馬克取代東德馬克成為官方貨幣，并以1：1進行兌換（實際匯率是1：4），此舉取悅了東德民眾，但東德的企業尤其是出口企業卻遭到毀滅性打擊。

《德國八六年》

許多人失業了，而一些“職業”也不再需要有人去做了：馬列主義教員、國安人員和線人、國家控制的工會職員……統一社會黨（東德執政黨）的許多黨務工作消失了，但同時消失的也包括“異見人士”和“革命者”。

“資格認證很重要，西方政治還是非常精英的系統，”來自東德的社會民主黨（SPD）政治家Hans Misselwitz告訴我，他當年也曾走上街頭，領導抗議，“我是比較幸運的，個人基礎比較好，但不少反對派缺乏專業技術。我們那一代很多人不再從政了，當然也有人脫穎而出，比如默克爾，她比西德人更西德。”

更多變化或許與意識形態不直接相關，統一以后，大批來自西德的法官、律師、教授取代了他們東德的同行，“（因為東德并入西德，實行西德的制度）面對20000條新的法律法規，他們等于生活在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世界，也沒有時間留給他們去學習……”東西論壇（Dasost-west-forum）的創始人Axel Schmidt-G?delitz說。

“也許問題之一就在于，一切進行得太快了。”Hans在社民黨總部樓下的咖啡館里對我說。這棟大樓看上去像一塊巨大的三明治，一樓沿街開放給了普通商鋪，據說延續的是魏瑪共和國時代的傳統，大廳中央是社民黨前主席勃蘭特（Willy Brandt）的塑像，這位德國當代史上的著名人物1983年曾這樣評價馬克思：“偉大的思想家（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是正確的，其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至今光輝不減，但他的解決辦法卻被證明是錯誤的。”

統一之初，一些東德的反對派和西德的知識分子曾希望能找到“第三條道路”，“某種混合性的‘社會民主主義’，它能防止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弊端，比如貧富分化”，但回到當時，即便是東德人民也不支持他們，“那時的普遍情緒就是，歷史終結了，再也不要走回社會主義的老路了。”Hans說。

安佳的丈夫“變化”前就職于一家出口電器的國營企業，不出意料地失業了，“像許多東德人一樣，他無法適應新生活，找不到工作，開始酗酒，脾氣變得很壞……后來我也開始抽煙、酗酒……”她形容那幾年的生活，就是work and cry，后來她決定帶女兒離開這個家，“我的女兒才13歲，要是不走的話，我們都會完蛋。”

我曾在柏林的DDR（“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德文縮寫）博物館看過一段“變化”前的東德新聞，報道羅斯托克為市民新建了大量住宅，記者沒忘記在中節目加入“夢想”的成分，他采訪了一些羅斯托克的學童——和安佳的女兒一樣，他們大概是東德最后一代“祖國的花朵”——請他們夢想1990年甚至2000年的房子會是什么樣。

孩子們展開暢想：建在水上的，倒金字塔形的，長得像花兒一樣的……節目最后，一個渾厚的男中音總結道：當然！這些都會實現，各取所需，這，就是社會主義社會！

他們肯定不會想到，在新的時代，他們成了“失敗者的子女”，他們的父母曾憧憬墻那邊的生活，以為一旦獲得自由便可自己主宰命運，到頭來卻被歷史遺棄。

沒錯，他們可以自由旅行了，他們可以去看看真正的巴黎、倫敦、羅馬（如果他們有錢的話），他們可以投票了，可以公開談論政治而不用擔心告密（如果他們有興趣的話），但生活已不再屬于他們，這個新的社會看起來也不再需要他們——你很難就此責怪西德，事實上他們做得已經夠多：轉移支付、團結稅，也許這就是歷史的荒謬。“現在好是好啊，”他們總是這么說，“但它是年輕人的了。”

“東德的問題不只是政治經濟的問題，也是頭腦和心靈的問題。”出生于西德的Axel說。他的東西論壇致力于推動西德人和東德人的對話，“你相信嗎？直到現在，還有一半的西德人從未來過東德。”

我們談起在東德的新納粹，“失業率增加，貧富分化，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需要一種存在感（sense of life），于是他們聚在一起滋事，在群體中尋找力量。”

又談起電影《再見列寧》和東德的懷舊情緒，很長一段時間，我對類似的懷舊情緒感到不以為然，認為是它是對過去的選擇性記憶，是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的副產品——所謂“極權的誘惑”：把你的身心都交給我來安排吧，多么輕松，多么省事！但是Axel提供了另一個視角，“90%的東德人都不愿意回到共產主義時代，但他們希望找到一種平衡，一種尊重。”“他們曾經在這個國家里生活，不需要你來告訴我這個國家是什么樣的。”

Axel說，他曾吃驚于一些老人對當年的戰爭歲月有著美好回憶，試圖歷數戰爭罪惡并和他們辯論。“你是對的，但我們那時正年輕啊。”老人們這么跟他說。

有誰會把自己的年輕拱手相讓呢？

06

已不再年輕的安佳起碼還有一個指望：皮特。

“墻已經倒了，我也不能再躲在墻后假裝無法動彈了。”1998年，她給皮特的母親伊麗莎白打電話，講述了自己的狀況，“伊麗莎白是一個非常好、非常溫情的人，她知道我們之間的所有事情，就連我自己的父母也不知道。”

伊麗莎白從丹麥來了德國，在德累斯頓和安佳見面，又打電話給兒子：你有責任來見安佳，把事情解釋清楚。于是在這么多年后，他們又見面了。

“他出現在萊比錫機場，就像一個夢，”安佳說。他們抱頭痛哭，皮特遞給安佳一張CD，里面是他做的音樂，他當年受斯塔西之命去總部工作，后來又退出這個特務組織，現在已是一位不錯的音樂人。“他說有一首歌是為我寫的，真是悲哀而又甜蜜啊！”

《德國八六年》

然后他開始講述“那詹姆士·邦德的故事”——用流利的英文。“我的英語那時不是很好，聽不太懂，也不相信他說的，太瘋狂了，就像一出蹩腳的電影，”安佳告訴我，“有可能，我當時根本就沒有怎么聽，我滿腦子都想著，他來了，他來了，這就夠讓我恍惚的了。”

但她很快發現，皮特只是想把整件事情做一個了結。幾個小時后，他就變得客套起來，那是11月，萊比錫陰冷灰暗，“他就像一塊冰冷的石頭，你可以想象那些東西：我們倆沒有未來……”

他來了，又走了，接下來兩年，安佳去了兩三次哥本哈根，一次是和女兒去的，女兒終于見到了安徒生的故鄉，但這里并沒有童話那樣美好，“她很失望。”另一次，皮特帶著她游覽了這座城市，他談了很多，也談到了他正受美尼爾綜合癥（多發于中年人，以突發性眩暈、耳鳴等為主要臨床癥狀）的困擾，但就是不談他們倆之間的事，安佳終于意識到，這一切都是一個錯誤，“我渴望了多年，但這不是現實。”

回到開姆尼茨，她開始接受心理醫生的治療，尋找與過去和解的辦法。

“Rehabilitation”（康復），安佳在我的筆記本上寫下這個詞，當人們需要描述戒毒時，用的也是這個詞。某種程度上，我覺得這是所有東德人的處境，他們年輕過，失落過，革命過，幻滅過，欺騙過，被騙過，如今他們要學會與過去相處，也許更重要的是，與自己相處。

07

柏林東部，Magdalene地鐵站附近，盡是些長得差不多的暗色公寓樓，離開主街百來米，踱入某大院，可見一座老舊的8層大樓，同樣毫無特色，墻體已發黑，只有后來換上的白框玻璃窗顯示著它和時代的某種聯系。這是從前的斯塔西總部1號樓。

如今它被改為斯塔西博物館，向公眾開放，也是德國中學生接受“政治教育”的重要基地。走進大樓，2006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竊聽風暴》里的場景徐徐展開：審訊室、錄像帶、蒸汽開信機、裝在玻璃罐里的保存有受審者體味的皮革，還有千奇百怪的竊聽設備：提包、手表、領帶、皮箱、花灑、垃圾桶，甚至一個木樁子里面都藏著老大哥的耳目。

《竊聽風暴》

“到1989年為止，斯塔西有正式雇員9萬人，通報合作者18.9萬人，”斯塔西檔案聯邦管理局（The agency of the Federal Commissioner for the Stasi records，簡稱BStU）信息部主管Joachim F?rster告訴我。柏林墻被推倒后一個月，斯塔西開始銷毀檔案，后被沖入這里的柏林市民阻止，未被銷毀的檔案文件排起來長達180公里。

F?rster說，阿拉伯之春后，不少中東國家派人來討教民主轉型的經驗，“他們想要知道如何對待這些遺產，我每次都說，在現階段，最重要的是保存好每一份檔案，防止有人盜竊和破壞。”

BStU最重要的兩個部門是檔案部和信息部，前者負責整理和保存那浩如煙海的文件，后者則負責接受和處理社會各界要求查看檔案的申請。在他們網站上，一個常被問到的問題是：我想知道我的鄰居、同事和熟人是否曾為斯塔西工作過，可以查詢相關信息嗎？

1991年，統一后的德國就是否公開秘密警察檔案展開長時間討論，東德方面擔心開放檔案會給未來的民主轉型帶來太大負擔，甚至擔心隨之而來的報復與社會騷亂。最終，議會通過了一項法律（Stasi Records Act），確保檔案“有控制地開放”——

記者和學者可以申請查看某一領域或時段的檔案，但不能針對個人去查詢他是否與斯塔西有染。公民個人只能申請查看與自己相關的檔案。為了保護其他公民的隱私，檔案在公開前還會由專員一一查看，將無關的人名等信息涂黑。而政府部門則可以申請查看公職人員的檔案，如同運動員尿檢一樣，以確認他們不是“高克陽性”——出身東德反對派的現任德國總統高克正是BStU第一任負責人，直到現在德國人還把BStU叫做“高克辦公室”。

“與東歐其他國家不同，德國的公開申請以個人為主，這20年有290萬人次提出了申請。”F?rstr說，“他們想知道身邊哪些人曾經告密，也想知道哪些人值得信賴。”他給了我一份BStU對查看檔案者的問卷回訪，并特意說明，因為樣本只有500人，而且不是第三方調查，所以數據只能提供趨勢性的參考，不一定具有代表性：在2008年的回訪里，被問及“這些檔案是否給你造成了情感上的巨大沖擊”時，45%的人回答“是”，39%的人回答“還可以”，14%的人回答“沒有”。被問到“你會進一步申請查看那些被涂黑的人名嗎”，一半的人選擇了“不會”，“有許多原因，有人已經猜到，有人不想知道。還有一些人，原本放棄查看，后來他們老了，又回來再次申請，這時他們想要知道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查看完檔案，對你個人來說，這件事情是否就告一段落了？20%的人回答“是”，33%的人回答“差不多”，還有46%的人回答“不是”。不過一些人擔心的事情并未發生，“有個別告密者自殺了，但沒有報復和暴力，也許正是有控制的公開防止了這類事情發生。”F?rster說，“但另一方面，也沒有出現呼吁公開者所希望的：受害者與加害者重新開始對話。事實情況是，大多數人不再談論此事。”

我們自然聊到了著名的《竊聽風暴》，“它對當時社會氣氛的描繪非常到位，但Wiesler（監聽特工，影片主人公，最后放棄了對作家的監聽，反而開始保護他）這種情況我在真實世界里從沒聽說過。”F?rster說，“事實上，斯塔西的制度也決定了不可能出現一個Wiesler，沒有一個人能獨自做出這么多重要決定，每個人都被其他人牽制和監視著。”

08

安佳和皮特的檔案都已不見蹤影，她覺得自己的檔案很可能是連同皮特的被一塊銷毀了。后來她又提交了查看父親檔案的申請，某一天，在她自己都忘了這事兒的時候，收到了一個大包裹。

里面是斯塔西對他父親的監視記錄，以及，1980年代初她與皮特的通信。“我真沒想到。我的背上冷汗直流，我的雙手也在發抖……知道你被監視是一回事兒，而親眼看到這些檔案是另一回事兒。”她坐下來讀起那些信件，仍然能讀出自己當時的絕望，“他們還記下了1982年我和皮特在柏林最后一次見面的情形。多么遠，又多么近。”

有一段時間她聽不了DDR或者斯塔西這兩個詞，“讓我覺得惡心”，但隨著時間流逝，她也開始慢慢能夠面對這些令人不快的遺產。

參觀完世界最大的馬克思像后，雨勢加大了，我們去了當地最高建筑的樓頂咖啡廳，我們邊喝咖啡邊聊天，透過玻璃幕墻，她把自己當年學習、工作過的地方， 1989 年游行開始的地方一一指給我看。然后她駕車帶我去了郊外一家特色餐館，在那里吃了一種奇怪的本地魚，之后我們向更遠的郊外進發。奧古斯圖斯堡（ Augustusburg ）那巨大的宮殿就建在山頂，遠遠望去，像是漂浮在半空之中，氣勢不輸新天鵝堡。

《竊聽風暴》

她的車里放著皮特的音樂，有一首歌，皮特用中文反復念著“夏日長”，安佳問我那是什么。“long summer！”她聽了哈哈大笑，說怎么也不會想到，有一天會有一個中國人坐在她的車里，幫她翻譯那句她聽了無數遍卻不知其意的中文。我說，我也不會想到，有朝一日會坐在一個德國女人的車里，聽一個丹麥男人用中文唱歌。

2001年，安佳的女兒背著她，把母親的社交網絡狀態改成了“單身”。后來安佳在網上認識了現在的丈夫卡羅，兩人結婚前，卡羅為她買了一張飛往哥本哈根的機票，“他和女兒都對我說，你需要自己去面對，去感受，（你和皮特）這段關系還重要嗎？你得自己做這個決定。”安佳去了，并且相信自己解決了所有問題，“是的，激情的日子讓人懷念，但畢竟已成過去。”她愛著自己的丈夫，也仍然愛著皮特——以另外一種形式，“這算是什么？柏拉圖式的戀愛嗎？”她大笑。

皮特仍然單身，他在電郵里對我說，雖已不是共產黨員，但他“仍然不是資本主義的粉絲，仍然喜歡馬克思和他的理念”，當然他也不喜歡某些國家對人權的壓制。

“他有時會抱怨說，”安佳告訴我，“總有一天，我們都得給中國人做玩具！”皮特說他正準備建立一個新的政黨，要“運用互聯網等手段來推動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有趣的是，他同時也接受了那句話的下半句：“如果你年紀大了，還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那你就沒有頭腦。”

安佳后來還見到了當年介紹皮特加入斯塔西的那個老師，“原來他是一個非常開明友好的人，我們不怨他，當時他和皮特都相信他們做的事情是對的。沒人知道歷史會怎樣前進。”

分別前我們又喝了一次咖啡，那家咖啡館開在一個共產主義時代的監獄里頭。我們什么都聊，她說起自己失業15年的姐姐，又說起她以前所在保險公司的一個小領導，“‘變化’的時候坐牢了，只因為當年采購時賺過差價。其實他是很好的人……”看得出，和同輩人相比，安佳對自己現在的狀況挺滿意：經濟獨立，家庭幸福，能去更多的地方度假（今年她去了葡萄牙），不過說到1990年的民主選舉是安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時，我還是有點吃驚。問她現在為什么不投票了，“那些政客們都差不多！”

09

2009年，安佳在網上找到了老同學佳杰思，“嘿，Adrian，你的頭發去了哪里！”三十多年過去，佳杰思也從革命青年變成了記者，又從記者變成了CEO，不過那是另一段傳奇故事了。

這一年的11月9日，柏林墻倒塌20周年紀念日，她、皮特和佳杰思一起來到柏林的勃蘭登堡門，參加這里的慶祝活動。中途佳杰思接了一個電話，然后開始說中文，原來是一家中國的電臺打電話給他，請他談一談“柏林墻倒塌20年的意義”。

1989 年 11 月 11 日，德國人坐在柏林波茨坦廣場附近的柏林墻上

我試圖在網上尋找那期節目的文稿，但沒有找到。我很懷疑5分鐘的連線可以談論哪些“意義”，正如我也懷疑自己寫的故事，對于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一個遙遠大陸上普通的人發生的普通故事有什么“意義”呢？可是，我又想起安佳給我描述的一個場景，在柏林的車站，她和皮特坐上一輛出租車，司機大概是看出了他們關系的不同尋常，問：

“發生了什么？”

“這是很長的故事。”

“沒關系，前路漫漫，我有時間聽。”

沒錯，前路漫漫，所以我也決定把他們寫出來。就是這樣。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的安佳和皮特為化名，感謝佳杰思先生提供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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