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最后的僑批代書人：阿嬤們的音容笑貌，總在眼前

《給阿嬤的情書》無疑是近年來最受歡迎、熱度也最高的影片之一。它把那段“過番”往事拉回公眾視線，令無數人為之動容。

當年“過番”浪潮中，大批潮汕、閩南男性為求生計，乘船遠赴南洋。留在家鄉的妻子，既要侍奉公婆，又要撫養兒女，她們被稱為“番客嬸”，日子在無邊的守望中慢慢熬過。《給阿嬤的情書》里的葉淑柔，正是無數番客嬸命運的縮影。丈夫離去后，她獨自耕田、拉扯孩子，僅靠一封封僑批（后期的實際寄出人是另一位女性謝南枝）撐著心底那份念想。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2026）劇照。

現實中的番客嬸，她們中許多人的一生比電影更加坎坷，也更不為人知。由于大多不識字，收到南洋來信需請人代讀，想回信也要找人代寫。此時，代書先生便成了連接僑鄉與南洋的要緊橋梁。他們擺一張小桌，執一支筆，把番客嬸的零碎心事轉為紙上的文字。功底到家的代書先生，能寫出古雅而簡潔的信，既道出她們說出口的話，也點破她們藏在心底的意思。

福建泉州人姜明典，就是這樣一位代書先生。20世紀60年代，十六七歲的他便騎著自行車下鄉，替番客嬸們寫信。他用詞考究，還自學英文，幫著翻譯信封上的地址。如今年過七旬，他仍堅持每天出攤，在泉州石獅城里一處停車場入口支起小桌。今年5月中旬，他應邀來北京參加《給阿嬤的情書》的觀影活動，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泉州。

姜明典在他的小攤上。刁樂妍 攝

下文作者是姜明典口述的整理人。受本刊之托，姜先生在北京期間，作者與他再次深談，聽他講述上世紀為番客嬸代書的往事。那一封封信里，有她們未說出的牽掛，有她們藏在日常里的堅韌，也有她們終究沒能等來答案的問詢。

撰文｜劉丹亭

代書先生第一次走出泉州

2025年11月，我接到一份特殊的工作，前往泉州下轄的石獅市，采訪泉州地區最后一位僑批代書先生。他名叫姜明典，十六七歲起替人寫僑批，至今已逾六十年。他撰寫的僑批難以計數，接觸過晉江半島上千個僑眷家庭，對于他們的悲歡離合記憶猶新。我的任務是聆聽他的講述，再將講述整理成書。

此前我從沒到過福建，對僑批一無所知，待在石獅的四十多天中，我每天跟在姜老先生身邊，待在他位于人民路聯誼商廈地下車庫門口的小攤子上。我聽他追憶往事，講述一個個華僑家庭的悲歡離合；我也親眼看見一位位客戶帶著種種問題和困難匆匆而來，請這位見多識廣的老先生出謀劃策——他是石獅地界有名的萬事通。采訪之外的時光，我在租住的古厝中望天、逗貓，徜徉在極具閩南生活氣息的民生路和古老的八卦街上，吃著花樣繁多的石獅小吃，聽著柔軟的閩南話……我深深愛上了閩南，對僑批的理解也從博物館展板上的定義“僑批，是海外華僑通過民間渠道及金融、郵政機構寄給國內眷屬的附有匯款的書信及其回文的統稱，是一種‘信匯合一’的載體”，逐漸走向具象、鮮活。

12月底，采訪告一段落，我與姜老先生依依惜別，回北京開始了書稿撰寫。我倆常互通電話，他總會第一時間告訴我小攤上發生了什么新鮮事。今年5月，他告訴我一個喜訊——他受邀參加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的相關活動，馬上要來北京了。

我已經看過這部電影了，盡管電影的舞臺在潮汕，但其中的人情風物、顛沛流離，與我在閩南的所見所聞相互映照，令我感到親切而熟悉。閩南人把去海外謀生的男人叫作番客，他們的妻子就是番客嬸。在石獅采訪期間，我聽了太多像葉淑柔這樣的番客嬸的故事，也有幸接觸了一些當事人，我深知那種等待終生的滋味。這一切和銀幕中上演的悲歡交織在一起，坐在影院中的我，根本分不清自己是為誰而淚流不止。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2026）里，等待請代書先生給家鄉寫僑批的人們。

姜老先生說過，他從十來歲下鄉開始撰寫僑批，接觸得最多的就是番客嬸。我特別想聽聽他對電影的見解、講講番客嬸的故事。恰逢這趟北京之旅，我和他約好要當面進行專訪。

這是姜老先生生平第一次走出泉州。過去他跟我感嘆過好幾次，自己沒來過北京。我們去南站接他，他看著車窗外的風景，感嘆了一聲：“北京就是這個樣子啊！”次日，他一早打電話給我，說他剛去了街邊早點攤，“味道實在太一般了！”（笑）比起石獅那座充滿美食、煙火氣息和人情味的小城，北京著實有些寡淡無味。他也沒時間去任何景點游覽，一撥撥媒體、記者的采訪、邀約令他應接不暇，他一遍遍講述著和僑批有關的前塵往事。

當晚，我們一起去參加電影活動，這是六十多年來他頭一次看電影。倪萍在現場對他進行采訪，當被問到如何評價電影時，他回答說：“毛骨悚然。”臺下觀眾笑了起來，我卻知道這四個字背后的意味：姜老先生記憶中那些情緒、感受全都被再次激活，如驚濤駭浪般向他席卷而來。活動結束后，他很激動地對我說，這兩個小時里，他回憶起十幾個版本的番客嬸故事。

而我們的對話，也從他記憶中的番客嬸談起。

命運的不同版本

“番客嬸的人生就是同一種命運的不同版本，有些人比較幸運，有些人不那么走運。”僑批代書先生姜明典這樣說道。姜明典如今七十七歲，幾十年來，他守著自己在石獅市人民路上的小攤，生怕錯過任何一位來找他的客人。這次北京之行，是他首度走出泉州，也第一次有機會親自把關于僑批、關于番客嬸的故事帶出泉州。他隨身帶著自己這些年收集的部分僑批，隨時準備為大家展示。

姜明典介紹他收集的部分僑批。新京報記者 羅東 攝

姜明典經常被媒體稱作“最后的代書人”，在泉州，乃至整個閩南地區，代書人這個行業已幾近消亡。隨著社會的高度發展，骨肉分離、天各一方的情況不再常見，人們也有了更便捷的實時通訊方式，這個時代看似不再需要代書人，而他們最后一批顧客——那些上了年紀的番客、番客嬸，絕大多數都已離世。姜明典說起這些日子他常做的一個夢，夢里他又回到青年時代，下鄉去找老客戶寫信，可熟悉的番客嬸都不知哪兒去了，他焦急地四處打聽，得知她們不在人世了……夢醒以后，他有些傷感，除自己外，恐怕沒有幾個人熟知那些番客嬸的生活與命運了。1967年，十七八歲的姜明典子承父業，成為代書先生，之后的十年里，他每天騎著一輛租來的破自行車，奔走在晉江半島的各個村鎮之間，挨家挨戶敲門，詢問是否要撰寫僑批。那時他最重要的客戶群體，就是番客嬸。

“龍湖鎮后溪村有一位姓蔡的番客嬸，我對她印象最深。”姜明典追憶著往事。下鄉寫信的過程中，他當真遇到過和《給阿嬤的情書》中的故事類似的情形。

彼時，姜明典將下鄉線路分為東南北三條線，走完線路上所有村莊，正好要一個月。初下鄉時，父親給他寫了一張熟客名單，讓他按名單去找人。不過他很快就開拓了“市場”，每到一個村子，他會拜訪各家各戶，打聽有無寫僑批的需求。也是這個緣故，他誤打誤撞結識了一位蔡姓番客嬸。她獨自住在一座大宅里，姜明典至今還記得與她的初次相遇，“她穿得很端莊，笑著對我說：‘年輕人，我不需要寫信。我以前也上過學。’她說自己常和在菲律賓的丈夫通信，還搬了好幾本古籍給我看。那時書很珍貴，我向她借了兩本，一本是《女子尺牘》，另一本是什么不記得了。等下次去后溪村，兩本書我都看完了，一起還給她。她很高興，夸我守信。” 這位番客嬸雖不寫信，姜明典還是常探望她，聊聊家常，問問她丈夫有沒有寄信回來。

其實，全后溪村都知道，蔡姓番客嬸的丈夫早就死了。據說，他在20世紀40年代參加了菲律賓的抗日活動，被日寇殺害。可番客嬸一直認為丈夫還好好活著，她寄出的書信里全是思念與期盼，而與她魚雁往復的，是她同在菲律賓的兒子。長久以來，他一直以父親的口吻給母親回信、匯款。

幾年后的一天，姜明典如常來到后溪村，蔡姓番客嬸叫住了他。這些年她蒼老了不少，頭發披散，講話也不時顛三倒四的。她對姜明典說：年輕人，你很乖，我現在頭腦不清楚了，你來幫我給我丈夫寫封信吧。姜明典拿出紙筆，番客嬸沉默不語，而他提筆寫下：坐令紅粉青衫，轉眼老去。春花秋月，等閑虛度……番客嬸露出了笑容，拿了兩毛錢給他。那之后，她不時叫姜明典來寫信，直到1977年，他不再下鄉。不久后，他聽說了這位番客嬸去世的消息……

每每提起番客嬸，姜明典總會唏噓，他認為，番客嬸是近現代女性中最杰出、最堅韌的群體，她們含辛茹苦，獨自承受孤獨，可苦守一世，幾乎都是空等。出外的番客99%都會客死他鄉，許許多多番客更是締結了“兩頭婚”——在國內和國外各有一位妻子。這種現今看來畸形的關系，當年卻并不罕見。“交番婆”（即在海外娶妻）不僅滿足了身在異鄉的番客的情感需求，更是一種現實的考量。“我們閩南有種說法：番客娶了當地的女子，生意才好做。這也是給自己找理由吧。”他提起20世紀50年代菲律賓出臺的零售商菲化案，它規定零售業務只有菲律賓公民才能做。華僑如果不通過結婚快速拿到身份，根本別想插手零售生意。

紀錄片《海那邊：潮汕僑批》（2018）畫面。

由于感情、經濟、交通諸多方面的原因，大多數番客一輩子沒回過幾次故鄉，終其一生，也見不到妻子幾面。姜明典聽過、見過太多這樣的事：當年番客出外，妻子年輕靚麗；等再見時，她已是滿頭花白的老太太。番客嬸虛度青春、深居簡出，那些長相尤為美麗的番客嬸，只有在女伴的陪同下才會出門，生怕傳出閑話。她們熬到暮年，如果丈夫有心能回來看看，捎回 “幾大件”，她們便心滿意足、面上有光，覺得一輩子的苦等都有了回報。

在姜明典看來，番客嬸一生最看重的就是榮耀和臉面，苦和難都吞到肚子里，強顏歡笑也要撐起家的門面。但也正因如此，番客嬸對身邊人往往慷慨大方，別人有苦難、村里遇到大事，她們也會傾己所有地幫扶。姜明典有位老番客嬸客戶，名叫鄔甲，她的兒子在南洋發跡，成了一方巨富。鄔甲經常叫姜明典寫信給兒子，今天說“某某要娶兒媳婦，他家窮，你寄一千塊給他”，明天說“某某堂弟病了，家庭潦倒，你寄兩千塊”。等姜明典幫她寫好信，她又抱歉一笑，“今天沒錢，以后再給你。”她手頭的錢全都散給了身邊人，自己反而無錢可用了。

“閩南人稱呼番客嬸‘好額’（相當于富婆），可人們又說，不要羨慕她們，她們花的都是當夫賣兒錢。把丈夫當給番婆，把兒子賣給別人家。這些都是用兩地分居、骨肉分離換來的辛酸血淚錢。”說到這里，姜明典頗為感慨。但能夠成為當夫賣兒的好額，已是番客嬸當中的幸運者。許許多多番客嬸都曾對姜明典抱怨過類似的話：“老頭子沒良心，一年只寄兩封僑批，一次一百塊，你叫我怎么過日子？”姜明典于是替她們寫下：“汲長綆短，捉襟見肘，手頭空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還會引用項羽的名言，勸番客回國團聚，“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然而，書信寄出，常常石沉大海。當年番客嬸多數都纏過足，父母原本期望她們借此高嫁，可一旦丈夫音信斷絕、家庭無以為繼，她們也只有拖著變形的雙足去苦干掙工分。姜明典親眼見過燙著頭、身著光鮮花衣的番客嬸們，在地里干農活、撿拾柴火。

即便丈夫另有家庭、杳無音信，自己失去生活來源，番客嬸也幾乎不會考慮離婚這個選擇，她們還是照樣伺候婆母、養育孩子，獨自咽下所有辛酸。姜明典只見過一個例外：一位老番客嬸在抗日戰爭中與丈夫失去了聯系，她帶著女兒，實在走投無路，改嫁了她人。此后半生，她處于極度的煎熬中，后來實在耐不住，偷偷抄來前夫現在的地址，請姜明典以她女兒的名義寫信問候。然而她并沒有獲得絲毫慰藉，她等著盼著，前夫卻沒有回復一個字。

她沒做錯什么，可就是一輩子抬不起頭來。自從嫁給番客的那天起，番客嬸便只能按照那條既定的人生路線走下去，不能回頭，不能有任何差池……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2026）劇照。

出路和歸宿

盡管當年不過二十來歲，姜明典也能深切地感受到番客嬸們不能言說的絕望和凄涼。他多次提起蓮塘村有位常找他寫信的阿婆，她外出的丈夫很少寄錢回來，生活極為清苦。姜明典每次去她家寫信，都得趴在灶腳（廚房）的小飯桌上，因為她家里連一張像樣的桌子也沒有。有一回，他見她下地回來做飯，戴著草帽鉆進爐膛，從里面扒出草灰，整個人滿頭滿臉的灰塵。按說代書先生不能過問別人的家事，可他還是忍不住勸道：“阿婆，這樣下去不行，人生短暫，你得想想出路。”

番客嬸的出路在哪兒呢？

“文革”結束后，中斷十年的出境之路重新開放，之前找姜明典寫信的番客嬸紛紛涌來，請他幫忙填寫申請前往香港的文件。大批頭腦活躍、敢想敢闖的番客嬸意識到自己不再只有伺候婆母、空等一生這種選擇，她們或者打定主意去海外尋夫，或者到香港打份零工，用收入補貼娘家和婆家。按照政策，番客嬸只要提供五張來自丈夫的書信和十張匯款單，證明自己要前往國外與丈夫團聚，就可以到當地僑務股申請赴港。對于那些丈夫音信全無，或者早早離世的，姜明典也會給番客嬸出主意——教她們在海外的其他親眷以丈夫的名義寫信、匯款回來。有時他甚至幫忙寫好了信，海外家人只要原樣寄回即可。

找姜明典填寫申請表的番客嬸有上萬人之多，據姜明典所知，被批準赴港的番客嬸中，只有極少數最終前往海外與丈夫團聚。事實上，大多數番客嬸心知肚明，丈夫身邊根本沒有自己的位置。他們要么自己還在為生計掙扎，根本無暇他顧，要么早就另外組建了家庭。姜明典太太的外婆也是一位遠走香港的番客嬸。她的丈夫早早去了菲律賓，留下她一個人在家照顧婆婆和女兒。后來，丈夫另娶了菲律賓妻子，還把他們生下的兒子送回家鄉交給她撫養。她把孩子們拉扯成人后，也去過菲律賓，可發現根本沒有自己的立足之處，于是轉而定居香港，一把年紀去工廠打工，用血汗錢補貼子女的生活。在家人記憶里，外婆是一位非常獨立、現代的女性，她到了老年依然優雅、美麗，燙著鬈發，喝著可口可樂，抽“YSL”香煙，頭腦清醒、思想開明。她晚年回故鄉養老，全家四世同堂，晚輩都十分孝順；然而，作為番客嬸，她最終也沒有等來大團圓結局。她的丈夫于遲暮之年決定回鄉探親，或是因為興奮，或是因為近鄉情怯，他在收拾行李時猝死，最后也沒能與外婆團聚……

而今，香港特區政府制定了相關政策，給予從香港退休、返回閩南故鄉的老人每月四千余元養老金。無數操勞一生的番客嬸，得以回到故鄉安享晚年，她們中的一些人召喚回了在海外漂泊了大半輩子的丈夫。按說這也算得上圓滿了，可姜明典見過太多老夫妻分居一生，好不容易在家鄉團聚，其中一方就匆匆撒手人寰。還有另一些老番客，回鄉對于他們來說，就是拋下另一邊的家庭。正看是喜劇，反看則是悲劇。姜明典接待過一些回鄉定居的老番客，他們老態龍鐘、顫巍巍地找他代筆往南洋寫信，張口竟是滿嘴情話。姜明典打趣說：“哎呀，你在那邊還有個‘dear’呢！”對方回答：“對對，我那邊有生意，打理不過來，讓她幫忙處理。”

姜明典。新京報記者 羅東 攝

在姜明典的敘述中，他接觸過的老一輩番客都具有兩面性。對外，他們光明磊落，重情重義，令人敬佩。“他們特別有家國情懷、忠孝仁義，現在人比不上他們。他們最慷慨、最樂于助人，不管村里有什么事，只要一封信過去，他們的錢就來了。”姜明典說道。閩南番客在海外篳路藍縷，打拼出一番天地，但他們心系故土，愿意出錢出力。他們建設家鄉、捐獻學校、熱心公益，出錢贍養老人、培養青年，扶助初到海外的同鄉。因此，老番客在家鄉極有威信，說話也格外有分量。姜明典記得一件事：20世紀70年代，石獅周邊有六個村子為爭搶水源結怨，進而發展為械斗。此事傳到海外，六個村子的海外同鄉會統一寄信調解，表示如果械斗繼續，他們將斷絕給家鄉的一切資金支持。械斗就此停息。

然而，老番客們雖忠能勤事，卻也心如鐵石，他們虧欠故鄉的妻兒太多。他們取得的成就、獲得的名聲、積累的財富，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用番客嬸們的犧牲換來的。他們對他人慷慨、仁義，對妻子卻往往做不到關懷、體諒，甚至有時連忠誠都是奢求。姜明典提起一位老番客，他在菲律賓擺攤販賣蔬菜，做的是小本生意，掙的也是辛苦錢，可每每村里有事，比如興辦學校，他總第一個出頭，“我出五千塊！”其他更富有、更發達的同鄉，見他做了表率，唯有出資更多。他在故鄉頗具聲望，每次回家探親，小學校的腰鼓隊都會出村迎接他。然而，他的妻子卻常常抱怨：“老家伙一直不給我寄家費！”

姜明典保存的20世紀80年代的僑匯單。

紙短情長

《給阿嬤的情書》中有一個十分打動觀眾的情節：番客木生死后，朋友南枝燒掉訃告，替他給妻子淑柔寫了一封平安批。姜明典對此卻頗有微詞，“那封信的開頭寫的是‘淑柔我妻’，要我說，這不合適。”寫僑批六十年，他始終記得父親的教誨——信要寫得有規矩，有章法，不能亂寫。

1965年，姜明典初中畢業，沒有被任何一所高中錄取。他的父親曾于1945年遠赴臺灣省，在一所小學執教了一段時間，這一經歷后來成了他無法抹除的污點。“只要有運動，他就寫材料交代歷史問題。”姜明典苦笑。姜父最終被單位開除，成績優異的姜明典也因出身問題，失去了繼續求學的機會。姜父失業后，去街頭擺攤，改行做了代書先生。

閩南地區自明清起便有大批青壯年遠赴海外，他們身上肩負著家族的生計，而僑批則是將他們和祖國、故鄉、親人緊緊相連的紐帶。僑批具有信匯合一的性質，身在海外的番客通過當地的僑批館，將錢匯出，并附上書信。而國內的僑批館，則負責分發書信和錢款。新中國成立前，僑批館各自為營。新中國成立后，它們統一被劃歸中國銀行管理。僑批的盛行催生了僑批代書人這個行業，到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石獅共有代書先生二三十位，他們由公安局特營科管理，統一租房營業。生意好的時候，代書人一天能掙幾塊錢，也算得上高收入。

姜明典輟學后，一度意氣消沉，母親勸他不要放棄，繼續在家自學古文和英語。母親曾當過老師，常親自指導他學習。姜明典買回高中課本，苦讀一年多，認為自己掌握得差不多了。那時他還有三個弟弟妹妹，家里經濟緊張，他看不到別的出路，便決定也去做代書先生。母親叫他寫一封僑批給自己看，他以妻子的口吻寫了一封給丈夫的信。母親看過頻頻點頭，他撰寫僑批的生涯從此開始。

姜明典當年使用過的英語教材。

起初，他和父親一起上街擺攤，但顧客寥寥。母親說：“大家覺得只有老先生才懂‘之乎者也’，你嘴上沒有胡子，沒人愿意找你。你還是下鄉去寫吧。”母親幫他租了一輛沒有后架的自行車，租金每月十元。姜明典每天一大早騎車出門，風雨無阻。他唯一的伙伴是一個黑色人造革包，里面放著鋼筆、毛筆、純藍墨水、信箋、信封、《袖珍漢英詞典》和用來跟老鄉換蒸紅薯的白米。他的生意不錯，一兩周就會用完一瓶墨水。請他寫信的價格分為一毛、兩毛、三毛。一毛是寫往香港的，兩毛是寫往南洋以及更遠目的地的；要是需要翻譯地址，就多收一毛錢。比起其他代書先生，姜明典有一個巨大的優勢，他會英語，尤其擅長翻譯和拼寫。當時，海外地址多是在親戚間口耳相傳的，書信常因地址翻譯不清而無法寄到。不少人在姜明典的幫助下，聯系上了失散多年的親人。

青年時期的姜明典。

姜明典雖然年少，卻很受番客嬸們的尊敬。在下鄉的十年里，姜明典無數次走進番客嬸的家，有些番客嬸年紀尚輕，身邊常年沒有男眷，姜明典的母親曾特意叮囑他，一定要格外注意，不要招惹閑話。那時這些番客嬸門前都會掛竹簾，他要先把簾子挑起或卷到一邊，才走進房間。來往久了，番客嬸們都愿意和他談幾句知心話，老番客嬸尤其疼愛他，總會請他吃海鮮面線糊，逢年過節給他包紅包，還有阿婆硬要送他兩枚“袁大頭”，被他婉拒了。

代寫僑批是一門學問，僑批要用古雅的文字撰寫，稱呼、格式有頗多講究。“《給阿嬤的情書》里，木生每次給淑柔寫信，開頭都是‘淑柔我妻’，這不對。對妻子要稱呼賢荊、愛卿，還得加上敬語，比如‘芳鑒’‘如晤’‘青睞’。要是寫給長輩，那又不一樣了，得寫成‘某某大人膝下’‘某某兄長大鑒’。”說起這些，姜明典如數家珍。每逢撰寫僑批，他總是非常鄭重、謹慎。按規矩，僑批的正文要問候對方近況，告知收到匯款或包裹，敘述家中祭祀、起厝（蓋房）等大事，再委婉提出請求（希望寄錢或物資來補貼家用）。僑批能寫什么，不能寫什么，也是一門學問。當時，國際形勢較為緊張，因此不能透露太多國內的信息。

彼時，各國的對華政策、對待僑匯的態度不同，在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僑批館是合法的、公開的，華僑可以光明正大地向故鄉匯錢。但在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緬甸，僑批館被政府嚴格管控，只能暗中運轉。為了避開審查，代書先生會在回批中用一些隱語來替代銀錢。舉個例子，你定居菲律賓的家人寄來五百元，你要在回批里告訴他們“收到五擔大米”“收到五百顆補藥丸”，又或者“五伯公到家”。時至今日，姜明典在幫客戶寫信時，還沿襲著使用隱語的傳統。

上述這些都是有章可循的，真正難的是如何幫番客嬸傳遞心聲。番客嬸把姜明典叫進家門，往往什么也不說，更不要提自主地表達。她們想傾訴的一切，全靠姜明典自己揣摩。“那時我還沒結婚，但我很理解她們，”姜明典回憶著，“有些番客嬸跟我說；‘我是真不愿意寫信，寫起來就傷心。’” 可在她們的信中，一點露骨的表達都不會有，她們跟丈夫談的基本都是經濟，很少說到感情。“像電影里那種直白的情話現實中是沒有的，十個番客嬸，九個不會談感情，還有一個會罵男人。”代書先生是番客嬸的知心人，姜明典聆聽她們的抱怨和嘆息，聽她們訴說自己命苦、被父母錯嫁、被丈夫辜負。姜明典于是一次次在信里寫下：鄉關一去，各自東西；對月臨風，輾轉五更；秋水伊人，怎不悵然……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2026）劇照。

關于華僑在海外立足、創業的記述，有成千上萬，它們被寫入歷史、拍成電影、改編成文學作品。然而，番客嬸的心聲，除了代書先生，從來無人知曉，無人記錄。閩南老人離世后，會把生前的東西都帶走，那些番客嬸精心保存的僑批，也往往被付之一炬。她們沉默地生活，沉默地離開，她們的故事和經歷，湮滅在時間的長河之中。

姜明典經常想念那些番客嬸，她們的音容笑貌總在他眼前；但他也慶幸，未來不會再有番客嬸，也不再需要代書先生。他說：僑批其實不會消失，只是改變了形式和載體。只要海外華僑與祖國血脈相連，天各一方的親人音訊不絕，僑批就永遠存在。

只不過，再不會有人像曾經的番客嬸那樣，一輩子只靠幾封僑批來維系生活、寄托全部的希望了。

*姜明典口述回憶將被整理成書，由“世紀文景”于今年下半年（預計）出版。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劉丹亭；編輯：西西；校對：劉軍。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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