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祥松｜公共資源能不能被企業“打包經營”？

在中國城市化的漫長進程中，總有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制度設計，會在某個節點突然顯影，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

停車位，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微觀制度切口”。

它原本只是城市管理中的一個技術問題——如何在有限的道路空間里，安排更多的車輛停放，同時不影響交通效率。

但當“國資停車”這一模式出現，并與“欠費曝光”這一帶有明顯輿論壓力的催收方式綁定時，一個關于權力邊界、公共資源和公民權利的復雜命題，便逐漸浮出水面。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收費爭議，而是一場制度邏輯的碰撞。

一、從“劃線收費”到“城市生意”：一條被拉長的邊界

如果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城市道路依然以“通行功能”為絕對核心。

停車，是一種附屬行為，是對道路資源的“臨時占用”。在這一邏輯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確規定，道路泊位的設置權屬于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其根本目的只有一個：保障通行效率。

也就是說，道路不是用來“賺錢”的，而是用來“流動”的。

然而，隨著汽車保有量的爆發式增長，這一邏輯開始受到沖擊。

根據公安部數據，中國機動車保有量在過去二十年間增長了數倍，一線和二線城市的停車缺口長期存在。

供需失衡之下，“停車”從一個管理問題，逐漸變成了一個可以被“經營”的領域。

于是，一種新的模式開始出現——將公共道路泊位打包，通過特許經營或類似方式交由企業運營，由企業負責收費、管理甚至執法輔助。

從表面上看，這似乎是一種“效率提升”的市場化嘗試。

但問題在于，這種模式在邏輯上悄然跨越了一條關鍵邊界：它把原本屬于“行政管理”的權力，嵌入到了“商業經營”的體系之中。

這就像把一條河流的管理權，交給了賣水的人。

二、權力的錯位：當“管理者”變成“收費者”

在行政法的基本原則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職權法定。

簡單說，政府的每一項權力，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且不得隨意轉移或變形。

在“國資停車”的實踐中，第一個顯著的問題，正是職權的錯位。

道路泊位的設置，本應由交警部門基于交通流量、安全需求等因素來決定。但當這一權力被“打包”進入企業運營體系后，泊位的設置邏輯，很可能從“是否影響通行”，轉變為“是否有利可圖”。

于是，一些城市出現了這樣的現象：本該保持暢通的道路，被密集劃線；原本用于緩沖交通的空間，被轉化為收費資源。

這不是簡單的管理優化，而是目標函數的改變。

當“通行效率”讓位于“收費收益”，公共道路的屬性，便開始發生悄然的變質。

三、錢往哪里去：一筆被忽視的公共賬

如果說職權錯位是第一層問題，那么收益歸屬，則是第二層更為現實的爭議。

在中國的財政體系中，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原則：“收支兩條線”。也就是說，所有基于公共資源產生的收入，原則上應當納入財政體系，統一管理。

道路，作為國家所有的公共資源，其占用所產生的費用，理應屬于政府非稅收入。

但在一些“國資停車”模式中，收費主體是企業，資金流向也往往停留在企業體系內部，用于支付運營成本、人員工資，甚至形成利潤。

這就產生了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公共資源的收益，是否被“截留”在了一個半市場化的結構中？

換句話說，本應進入“公共錢包”的錢，是否變成了“企業收入”？

這種模糊地帶，恰恰是制度風險最容易滋生的地方。

四、從收費到曝光：催收手段的邊界試探

如果說收費本身還停留在制度爭議層面，那么“欠費曝光”，則直接觸碰到了公民權利的底線。

在商業社會中，催收本身并不罕見。從銀行信用卡到互聯網借貸，各種形式的催收手段早已存在。但它們之所以能夠運轉，有一個前提：債權關系清晰且合法。

而在“國資停車”的語境中，這一前提本身就存在不確定性。

更進一步，當企業開始通過媒體或網絡平臺曝光欠費車輛時，問題便從“債權催收”，升級為“人格權風險”。

我們可以把這種風險拆解為幾個層次：

第一層，是車牌號的曝光。車牌作為公共道路上的可見信息，通常不被認定為隱私，因此風險相對較低。

第二層，是車輛照片。一旦照片中出現可識別的面部信息，便可能觸及《民法典》中關于肖像權的保護條款。

第三層，是關聯信息。如果曝光內容進一步延伸到車主姓名、聯系方式甚至出行軌跡，那么就很容易構成對隱私權的侵害。

而最危險的一層，是評價性語言。當“欠費”被標簽化為“老賴”“無賴”等道德判斷時，名譽權侵權的風險便急劇上升。

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典型的“手段溢出”：原本用于提高繳費率的工具，逐漸演變為一種帶有輿論懲罰色彩的機制。

五、制度的自我修復：從終止到重建

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并非一成不變。

以昆明為例，相關部門已于2021年終止原有的“國資停車”特許經營模式，并將管理權移交屬地政府，同時通過公開招標重新確定運營方。

這背后，其實是一種典型的制度修復路徑：

第一步，是停止爭議較大的舊模式；

第二步，是通過程序正當性（如公開招標）來重建合法基礎；

第三步，是嘗試在“行政許可+市場運營”之間尋找新的平衡點。

這說明一個事實：中國的城市治理，并不是一條單向的放權或收權路徑，而是在不斷試錯中尋找邊界。

六、個體的選擇：在制度縫隙中的行動指南

對于普通車主而言，這場制度博弈并不抽象，它直接體現在每一張停車單、每一次繳費提醒，甚至每一條可能出現的曝光信息中。

那么，在這樣的環境下，個體可以做些什么？

首先，是核實收費的合法性。企業是否具備交警部門的泊位設置批復？收費標準是否經過價格主管部門核準？這些看似專業的問題，實際上決定了收費行為的法律基礎。

其次，是保留證據。一旦遭遇曝光，應及時進行取證，包括截圖、公證或時間戳存證，以便在必要時維權。

再次，是多渠道投訴。市場監管部門、網信部門，都是可以介入的路徑。

最后，是通過司法途徑解決爭議。《民法典》已經為人格權保護提供了相對完善的工具，包括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和損害賠償。

在這里，法律并不是遙遠的存在，而是一種可以被調用的現實資源。

七、一條線的意義

城市道路上的那一條條白線，看似簡單，卻承載著復雜的制度含義。

它既是空間的劃分，也是權力的邊界；既是資源的分配，也是利益的流向。

當這條線被用來收費時，我們需要問：它的合法性從何而來？

當這條線被用來曝光時，我們更需要問：它的邊界在哪里？

在一個不斷變化的社會中，制度的完善永遠不會一蹴而就。但有兩個底線，應當始終清晰：

第一，任何公共資源的使用，都必須建立在合法授權與財政透明之上；

第二，任何商業行為的延伸，都不能突破公民人格權的基本保護。

如果說城市是一部巨大的機器，那么法律，就是它最精密的齒輪。而停車位，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零件。

但正是這些零件，決定了整部機器運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