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大學薛艷華副教授年僅36歲不幸去世，學界高壓太可怕

同為高校教師來回答。

作為一名同在高校任教的老師，看到薛艷華副教授36歲驟然離世的消息，我的內心久久無法平靜。

平日里，各種新聞沒少關注，在當下各行各業普遍“內卷”的大環境下，似乎只有看到這些“過勞死”的案例時，我們才會停下忙碌的雙手和思緒，反問自己：我的身體還吃得消嗎？

如今我已四十多歲，十年前，我也和薛老師一樣，一心撲在科研和教學上，恨不能長出分身，拼命去把所有事都做好。

我的身體也在近些年發出警報，首當其沖的是眼睛，在我們這個行業的，幾乎人人用眼過度。我也不得不慢下來。

薛老師只有三十多歲，還沒等她慢下來，就已經來不及了。

我們總說三十多歲是學者的黃金期，是思想噴涌、成果井噴的年紀。可薛老師卻在這個本該肆意綻放的年華，永遠停下了腳步。

她的離去，像一記重錘，砸在了每一個還在深夜亮著燈的年輕學者心上。

翻開薛老師的履歷，那是一部被按下“快進鍵”的傳奇。

從西南政法大學的博士，到重慶大學的博士后，再到蘇州大學的副教授，她手握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在核心期刊發表了十余篇論文，還出版了個人專著。

在外人眼里，她是妥妥的“學術女神”。

但只有身處這個圈子的人才知道，這份光鮮背后，是無數個凌晨三點未曾合眼的夜晚，是長期三餐不規律的透支，是連續幾年沒有完整休過的寒暑假。

這種透支生命的狂奔，在當下的學術界早已不是孤例。

就在上個月，山西傳媒學院39歲的副教授秦秀宇，在剛主持完本科畢業答辯后，因突發急性心肌梗死搶救無效離世。

再往前看，浙江大學材料學專家劉永鋒教授，最終倒在了西安學術會議的講臺上。他的妻子翻出他生前的日程表，上面密密麻麻地記錄著：277天內出差或晚9點后下班，135天熬到深夜10點，整整18年沒有休過完整假期。妻子那句泣血的質問——“是不是非得用命才能換來一張體檢假條？”至今仍在無數青年教師的心頭回蕩。

這讓我們不得不反思，當下的學術評價體系。

近年來，國內高校普遍推行“預聘—長聘”制度，也就是大家常說的“非升即走”。

新入職的青年教師通常有3到6年的考核期，必須同時完成課時教學、論文刊發、課題申報、研究生帶教等多重硬性指標。一旦在聘期內未能完成，面臨的就是解聘或轉崗。這種懸在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迫使青年教師將絕大部分精力投入到能短期見效的科研產出中。

薛老師生前身兼授課、帶研究生、申報新項目、修改論文四項重擔。

環境法課題還經常需要對接各地實地調研，出差奔波是家常便飯。

在職稱晉升的關鍵節點，為了趕項目申報窗口期，動輒連續半個月熬夜改標書。

她的父母含淚透露，女兒近一年頻繁失眠胸悶，好幾次想請假休養，卻趕上課題結題、期末集中閱卷，硬生生把體檢計劃一拖再拖，小病慢慢拖成了急癥。

薛老師生前很少談論自己的身體，只是偶爾跟好友提起“總覺得很累”“抵抗力差，反復感冒”。但這些信號在當時都被歸結為“年輕，扛一扛就過去”。

直到5月31日晚突發急性重癥，盡管醫院動用了ECMO設備全力搶救，她依然在6月1日永遠離開了人世。

她的學生回憶，薛老師凌晨兩三點回復郵件是常態。讀博期間，室友記得她常通宵改稿，困了就趴在桌上瞇一會兒，醒來繼續寫。入職蘇大后，教學大綱設計、課堂講授、科研項目申報、學生論文指導……多項職責集于一身，工作強度遠超同齡教師均值。

她總笑著說：“等這個項目結題就調養。”可當身體真正發出不可逆的求救信號時，時間已然吝嗇到不肯多給一天。

這種“等忙完這陣子”的謊言，我們聽過太多，也信過太多。

2024年4月，南京林業大學38歲的副教授宋凱在家中自殺身亡。他長期忙于工作及基金項目申請，在去世前的春節前后，因需提交基金項目申請，出現了明顯的軀體化癥狀與壓力表現，常念叨“來不及了”、“腦子一片空白”。

還有26歲的建筑設計師馮宇浪，在連續一個月加班19天、凌晨3點多處理完工作后，被發現躺在辦公室的折疊椅上沒了呼吸。

這件事之所以讓人無比痛心，是因為它像一面殘酷的鏡子，照出了當下無數高壓行業從業者令人窒息的生存現狀。

我們總以為身體扛得住，總想著等忙完這一陣再好好休息，但生命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來。

薛老師用血淋淋的事實給我們上了最后一課：無論你活在哪個階層，無論你有多大的宏圖壯志，累了就該躺下，困了就合上眼休息。

不要“拿命換前程”，因為拿命換來的前程，你可能真的無福消受。

在追求事業成功的同時，我們必須學會平衡工作和生活，重視身體發出的預警信號。錢可以慢慢賺，職稱可以晚幾年評，但生命只有一次。

愿天堂沒有痛苦的慢性病，也沒有殘酷的考核。

如果有來生，希望薛教授能夠卸下枷鎖，不要再那么累，哪怕只是一個普通快樂的人，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