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高等教育的未來路在何方

從全球范圍來看，高等教育正面臨危機。從英國高等教育領域的漸進式私有化到阿根廷被撤銷資金的公立院校，全球的大學都在面臨不同程度的挑戰。英國伯恩茅斯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埃爾維拉·博拉特（Elvira Bolat）近日于社會科學空間網站發文稱，盡管諸多新聞頭條聚焦高校的機構關閉、裁員以及資金削減，但一種更為悄無聲息的轉變也在同時發生：這種轉變不僅關乎高等教育所傳授的內容和教學方式，還關乎學者以及學生應當成為什么樣的人。本報記者就全球高等教育的發展現狀及未來走向采訪了有關學者。

市場導向導致學術不穩定狀態加劇

大學是創新生態系統中至關重要的參與者之一，它們不僅促進了知識生產，還通過承擔社會責任推動社會進步。這種責任要求大學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能夠提高個人、家庭以及更廣泛的社會福祉。法國昂熱高等商學院副教授羅拉·馬蘇（Roula Masou）表示，大學原本是維護公共利益和承擔社會職責的機構，但如今在以市場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環境中，其職能已發生了變化。學者越來越多地將精力投入到爭取終身教職或獲得資金支持方面，學術的不穩定狀態也在加劇。

在馬蘇看來，當代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呈現出向管理型治理模式轉變，這種轉變強調效率、競爭和品牌塑造，往往以犧牲機構的自主性為代價。這種做法有可能破壞大學本身的基本價值，即學術自由、學院式治理以及純粹追求知識的價值觀。在此影響下，大學已愈發融入知識經濟體系，采用市場機制，并與創新驅動的生產—消費邏輯相契合。總之，這些變革對大學的當代角色和身份提出了質疑，在以管理主義和市場理性為主導的環境中，大學的根基價值、機構自主性和社會使命正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

“人們必須牢記，大學保持機構自主性對于其履行社會職責、避免受到外部壓力的影響至關重要。”馬蘇說。因此，持續的公共資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這不僅是為了維護大學的自主性，也是為了確保所有學科的可持續性，尤其是人文和社會科學學科。此外，高等教育機構必須抵制將學習商品化的做法，這種做法將學生視為消費者，將教育視為一種交易性服務。大學教育的指導原則應該是推動智力發展，而非只是完成學生滿意度指標或就業結果。

西方主導的全球高等教育格局日漸式微

隨著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加劇，“科學無國界”這一理念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領導力、高等教育及成人教育系兼職教授加文·穆迪（Gavin Moodie）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盡管國際關系出現一定的分裂，但他預計國際科學合作仍將繼續，其形式和過程可能會與以往有所不同。英國牛津大學全球高等教育中心主任大衛·米爾斯（David Mills）也認為不能過分夸大當前危機。從全球范圍來看，學生和學者全球性流動趨勢并未放緩。據預測，到2030年，國際學生流動規模將增長至850萬人。

美國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榮休教授菲利普·阿爾特巴赫（Philip G. Altbach）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他表示，雖然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及其他因素正在削弱高等教育與研究的全球一體化網絡，但科研領域仍存在著大量的學術合作。誠然，前往英語國家的國際學生數量略有減少，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正逐漸成為重要的國際學生接收國。

“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高等教育和科研的‘中心—邊緣’格局日漸式微，這一變化并非源于地緣政治緊張局勢，而是非西方國家的大學崛起?！?/strong>阿爾特巴赫表示，其中最明顯的無疑是中國崛起成為全球重要的學術力量。阿爾特巴赫參與撰寫的《學術卓越之戰：全球視野下的一流大學建設》一書中提到，中國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領域的一些卓越計劃中投入了大量的資金。與此同時，許多傳統的學術實力較強的西方國家正在削弱其學術和科研體系。正如當前的國際政治格局，高等教育也正步入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這可能會使科學與學術資源的分配更加均衡。

阿爾特巴赫表示，世界各地的大學的組織架構和學術理念大多源自西方。穆迪認為，這引發了一些現實問題，例如，學者是否應該用英語發表學術成果、高校是否要遵循知名大學排名標準。然而，對于中國、印度以及其他能夠形成合作聯盟的全球南方國家而言，它們足夠強大，能夠建立自己的科學規范?！皶r間會帶來各種變化?！蹦碌险f，這將是一個逐漸轉變的過程。

對米爾斯而言，全球南方國家的許多大學仍沿用西方國家的學科結構和評估體系，這是大學當前所面臨的最為嚴峻的挑戰之一。在某些學術領域，如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本土”知識體系的概念尤為重要，當然，全球網絡和對話的作用也不應被忽視。因此，在追求全球大學排名的高壓之下，全球南方國家既要構建一種扎根于本土認識論的高等教育模式，又要積極參與有意義的全球對話。而其中的挑戰在于打破將這些交流過程分層的等級制度，以確保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型大學也同樣有能力主導有關對話。

未來大學將呈現多樣化形態

博拉特表示，在高等教育體系中，由于面臨工作不穩定的狀況以及持續不斷的績效評估，建立個人品牌已成為一種保障聲譽的手段。在平臺資本主義時代，學者和學生越來越多地被卷入一種注重曝光度、自我優化和數字品牌塑造的文化之中。大學不再只是一個從事學習和學術研究的場所，它變成了人們必須進行表演的舞臺、有待出售的產品以及需要維持的內容流。那么，當教學和學習都變成數字化表演行為時，大學還剩下些什么呢？在大學的核心價值，如嚴謹性、批判性思維、公共知識等被簡化為算法后，我們又能想象出什么樣的未來呢？

在博拉特看來，這些變革的發生與更廣泛的系統性壓力相互關聯：教育經費的削減、大學的商業化趨勢以及因人工智能而出現的技能退化現象。博拉特認為，現在大學面臨的情況不僅是衰落，還有向全新形態的“平臺式”大學轉變。在“平臺式”大學里，學生和學者更像是個人品牌和內容創作者，為了吸引關注、獲得認可以及生存而展開競爭。在這一體系中，傳統價值觀在日益被技術資本主義和數字勞動所定義的框架內搖搖欲墜。未來將會向何處去，仍是一個有待解答的問題。

英國伯恩茅斯大學歷史學與政治學高級講師葉延·富蘭克林（Ieuan Franklin）表示，當前高等教育面臨危機，要求人們不僅要對教育機構本身進行重新思考，還要對教育的社會目的進行重新審視。英國學者克里斯托弗·紐菲爾德（Christopher Newfield）提出了高等教育的四種可能的未來走向：一是強化了新自由主義趨勢，以平臺為導向、競爭激烈、管理主義日益盛行。二是取消學費，但并未改變結構性不平等。三是重新分配公共資源以促進公平。四是切斷與市場和國家的聯系，借鑒非西方、合作以及同伴互助的知識體系。

大學不會因規?？s小而失去活力

在談到部分國家和地區大學年齡段人口急劇減少，高等教育機構應如何應對該問題時，穆迪表示，許多國家的青年人口數量都在減少，幾乎所有國家在未來50年都將面臨人口數量大幅下降的局面。英國推行終身學習的政策，這一目標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被提出，但到目前為止進展甚微。澳大利亞的大學在發展終身學習方面準備得更為充分，它們提供了大量的兼職和在線課程。但在澳大利亞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中，年齡超過40歲的僅占13%，而年齡超過45歲的人參與職業教育的比例僅為18%。穆迪預計，大學將不得不應對招生人數減少以及隨之而來的資金短缺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可能需要合并或關閉部分大學，但并不會因為規模縮小而失去活力。

高等教育的全球化、國際交流的增多以及對高等教育的需求，都促成了大學長達半個世紀的擴張。但從目前來看，在收取高額學費的國家中，年輕人及其家庭對于投資高等教育正在三思而后行。米爾斯認為，大學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終身學習和兼職學習等問題，許多大學也在重新審視其優先事項和教學模式，遠程教育和跨國教育的發展就是一個例子。在過去，作為思考空間和學習引擎的大學表現出了極強的適應性和韌性。米爾斯相信，盡管未來會面臨財政、政治和人口方面的壓力，大學仍能找到繼續發展和轉型的方法。

阿爾特巴赫表示，當前，世界各國人口減少的情況較為普遍。然而，無論在任何地區，那些以研究為導向的頂尖大學很難因學生人數的減少而受到影響。而學術層級較低的院校則會面臨較為嚴重的問題，例如，韓國和日本的一些大學（尤其是私立院校）紛紛關閉或合并；在許多國家，高等教育正變得更加職業化，并且更加看重“投資回報率”。毫無疑問，人口方面的挑戰將給許多高校帶來重大變化。

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在線教育的普及正在打破大學的物理和認知界限。有學者認為，大學的知識生產和教學會因廣播、電影、電視、計算機以及互聯網的出現而變得多余。在穆迪看來，盡管這些技術改變了大學的知識生產和教學方式，但并未如預期那樣在這些技術引入時就被完全取代。因此，人工智能對大學的影響將是一個漸進的適應過程，大學將繼續調整其教育模式，以培養學生運用人工智能的專業能力。

“人工智能勢必對教學和科研產生重大影響，雖然目前尚不清楚其影響程度。”阿爾特巴赫表示，研究型大學將更能經受住人工智能變革的考驗，而高等教育的其他領域則可能會受到更為重大的影響。米爾斯表示，在人工智能加速發展并改變教育與科研的背景下，大學需要重新思考其與社會的關系，同時繼續倡導并捍衛批判性思維和自由思考的空間。知識的創造或許正在被人工智能所改變，但思考仍然至關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王俊美

責任編輯： 趙琪

新媒體編輯：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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