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精神醫學界真的那么“先進”嗎？今天，我就扒一扒它的遮羞布

本文章節：

01、為什么只跟跑不領跑？國內同行的擰巴心態

02、我要指出美國同行穿的是“皇帝的新裝”

今天這篇文章，我們來聊一個有點扎心、但不得不聊的話題：我們國內精神醫學界跟跑的美國精神醫學界，真的那么“先進”嗎？

說實話，國內很多精神科同行心里一直把美國精神醫學界當作“行業天花板”，篤定地認為，國內精神醫學界不如美國。

這也是我們在之前的文章里提到——C-PTSD（復合性創傷后應激障礙）遲遲不在國內落地的原因。

因為C-PTSD這個診斷是世界衛生組織（WHO）提出的，而美國最新版的DSM-5-TR（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5版修訂版）里沒有它，所以我們國內的主流精神科也對其選擇性忽視。

說白了，國內精神醫學界就是跟跑美國精神醫學界跟習慣了，連抬頭看一眼方向的勇氣都沒有。

但問題是，如果美國精神醫學界領跑的方向是錯誤的呢？

今天我們就從精準精神心理學的“4維時空”視角，深入剖析這個問題——美國精神醫學界，真的那么“先進”嗎？

01、為什么只跟跑不領跑？國內同行的擰巴心態

想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先得說說，為什么國內精神醫學界會堅持跟跑美國精神醫學界，而不是選擇自己領跑。

國內大部分精神科醫生的心理狀態，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又自卑，又自負。

先說他們的自卑心理是怎么回事。

在臨床醫學的“大家庭”里，精神科的地位一直不高。

外科大夫做一臺手術，效果往往比較明顯——比如切除一個腫瘤、縫合一處創傷，患者術后就有直觀的改善。

內科大夫對癥下藥，比如用抗生素控制感染、用降壓藥穩定血壓，也能較快看到效果。

精神科醫生呢？治一個好一個的情況并不多見。很多患者都是“老面孔”，反反復復前來就診，所以精神科醫生的成就感極低。

連麻醉科——雖然麻醉醫生常常被稱為“幕后英雄”，相較于其他科室存在感不高，但是他們也是一臺手術從頭站到尾、保障患者生命體征，他們的成就感也比精神科醫生高。

更要命的是，AI時代已經到來！

現在AI對臨床醫學的沖擊越來越大，然而精神科還停留在“癥狀學診斷”——即只關心患者當下的癥狀：患者說睡不著、心情差，醫生對照DSM的標準，就給貼個“抑郁癥”的標簽。

然而這種靠“對號入座”來診斷的方式，AI學起來比誰都快——你給它一本DSM，它幾分鐘就能背得滾瓜爛熟，還能比你更準確地找到對應的診斷條目。

可想而知，國內精神科醫生的職業危機感有多強！

那既然國內精神科醫生成就感這么低，那他們為什么會自負呢？其實自負的本質也是因為自卑，雖然心里虛，但表面上不能輸。

國內很多精神科醫生，尤其是頂級醫院的專家，一個個都是985畢業、有博士頭銜，在人堆里那也是“人中龍鳳”。

所以他們極其容易陷入一個陷阱——把自己的優秀“泛化”了：以為自己在學術領域取得了成功、發表了論文，就下意識地覺得自己在臨床一線的診斷治療中也同樣厲害，從而高估自己、低估別人。

所以他們只認同比自己更“先進”的美國同行，瞧不起其他國家的同行，甚至不認可世界衛生組織給出的C-PTSD的診斷。

這種既自卑又自負的擰巴心態最典型的體現，就是他們當年面對楊永信事件時的集體沉默。

楊永信是山東臨沂第四人民醫院的精神科專家，被網友稱為“雷電法王”，是國內精神醫學界的毒瘤！

他用傳統電休克療法——一種在臨床上用于治療嚴重抑郁癥、精神分裂癥等重性精神障礙的物理治療手段——來“治療”所謂的“網癮少年”。

這種傳統電休克療法在實施中不使用麻醉，電流通過青少年大腦的那一刻，他們會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這哪是治療，這簡直是通過酷刑來使青少年感到恐懼、迫使他們服從！

楊永信事件爆發后，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實在看不下去了，直接發文稱他是“最臭名昭著的精神科醫生”。

《科學》雜志披露楊永信的惡劣事跡，該文章對他的形容詞是“most infamous”（最臭名昭著的）

搞科研的人都知道，這本雜志和《自然》（Nature）并稱學術圈的“珠穆朗瑪峰”——《科學》雜志都發出譴責，這份批評的分量有多重，不言而喻。

但國內精神醫學界呢？除了我當時公開給國家衛健委寫信，旗幟鮮明地反對楊永信，其他國內精神醫學界的各種學會、協會、各位大佬，集體對楊永信事件默不作聲。

為了反對楊永信，我特地給國家衛健委寫了一封信

為什么國內精神醫學界會選擇集體“失聲”？

很大原因是楊永信用的“電休克療法”，當時國內很多精神科醫院都在用。

因此國內的精神醫學界很尷尬：你要說他不對，那等于打自己臉；你要說他對，又說不過去。

同時國內精神醫學界又沒辦法否認“網絡成癮”是真實存在的，所以最后充其量只能說楊永信“擴大了診療范圍”，把這件事定性為“學術爭議”。

這就是國內精神醫學界“不敢面對問題”的典型表現，遇到事情只會“裝鴕鳥”。

以前國內沈漁邨院士還在時，國內精神醫學界裝“鴕鳥”裝得心安理得。

沈老是我國現代精神醫學的奠基人，她牽頭編寫的《沈漁邨精神病學》，被幾代國內精神科醫生奉為案頭必備的“紅寶書”，是國內精神醫學領域最權威的專著。

不過雖然他們的案頭擺著沈老的書，但真要下診斷的時候，國內精神科醫生信奉的還是DSM的那一套。

沈老在的時候，國內很多精神科專家、精神科醫生覺得有個“靠山”，有個“擋箭牌”，可以心安理得地躺平——反正國內已經有精神醫學界的院士在研究，我們就跟著美國跑唄。

現在沈老已經去世了，中國精神醫學的路往哪走，是繼續跟跑，還是抬頭看路？這個問題，國內精神科醫生該認真想想了。

最近，我公開支持北京安定醫院的姜濤醫生。我這么做的原因之一，正是看透了國內絕大多數精神科醫生都還在逃避問題。

我支持的不是姜濤醫生的用藥方案，也不是他的診療方法，而是他的良知——他是國內體制內極少數敢于承認心理創傷重要性的精神科醫生！

-相關文章：我力挺北京安定醫院姜濤醫生！不只是因為他說了真話，更因為他是體制內難得的人間清醒！

02、我要指出美國同行穿的是“皇帝的新裝”

現在，我們回到開頭的話題：美國精神醫學界，真的那么“先進”嗎？

今天我就要當一回《皇帝的新裝》里的小男孩，指出一個大家都不敢說的事實——美國精神醫學界，已經不是“先進”的代名詞了！

其實在全球范圍內，“東升西降”已經是大趨勢！

看前陣子川普訪華的表現就知道，在全世界揮舞大棒的“懂王”，來到中國也不得不像小學生一樣，做得規規矩矩，請家人幫忙改演講稿。

因為川普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至少在太平洋，中國已經跟美國平起平坐了！

就連美國鷹派都看清了世界格局的變化，我們的精神醫學界還沒看清美國同行的問題嗎？

今天，我就把美國同行的“遮羞布”一條一條撕下來。

第1，在全球精神心理學界有一個客觀存在的“隱形鄙視鏈”，而美國在鄙視鏈的頂端。

精神心理領域的隱形鄙視鏈

在過去，美國精神醫學界一直覺得自己站在鄙視鏈的最頂端，他們認為自己最牛，診斷標準最先進，治療方法最科學。 （鄙視鏈中提及的“精神病學”與“精神醫學”的區別，我們有機會再詳說。）

如果國內精神醫學界一直待在這個鄙視鏈里，那就要永遠跟跑美國精神醫學界。

但我們早已經跳出了這個鄙視鏈，進入到了精準精神心理學的“4維時空”高度，也就是“3維空間+時間維度”。

當美國同行還停留在3維空間對患者做癥狀學診斷，只關注患者當下的診斷然后“貼標簽”時，我們已經能從患者的內隱記憶層面，去看到患者人生時間軸上的病理性記憶！

什么是內隱記憶層面？

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在《思考，快與慢》里揭示，人的大腦分成兩套系統：

大腦系統1（快思考）：依賴直覺和情感，能迅速做出反應，占大腦認知活動的95%。

大腦系統2（慢思考）：需要調動理性，進行深度分析，僅占5%。

大腦系統1和大腦系統2

而我們顛覆性地發現：內隱記憶，正是驅動大腦系統1運行的核心基礎——一個人的直覺、情感與快速反應，本質上都由內隱記憶所支撐。

這就是我們提出的精神心理領域的“第一性原理”——內隱記憶驅動論。

而所謂的精神心理障礙的致病根源，其實就是內隱記憶層面的病理性記憶！

美國的精神醫學、精神病學界還停留在3維空間，不知道、也不敢接受這樣的顛覆性發現！

而我們已經跳出了精神心理學界的“隱形鄙視鏈”且進入了“4維時空”的高度，自然能看出他們的局限性。

第2，DSM不是“圣經”，它只是“看法”。

美國的DSM被全球精神科醫生奉為不可撼動的“圣經”！

DSM-5書籍圖片

DSM從1952年出版第1版到2013年更新到第5版，乃至2022年出的DSM-5-TR（也就是美國最新的DSM-5修訂版），每一版都代表著當時美國頂尖精神科醫生對精神疾病（更準確地說應該是精神障礙，后續再詳述“精神疾病”和“精神障礙”的區別）的“看法”。

你沒看錯，DSM只是美國頂尖精神科專家對精神疾病的“看法”，而不是真理。

但是，因為美國精神醫學界處于“隱形鄙視鏈”的頂端，所以即使世界衛生組織的ICD（《國際疾病分類》）是全球通用的診斷標準，但它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參考美國的DSM，只是將全球其他國家精神醫學界的診斷意見作為補充。

直到2018年，ICD-11首次正視中等程度的心理創傷，把C-PTSD列為獨立診斷，這是人類精神醫學第一次重視“中等程度的、反復發生的、無法逃脫的心理創傷”。

但對于ICD-11增加的這個最新診斷，美國至今沒有在它最新版的DSM-5-TR里進行補充，他們只承認ASD（急性應激障礙）和PTSD（創傷后應激障礙）的存在。

網傳DSM-6會在2028年至2029年出臺，里面會不會加入C-PTSD的診斷？

答案是未必。

因為美國精神醫學界已經習慣性地認為自己的認知是最先進的，嚴重缺乏自我反省的意識和能力。他們會不會轉而認可ICD-11給出的診斷？這可能性不大。

即使DSM-6認可這個診斷，等我們國內將DSM-6翻譯成中文，再落地到臨床一線，患者和家屬也要等到猴年馬月！

第3，美國精神科在診斷、治療等方面的問題，其實早就暴露了！

2006年，在美國精神科年會場外，曾經有人采訪路過的美國精神科醫生：“你這輩子治好了幾個人？”

更早之前，還有一個更打臉的事件——羅森漢恩實驗，暴露了西方精神醫學界診斷的大問題。

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心理學教授羅森漢恩找了8個正常人，讓他們假裝“有幻聽”，然后去不同的精神病院就診。

結果呢？8個人全部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最后他們怎么出院的？靠“承認有病”——假裝自己意識到了問題，愿意配合治療，才被放出來。

更諷刺的是，當時有一家精神病院不服氣，公開喊話：接下來3個月，你派多少假病人來，我們都能揪出來！

羅森漢恩說：“好，那我派人來。”

3個月后，這家醫院得意洋洋地宣布：成功識別出41名“裝病者”。

但真相是什么？羅森漢恩一個人都沒派。

第4，美國精神醫學界有關精神障礙的致病原因研究也走進了死胡同。

在過去，全世界都有一個共識——精神障礙的致病原因是基因遺傳。

然而“人類基因組計劃”花了30年、耗費了將近80億美金，結果呢？——精神分裂癥、雙相障礙、抑郁癥的致病基因，一個都沒找到。

-相關文章：“精神障礙是基因遺傳導致的”這句話騙了全世界多少年？從4維時空看：人類基因組計劃的真相！

又有人提出，精神障礙是“神經遞質濃度異常”導致的。

美國斯坦福大學精神病學教授諾蘭·威廉姆斯，一輩子都在研究精神障礙神經調節這個方向。

威廉姆斯，圖片來源于網絡

他是非侵入性快速抗抑郁療法的開創者，是全球諸多精神科醫生心目中的“大神”！

他曾經公開說過自己的人生使命：“我的期望，是在有生之年，能夠徹底改變精神疾病的治療格局。”

結果呢？他爬到山頂，發現山頂什么都沒有。他花了幾乎一輩子，試圖從神經調節中找到精神疾病的“開關”，最終發現這條路走不通。

2025年10月，威廉姆斯自殺身亡，年僅42歲。一個研究抑郁癥快速起效療法的頂尖專家，自己卻被微笑型抑郁癥奪去了生命。

這是何等的諷刺，又是何等的悲劇。

還有中國曾經的首富陳天橋，他患有嚴重的驚恐障礙——一種急性焦慮發作，發作時會出現心慌、胸悶、瀕死感等癥狀。

陳天橋，圖片來源于網絡

他曾在接受采訪時說：“每天晚上，看著夕陽西下，我都覺得第2天再也醒不過來。”

后來他向美國頂級的腦科學研究投入了10億美元，試圖從大腦神經遞質濃度的角度找到精神障礙的根源，但至今仍無實質性突破，他最后轉向了佛學。

為什么這10億美元砸下去，連個響兒都沒聽見？

因為精神障礙的根源，既不在基因遺傳里，也不在大腦神經遞質濃度異常里，而是在個體的內隱記憶層面里，在后天形成的病理性記憶里！

你可能會問：既然治不好病，那美國精神科醫生在專業領域的成就感從哪來？他們為什么這么自信？

答案有點諷刺——他們的專業成就感，是靠“比下有余”和“自我安慰”堆出來的。

第一，他們沒有威廉姆斯的使命感。

威廉姆斯是真心想攻克精神疾病，他有強烈的使命感。

但更多的美國精神科醫生只是想混碗飯吃。

他們覺得，反正全世界都治不好這個病，那我治不好也不丟人，當精神科醫生只是我謀生的手段而已。

第二，他們從來不反省自己的問題。

很多美國精神科醫生信奉特魯多醫生的墓志銘：“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

這句話聽上去充滿了人文關懷，實際上只是美國精神科醫生拒絕反省的“擋箭牌”——反正我也治不好，那就多幫助、多安慰唄，那也是盡到了我的責任了。

他們不反省自己的認知局限，也不反省診斷框架的問題，所以也不會因為治不好患者而內疚、自責。

第三，他們的比較對象，是不如自己的同行。

美國精神科醫生雖然比不過美國的外科醫生和內科醫生，但是他們可以跟其他國家的同行比較，比如中國、歐洲、日本……

而且因為美國精神醫學界站在了“隱形鄙視鏈”的頂端，所以美國同行來中國講學時，我們國內絕大部分精神科醫生可以說是把他們“奉若神明”。

這種其他國家同行提供的“高度認可”，也讓美國精神科醫生獲得了廉價的心理優越感。

第四，他們還可以鄙視心理學界。

全球心理學界沒有診斷權、沒有治療權，只能做咨詢、做疏導。

而精神科醫生至少還有藥物治療、物理治療（比如：電休克療法）、保護性約束這“三板斧”。

光憑這一點，就足以讓美國精神科醫生從心理咨詢師/心理治療師身上獲得成就感——“我好歹還能開藥，你們連藥都開不了。”

第五，來自患者及其家屬的“捧殺”。

很多患者及其家屬在求醫過程中，對精神科醫生幾乎到了“求爺爺告奶奶”的地步。

絕大多數患者及其家屬相信精神障礙是治不好的，所以只要醫生能“緩解”癥狀，他們就感恩戴德。

而且美國精神科醫生在很多患者及其家屬的眼中，是最先進、最頂級的大夫，自然也對他們十分信任，他們說什么就是什么。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美國精神科醫生早已經沉浸在虛假的“成就感”里，根本不會去研究內隱記憶——他們不知道這個方向，也不屑于知道這個方向。

即使他們知道了“內隱記憶驅動論”這個精神心理領域的第一性原理，也不敢相信，這個顛覆性的臨床發現，是一個他們不認識的、甚至可能根本瞧不起的中國人——何日輝提出的。

其實，內隱記憶的發現，對中國精神醫學界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重大機遇。

內隱記憶是客觀存在的——即使我沒有提出這個概念，內隱記憶也不會自動消失。

因為它藏在每個人的大腦系統1里，在諾貝爾獎得主、科學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尼曼所說的：驅動一個人95%心理活動和行為的底層代碼里。它不會因為你不承認、不研究，就消失不見。

我們之所以要大聲疾呼，就是希望國內精神醫學界能重視這個方向，趕緊調整研究的方向。

如果我們還繼續跟著美國跑，那這一波“換道超車”的機會，就徹底錯過了。

至于國內精神醫學界最后是選擇繼續跟跑美國，還是抓住機遇實現領跑？這件事我管不了，但有一句話我想送給每一位國內的精神科醫生：

跟跑的人，永遠看不到領跑的風景，而領跑的人，腳下本沒有路，路是自己蹚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