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說文科生沒用？奧特曼和阿莫迪都在狂寫小作文

你別說，“寫小作文”還真比看上去有用得多。

這幾個月，OpenAI和Anthropic都開始變得很“文科”。

OpenAI發政策議程，談青少年保護、勞動力轉型、全球標準；發產業政策文件，強調AI時代要以人為本、擴大機會、分享繁榮；秘密提交S-1的同一天，還發了一篇《Built to benefit everyone: our plan》，把公司的未來放進“讓AGI惠及每個人”的敘事里。

Anthropic也沒閑著，它成立Anthropic Institute，討論強大AI系統會怎樣影響社會；發布遞歸自我改進文章，提醒當AI開始幫助建造下一代AI時，世界需要提前理解這個轉折；又把Claude放進生物學研究場景里，討論AI Agent如何改進生物信息學工作流，推動科學研究加速。

技術當然是最重要的，但光有技術還不夠，到了IPO前夜，最貴的AI公司都在講故事。

因為AI公司要上市，賣的不只是模型。

還有一套關于未來的解釋權。

01

模型回答能力問題，

故事回答信任問題

在AI競爭上，模型是最直接的語言。

上下文長度、推理能力、coding表現、API價格、延遲和穩定性，都是市場可以直接感知的東西。模型強不強，用戶會用腳投票。

OpenAI和Anthropic能走到今天，首先當然是因為它們有足夠強的模型。

但一家公司走到IPO前夜，光會用模型說話還不夠。

IPO本質上是在為未來定價，投資者買的不是公司此刻已經完成的部分，而是它未來十年、二十年的增長。

而一旦涉及到“未來”那些尚且難以被直接驗證的東西，所有決策的根脈，便都系在了信任上。

AI公司的未來很難完全用傳統財務數據解釋。它們在收入增長快的同時，成本也非常高，雖然用戶規模龐大，但商業模式還在變化。

與此同時，模型迭代的速度很快，不同公司之間的模型差距正在縮小，沒有哪家公司能夠保證現有的優勢可以持續。企業客戶正在接入，但競爭同樣激烈，往外看，監管、版權、安全、青少年保護、就業沖擊等問題都可能改變公司的增長路徑。

在這種高度不確定的行業里，“故事”變得尤為重要。

所謂的故事當然帶點文字游戲的意思，但不能是胡編亂造，它更像是一家公司對自身未來的解釋框架。公司要回答市場：我是誰，我站在哪個位置，我理解哪些風險，我擁有怎樣的機會，我為什么比別的公司更值得被下注。

資本市場一直以來都是這樣運行的，投資人并不是只買財務報表，也會買敘事。

電動車公司講能源轉型，云計算公司講數字基礎設施，芯片公司講算力周期，平臺公司講網絡效應。雖然敘事本身不能替代業績，但它會影響市場如何理解業績，如何容忍短期虧損，如何給長期增長定價。

AI公司也一樣。

如果OpenAI和Anthropic只是兩家提供大模型服務的公司，它們都會被拉回到同一套產品估值邏輯里：訂閱收入有多少、API毛利有多高、算力成本能不能降下來、模型差距能維持多久、企業客戶會不會遷移。

無論產品叫ChatGPT、Claude還是Gemini，無論入口是Chatbot、API、Coding Agent還是企業平臺，只要它們還是模型供應商，市場就會不斷追問同一個問題：你有什么不可替代？為什么非你不可？

所以，他們都在把自己講成比模型更大的存在。OpenAI把自己放進AGI基礎設施、公共政策和全民智能入口的敘事中，Anthropic則把自己放進安全AI、可信Agent和系統性風險治理的框架里。

兩家公司講法不同，但面對的問題是相同的。它們都在試著讓資本相信，自己不是一款隨時可能被替代的模型服務，而是未來AI時代難以繞開的基礎設施。

講故事在IPO前夜突然變重要，并不是因為技術不重要了。恰恰相反，只有技術足夠重要，故事才有被相信的基礎。

模型能力決定一家公司有沒有資格進入牌桌，而敘事能力決定市場如何理解它在牌桌上的位置。

到了這個階段，博客、政策建議、研究報告和價值觀長文，都是爭奪市場信任的方式。

02

一個講風險，一個講參與

OpenAI和Anthropic都在講故事，但它們講的不是同一種故事——或者說，它們給自己打造的“人設”不太一樣，不過都恰好能在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中找到對應。

Anthropic像是在塑造一個“風險時代的清醒者”，一股士大夫式的清流。

它的故事基本上是同一個套路：AI會越來越強，Agent會越來越有用，但越是接近真實世界，越需要有人提前看見風險、設計邊界、修補地基。而Anthropic就是那個“擁有著超強的AI和深刻的責任感，能夠眾人皆醉我獨醒”的角色。

不過，對其它AI公司而言，Anthropic大概很像那種上學的時候自己很快把作業做完了，然后說題太簡單、要求老師再布置一些的尖子生。

“玻璃之翼”項目（Project Glasswing）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按照Anthropic的說法，該項目的目的是為了評估下一代AI工具在防御性網絡安全中的作用，幫助關鍵軟件生態提前發現和修復漏洞。這個項目最早面向少數被篩選過的合作伙伴，開放了一個“危險到不能公開”的超強模型Claude Mythos Preview，后來Anthropic 又把這個項目擴展到15個以上國家、約150家新組織，但每個組織都需要先滿足安全要求，才能獲得訪問權限。

從敘事上看，Anthropic通過這個項目，既展示了能力，又強調了克制。模型足夠強，強到可以重塑網絡安全；但也正因為足夠強，所以不能直接公開，只能交給經過篩選的伙伴，在安全框架里使用。

另一個例子是Pope Leo XIV關于AI的通諭《Magnifica humanitas》。Anthropic聯合創始人Chris Olah被邀請到梵蒂岡，參加這份通諭的發布活動并發表講話，隨后Anthropic在官網全文刊登了他的發言。

表面看，宗教倫理離一家模型公司很遠，但對Anthropic來說，這類場合很重要。它不是只想和開發者、企業客戶、投資人對話，也想和宗教界、倫理學界、公共機構這些更傳統的社會力量對話。

這個動作和它5月發布的“Widening the conversation on frontier AI”是同一條線。Anthropic說，過去幾個月它一直在組織和不同群體的對話，因為AI提出的問題不只屬于工程師，也屬于教育者、宗教領袖、勞工組織、民主機構和普通公眾。

如果說“玻璃之翼”項目是在展示能力和克制，那么這條線更像是在展示一種“經世致用”的入世姿態：技術的掌握者既然掌握了改變社會的能力，就要進入公共秩序，接受倫理檢驗，承擔相應的責任。

不同于擁有ChatGPT這個大眾入口的OpenAI，Anthropic的主戰場更接近開發者和企業場景，但在上市之前，它必須把自己的受眾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群體。

因為它要爭取的不只是資本信任，也包括社會許可。它要讓外界相信自己不是閉門造車的模型公司，而是一家愿意把AI放進更大的社會秩序里討論、接受公共價值檢驗的技術治理責任人。

還有講遞歸自我改進的那篇技術博客，幾乎所有報道都在強調它“呼吁暫停AI研發”——這種敘事確實很吸引人。然而整篇博客實際上展示的是Anthropic公司內部越來越多代碼由Claude編寫，Claude正在推動加速，然后Anthropic反過來說能力增長本身也是風險問題。

在最近的工程博客里，Anthropic還把Claude放進了生物學研究場景里，討論AI Agent如何幫助科學家更穩定地檢索病毒序列數據、改進生物信息學工作流。表面看這是一篇科學Agent文章，背后仍然是Anthropic熟悉的表達方式：我們的模型很強、我們助力科學發展。如果模型表現不夠穩定，Anthropic也很自然地把問題放進“科學基礎設施還沒為Agent時代準備好”的框架里。

雖然它很有實力，但某種意義上，它的姿態確實狂狷太過，多少帶點獨清獨醒、居功自傲的意思。

不過這也是Anthropic一貫的風格。

OpenAI那邊也不遑多讓。如果說Anthropic試圖營造一個“憂患之士”的孤高形象，OpenAI的敘事風格則更像智能時代的“治世之臣”。

它的故事不同于Anthropic那種“我們看見了危險，所以我們應該給出提醒”，而是“這件事會改變每個人，所以我們要參與未來規則的設計”。

于是OpenAI發布公共政策議程，討論安全、青少年保護、勞動力轉型和全球標準，把自己放進政策制定的語境里；又發布智能時代的產業政策，提出一套以人為本的產業政策想法，強調AI時代需要擴大機會、分享繁榮、建設更有韌性的制度。

它還在《Our views on AI policy and political advocacy》里專門解釋了自己如何參與AI政策和政治倡議，并強調AI的未來不應該由任何一家公司或組織單獨決定，應該由政府、研究者、勞動者、公民社會、獨立專家和公眾共同塑造。

在G7峰會前，OpenAI又提出全球青年AI安全倡議，呼吁建立專門機構推動國際協作，讓青少年能夠更安全、更有機會地使用AI。

這些議題被放在一眾產品更新中間，看起來和模型不怎么沾邊，但對OpenAI不可或缺。OpenAI想塑造的不是“我最懂風險”，而是“我正在參與一個新社會秩序的建設”。

用我們比較熟悉的人物比喻，OpenAI的理念其實有點像“美國版王安石”：試圖通過影響立法、國際協作和產業設計，將自身的理念和技術，內化為未來人類社會運作的底層規則。

它在秘密提交IPO的當天，同時發布了一篇《Built to benefit everyone: our plan》，講述OpenAI“惠及全人類”的使命，也是一脈相承的敘事。

按照OpenAI自己的說法，如果AI發展得當，它可以成為提升生產力、創造力、科學進步和經濟機會的基礎——這種說法聽起來就比Anthropic那種“精英敘事”要順耳得多。

OpenAI總是試圖把自己從一家模型公司，往更大的公共基礎設施上推。ChatGPT不是一個聊天產品，是未來每個人的智能入口；Codex不是一個寫代碼工具，是知識工作的新接口；OpenAI也不是單純的商業公司，是智能時代制度設計的參與者。

無論它的“建議”是否被聽從，至少這種“關心公眾、分享繁榮”的姿態是做得很足的。

在那些很小的產品溝通上，也能看出OpenAI和Anthropic的不同。

6月5日，Tibo在X上發文稱，團隊當天正在修復Codex的一個bug。這個bug導致系統少統計了部分Pro和Plus賬戶實際被消耗的token數量，影響賬戶不到15%。

換句話說，這個bug對部分用戶來說其實是“占便宜”的：他們實際使用的token被少算了。修復之后，這些賬戶的token使用量會回到正常計數。

所以Tibo特意補了一句：“這不是你們希望我們修復的那種bug，但我們不想悄悄處理這件事，覺得應該讓你們知道?！?/p>

這類溝通背后，其實是在傳遞一種平臺價值：平臺當然有權修規則，但用戶至少應該知道規則什么時候變了。

OpenAI主動把一個“用戶不愛聽”的修復說了出來；而Anthropic近來常被用戶吐槽的，恰恰是很多體驗變化來得很突然，用戶往往是用著用著才發現。

彰己之長，形彼之短，也是一種講故事的方式。

03

故事也是護城河

一家準備上市的AI公司，想要獲得更高的估值，就必須讓市場相信，它未來的位置比今天的產品更大。

OpenAI一直講AGI、全民智能入口、公共政策和“惠及全人類”的使命，是在把自己放進下一代基礎設施的想象里；Anthropic反復講安全、可信Agent、系統性風險和前沿AI治理，則是在把自己放進高風險世界的安全底座里。

兩家公司講法不同，但都在努力完成同一件事：讓資本相信，自己不會隨著某一次模型追平、某一輪價格戰、某一個競品更新而失去價值。

敘事不能替代收入和利潤，但它會影響市場如何理解收入和利潤。

同樣是巨額算力支出，如果公司被理解成普通模型供應商，這可能只是成本壓力；但如果公司被理解成未來基礎設施建設者，它就更容易被解釋為長期投資。

同樣是安全研究，如果只是產品附屬功能，價值很有限；但如果它被放進前沿AI治理和企業信任的框架里，就會變成護城河的一部分。

資本市場買的不只是現狀，也包括對未來秩序的想象，這種想象也會影響監管者和客戶對公司的看法。

AI公司越大，越不可能只靠產品迭代解決問題。青少年保護、版權爭議、就業沖擊、網絡安全、醫療、教育、金融、國家安全，都會把它們推到公共討論中心。

無論是OpenAI的公共政策文件、治理藍圖、青少年安全倡議，還是Anthropic的安全敘事、社會對話、可信Agent，它們都在試圖讓外界相信，它們是主動的、可靠的。

這種表達會給公司爭取一種很重要的東西：耐心。

監管者越相信你理解風險，就越可能給你試錯空間；企業客戶越相信你有長期治理能力，就越敢把最核心的流程交給你；用戶越相信你愿意解釋規則變化，就越可能在產品波動時繼續留下來。

故事不能抹平問題。服務宕機還是宕機，額度變化還是額度變化，模型退化還是模型退化。用戶不會因為一篇價值觀長文就原諒所有體驗問題，企業客戶也不會因為一句“安全負責”就忽略實際風險。

但穩定的敘事會改變外界理解問題的方式。

如果一家公司的公共形象足夠清楚，外界更容易把一次產品摩擦理解成成長過程中的調整，而不是根本性的失控。

反過來，如果公司平時沒有建立起信任，哪怕只是一次小改動，也可能被理解成平臺濫用權力、偷偷收緊服務、對用戶不夠坦誠。

講故事最后還會回到人身上。

頂級研究員、工程師和產品經理選擇公司時，當然看薪酬、資源和技術實力，但他們也會在意自己到底參與了什么。OpenAI給出的答案是建設AGI，改變每個人的生活；Anthropic給出的答案是更安全地建造強AI，避免未來被魯莽推進的技術帶偏。

單從愿景上看，一個吸引想要改變世界的人，一個吸引想要守住世界的人。

總的來說，講故事不是包裝在技術外面的一層糖衣，對準備進入公開市場的AI公司來說，它已經變成商業模式的一部分。

它影響估值、影響監管、影響客戶、影響人才，也影響事故發生時外界是否繼續相信。

表面上看，OpenAI和Anthropic是在寫博客、發政策建議、談價值觀。背后爭奪的，其實是AI的定義權。

誰能把AI講成基礎設施，誰就更容易獲得基礎設施的估值；誰能把AI講成安全問題，誰就更容易成為風險治理者；誰能把AI講成公共議題，誰就更容易進入政策討論；誰能把AI講成全人類未來，誰就更容易把商業擴張講成公共使命。

到了IPO前夜，模型決定它們能不能站上牌桌。

而故事決定市場愿意把多大的未來押在它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