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
1934年至1936年，紅一、二、四方面軍與紅二十五軍先后開啟萬里長征，跨越千山萬水完成戰略轉移。在57位開國上將中，有九人沒能踏上這條西征之路。
他們并非脫離革命，而是受時代與戰場分工所限，在南方山林、陜北高原、塞北草原、東北軍營、國民黨陣營各自扛起重任，在另一條戰線堅持斗爭。他們的奮斗同樣九死一生，功績足以載入軍史，1955年一同被授予上將軍銜。
這九人可分為四類戰線，各自承擔截然不同的革命任務。第一類是留守南方八省、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三位：葉飛、鐘期光、傅秋濤。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后，國民黨調集數十萬兵力對南方根據地展開瘋狂清剿，環境殘酷程度不亞于雪山草地。
傅秋濤、鐘期光扎根湘鄂贛根據地。主力紅軍開拔后，蘇區黨組織、部隊建制遭受重創，兩人臨危主持根據地軍政工作。傅秋濤重組紅十六師，輾轉湘鄂贛深山密林，在敵軍層層封鎖下保護群眾、保存武裝；
鐘期光深耕政工，收攏失散黨員與傷員，建立地下交通站，發動山區百姓掩護游擊隊，靠著群眾支撐熬過最艱難的三年。南方游擊區長期與中央失聯，缺衣少糧、晝夜躲避搜山，無數戰士凍餓犧牲，他們硬是保住了湘鄂贛紅色火種，抗戰爆發后隊伍改編為新四軍主力。
葉飛獨自開辟閩東根據地。紅軍主力長征時，閩東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他臨危重建閩東特委，發動霍童暴動組建閩東獨立師。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葉飛依托山地開展游擊戰，接連粉碎敵人多次大規模“圍剿”，開辟連片紅色根據地。閩東游擊隊長期獨立作戰，全程未與長征主力匯合，卻完整保存了一支數千人的紅色武裝，成為新四軍勁旅。
第二類扎根陜北，為長征紅軍筑牢落腳根基，代表人物是閻紅彥。長征出發前，閻紅彥長期在陜甘邊區開展兵運、游擊工作，參與創建陜北紅軍與陜甘革命根據地。當各路紅軍長途跋涉抵達陜北時，這片根據地是唯一可供休整、補給、立足的大本營。
閻紅彥常年在黃土高原周旋，肅清地方反動武裝、發動農民分田地、搭建基層紅色政權，為主力紅軍提供糧草、兵源與安全后方。若無陜甘根據地作為依托，長征很難畫上圓滿句號，閻紅彥的堅守，相當于在終點為遠征將士鋪好了落腳之地。
第三類深耕邊疆敵后，開展少數民族地下革命，代表人物烏蘭夫。長征全程發生在西南、西北腹地，彼時內蒙古地區斗爭形勢復雜，日本勢力企圖分裂蒙疆，國民黨與地方王公多方割據。
烏蘭夫長期潛伏塞北，以教師身份作掩護，在蒙古族群眾與偽蒙軍中發展黨員，秘密組織革命團體，宣傳抗日救國理念。他扎根草原開展民族工作，團結蒙漢各族百姓，抵制分裂陰謀，守住祖國北部邊疆革命陣地，這條隱蔽戰線兇險萬分，稍有暴露便會引來殺身之禍。
第四類潛伏國民黨軍隊，伺機率部起義，呂正操、陶峙岳、董其武、陳明仁四位將軍歸屬此類。長征進行的數年里，四人都身在國民黨部隊任職，彼時雖未公開投身紅軍，內心早已看清國民黨反動本質，暗中同情革命、積蓄力量。
呂正操原本隸屬東北軍，跟隨張學良駐守華北，西安事變后堅定靠攏共產黨。抗戰爆發，他毅然率東北軍一部脫離國軍，在冀中平原拉起抗日武裝，開辟著名的冀中根據地，成為敵后平原游擊戰的標桿。
陳明仁、董其武、陶峙岳三人，長征期間均為國軍高級軍官，常年參與國內戰事，卻始終不愿參與反共內戰。多年間他們暗中觀察共產黨的救國主張，保全麾下部隊、善待底層士兵。
解放戰爭末期，三人先后舉義：陳明仁長沙起義、董其武綏遠起義、陶峙岳新疆十萬大軍起義。
三次大規模和平起義，完整保全長沙、綏遠、新疆大片國土，避免數十萬百姓遭受戰火，極大加速全國解放進程，三人因重大歷史功績，一同獲評開國上將。
很多人會誤以為，沒走過長征便缺少艱苦磨礪，事實恰恰相反。九位上將雖路線不同，卻都在極端惡劣環境下堅守信仰：南方游擊將士困于深山，常年與死亡為伴；閻紅彥扎根貧瘠陜北，開荒建根據地；烏蘭夫獨守邊疆，周旋各方分裂勢力；
四位起義將軍身在敵營，隱忍數十年伺機報國。長征是戰略突圍的史詩，而他們的斗爭，是分散各地、孤軍奮戰的持久戰，同樣考驗意志、膽識與忠誠。
1955年授銜時，國家綜合考量土地革命、抗戰、解放戰爭全過程功績，不以是否走過長征作為唯一評判標準。這九位上將，有人守護南方火種，有人奠基陜北蘇區，有人穩固北部邊疆，有人促成和平解放，各自在關鍵崗位完成不可替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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