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最早的“脫華傾向”學者本居宣長

作者：蔣豐

這天，在東京都豐島區中央圖書館靠窗的位置，我在桌上攤開了一位江戶學人的精神戰場：一邊是《本居宣長全集》第二卷所收《排蘆小船》（筑摩書房，1993年10月第一版），一邊是《玉勝間》（巖波書店，1934年6月第一版），旁邊還壓著《紫文要領》（巖波文庫，2010年2月第一版）和關于《〈源氏物語〉玉匣小櫛》的研究本。書頁翻動之間，我越來越覺得，若從日本思想史內部尋找一位最早顯露“脫華傾向”的人物，本居宣長幾乎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

這里所謂“脫華”，必須先說清楚，并非明治以后那種面向西方世界秩序的政治性“脫亞”口號，而是十八世紀江戶中期，一位國學者在東亞共同經典體系內部，對中華儒家解釋系統所形成的巨大覆蓋，產生的一種深層反撥。他的問題意識其實極其尖銳：日本古代的“道”，是否必須依附中華經典的義理框架，才能成立？

本居宣長（1730—1801年）生于伊勢松坂，出身商家，青年時代赴京都習醫，同時系統接受漢學、訓詁和古典閱讀訓練。也正因為有這段經歷，他后來所有關于“排漢意”的主張，才顯得格外復雜。因為他不是站在漢學傳統之外批評漢學，而恰恰是從漢學內部，開始對這種傳統的解釋霸權產生懷疑。

翻到《本居宣長全集》中的《排蘆小船》，我特別能感受到這種微妙的張力。此書本是其較早時期的歌論著作，討論和歌本體與文學感受，表面看與后來的《古事記傳》尚有距離，實則已埋下伏線：文學并不首先服務教化，而首先來自“心有所感”的自然流露。這個判斷，在東亞傳統詩教中已經帶有某種脫離“載道”模式的意味。

真正讓本居宣長完成思想轉身的，是寶歷十三年那場著名的“松坂一夜”。賀茂真淵南下經過松坂，與宣長徹夜長談，后者由此明確把學問重心轉入《古事記》。此后整整三十五年，他在“鈴屋”書齋中埋首字訓、古音、異文、古注互證，終于完成《古事記傳》四十四卷。

我一直覺得，這部書真正值得反復咀嚼的地方，不只是規模，而是方向。同樣是考據，乾嘉學派的戴震是“由字通義”，章學誠是“六經皆史”，都仍然是在中華經典世界內部重建秩序；朝鮮樸趾源、丁若鏞等實學者，雖強調經世致用，也未離開中華式義理框架。唯獨本居宣長，他把幾乎同樣嚴密的訓詁和文獻比勘功夫，用來做另一件事：證明日本古典自身即有獨立成立之“道”。

這就是我為什么愿意把他定位為江戶時代最早的“脫華傾向”學者。

這種“脫華傾向”，首先體現在他對“漢意”的系統性警惕。后世儒者總習慣以善惡、禮法、道德秩序去解釋《古事記》的神代敘事，而在本居宣長看來，這些都屬于后起的覆蓋層。神代神話的價值，不在于是否符合儒家倫理，而在于其本身呈現的生命情態、情感流動和神圣想象。換句話說，他真正反對的，并不是漢文化，而是漢文化對日本古典的最終解釋權。

但如果說這一層還停留在文明認同層面，那么更能顯出本居宣長超越性的，其實是他的文學發現。

翻看《紫文要領》（巖波文庫，2010年2月第一版），我仍會被他對《源氏物語》的理解所打動。在他之前，儒者多視《源氏物語》為“柔靡”，佛者則多從“無常”去解釋。唯獨本居宣長把這部作品從倫理和宗教雙重框架中解放出來，指出其真正價值在于“物哀”。

后來他在《〈源氏物語〉玉匣小櫛》中進一步展開這一觀點：文學最動人的，并不在“勸善懲惡”，而在于人面對世界流轉、生滅無常時內心那一瞬無法言說的輕顫。花將落而更覺其美，月將虧而更生眷戀，人生正因為知道其必逝，才生出最深的愛戀。

這一點，在東亞文學史中意義極大。

中國詩學講“興觀群怨”，再講“性靈”，終究還沒有完全脫離士大夫倫理審美距離；朝鮮文人的鄉土書寫，亦常回到“觀風知政”的傳統。唯獨本居宣長，第一次把文學直接還給人的情感經驗本身。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更深層次的“脫華傾向”——不是政治上的切割，而是擺脫中華詩教傳統對文學功能的預設。

但越寫到這里，我越覺得本居宣長真正耐人尋味的，不是“脫”，而是——“脫而不能盡脫”。

眾所周知，一個思想者最深刻的地方，往往正在于他的悖論。本居宣長所有的文本方法——訓讀、章句、古注、比勘——本身就是漢文經典世界長期訓練的成果。他越要擺脫“漢意”，越說明他首先深受其塑形。沒有漢學訓練，就沒有《古事記傳》的深度；沒有東亞共同經典世界，也不會有他如此強烈的切割意識。

所以，我寧可把他的歷史位置概括為：江戶時代最早把“如何從中華經典陰影中確認日本自我”上升為系統學問工程的人。

后來，從平田篤胤到水戶學，再到幕末“尊王”話語，本居宣長所強調的“皇國古道”逐步脫離文本訓詁層面，而轉入現實政治語言。到了明治國家建構時期，這種古典中的神話資源被重新編碼為國家敘事，最終形成近代日本精神史中一條極具穿透力的暗線。

窗外的天色漸漸轉暗，豐島區中央圖書館的燈光映在桌上的《古事記傳》研究本上，我忽然覺得，本居宣長最值得今天重看的，并不是他是否真正完成“脫華”，而是他最早提出了一個近代東亞都無法回避的問題：一個深受中華文明塑形的國家，究竟如何在承繼之中重新確認“自己是誰”？

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本居宣長寫成江戶時代最早的“脫華傾向”學者，不僅成立，而且準確點出了他在日本思想史上的歷史坐標。（2026年6月16日寫于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