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需要深思的官司——關于大同訂婚強奸案的幾個追問

2026年5月4日，席某某走出監獄大門。

三年刑期，一天未減。

他拒絕了減刑、緩刑與認罪認罰，出獄后第一件事，是向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遞交申訴材料[1]。

當天，他對等候多時的父母說了一句：“爸、媽，我回來了。”

這句平凡至極的話，背后是一千多個日夜失去自由的時光。

你可以說他執拗，甚至愚頑，但一個愿意用青春換取一次申訴機會的人，至少需要我們認真思考一個問題：

當專業司法判斷與大眾樸素直覺產生明顯認知隔閡時，該用何種方式維系大眾對司法程序的信任？

一、公眾的不安，源于專業規則與大眾常識之間的信息落差

此案的證據鏈在司法文書中已然形成完整閉環：偵查階段的供述、行車記錄儀中的對話、電梯內的拖拽監控、女方腕部淤青、床單精斑與混合DNA、案發當晚的即時報警記錄。

這些材料在司法邏輯框架內，共同支撐起“行為違背婦女主觀意愿”的事實認定。

但公眾的不安并非全盤否定這些證據，而是來自醫學常識與司法采信標準之間天然的理解差距。

法院針對“處女膜完整、未檢出精斑及STR分型”作出專業答復：處女膜完整度屬于個人隱私范疇，同時無法單獨作為是否發生性行為的判定依據。

這一法理與醫學結論，在專業領域具備完整支撐[3]。

分歧點在于，普通民眾接觸到的并非系統法醫學教材，而是“關鍵生物檢材缺失”和“強奸既遂定性”之間缺少通俗化的推導說明。

當一份判決被確立為全民參考的標桿案例，它不僅需要在司法體系內部邏輯自洽，更應當具備面向社會拆解推理過程、解釋判決邏輯的普法能力。

如果專業結論僅依靠“專業門檻”與大眾認知隔絕，即便判決本身完全公正，全社會的法治信任感也會慢慢消耗。

二、“訂婚不等于性同意”是不可動搖的底線

必須首先明確：在此案中重申“訂婚不等于性同意”，無論在法理還是倫理層面，都是完全成立、不容動搖的準則。

訂婚僅屬于民間民俗約定，不具備人身約束效力；彩禮是財產往來約定，絕不等于買斷他人身體自主權利，這和“婚內同樣可以構成強奸”的法律邏輯一脈相承。

倘若這條底線松動，公民人身權利的基礎保障便無從談起。

本文絕非質疑這一核心法律原則，而是探討配套層面的現實問題：

在結論完全合法、正確的前提下，通往判決結果的整套推理過程，是否擁有足夠透明、通俗的釋法渠道？

大眾焦慮的核心，從來不是“婚約期間能否認定強奸”，而是另一重現實困惑：當客觀物證與雙方言辭陳述存在多重解讀空間時，

司法機關是否有義務把“采信一方陳述、排除另一方說法”完整的心證邏輯，通俗傳遞給普通民眾，縮小專業與民間的認知距離。

三、警惕認罪認罰制度落地過程中出現的適配偏差

本案二審階段曾考量適用緩刑，最終未能落地的核心原因，是席某某及家屬不接受社區矯正安排，且席某某庭審全程堅持自身陳述、不予認罪。

這里觸及一個值得探討的現實細節：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初衷是節約司法資源、給予悔過當事人從輕處理的通道，但在部分證據存在多元解讀空間的個案中，會讓當事人面臨多種不同選擇。

我們認可認罪認罰制度本身的正向價值，但必須關注它在個案落地時的配套完善空間。

當案件客觀證據存在多重解讀角度，被告人堅持自我辯護、拒絕認罪，本是法律賦予每一位當事人的法定權利。

如果辯護權與量刑從寬優待二者暫未形成配套平衡機制，對于證據存疑的當事人而言，將形成兩難抉擇：

選擇認罪，違背自身真實陳述；堅持自身看法，就要承擔實刑服刑的結果。

席某某選擇了后者，以三年自由為代價保留申訴的渠道，但絕大多數處于羈押狀態的普通人，很難承受這樣沉重的代價。

制度設計應當形成完善配套：無論當事人是否自愿認罪，最終量刑判斷只依托完整、客觀的證據鏈條，不受當事人是否配合認罪的干擾。

四、通俗釋法渠道不足，拉大大眾認知距離

此案更深層的癥結，在于面向普通民眾的普法溝通存在短板。

公眾并非法律從業者，判斷是非依托日常生活形成的樸素公平觀。

當法院告知大眾“處女膜狀態不能作為否定性行為發生的依據”時，普通人自然會產生連鎖疑問：既然如此，未檢出對應生物物證，為何無法佐證當事人一方的陳述？

法院無需向全民普及全套婦產醫學專業知識，但面對全民熱議的標桿案件，可以用通俗語言完整拆解證據采信邏輯：

結合案發即時報警記錄、人身傷情、全程監控、當事人前后供述等多條可以相互印證的線索，綜合判斷行為是否違背婦女主觀意愿。

遺憾的是，判決書、官方答記者問更多側重輸出最終定性結論，缺少層層遞進、通俗易懂的推理科普。

法律必須劃出清晰、剛性的人身權利紅線，這一點沒有退讓空間；但紅線之外，現實里大量模糊、遲疑、界限不清的親密交往場景，同樣需要配套的普法指引。

倘若普法工作只聚焦定罪邊界，缺少對日常兩性交往行為邊界的普及引導，大眾面對模糊的親密關系場景極易產生困惑，久而久之會弱化民眾對法律規則的接納度。

五、雙向理解的缺失，會損耗全社會法治共識

有一種觀點認為：此案強化女性人身權利保護，大眾產生認知分歧是法治發展必經的過程。

這個觀點只看到單一維度。

完整的公平，是案件雙方、全體民眾都能讀懂完整的審判邏輯，發自內心認可整套司法流程的公正性。

此案催生兩類普遍的大眾困惑：

一部分民眾好奇，當部分客觀物證存在缺失時，案件定性的穩定性能否得到保障；

另一部分群眾擔憂，若自身和他人產生交往分歧，堅持自身陳述會不會影響量刑優待。

兩類困惑疊加，會持續消耗大眾對司法的信任感。

回望2007年彭宇案，案件本身具備完整事實支撐，但初期缺少面向大眾的通俗釋法，后續衍生出長達多年“老人倒地不敢幫扶”的社會認知偏差[8]，給社會公序良俗帶來長期負面影響。

多年前彭宇案的普法經驗提醒我們，單一結論式解讀容易產生認知偏差。

大同訂婚案現已入選年度法治典型案例、納入法院案例庫，官方多次著重宣傳“婚約不等于性同意”的普法內核，但完整的證據推理、裁量思考過程，缺少面向普通人的通俗解讀。

一份只公布結論、不拆解推理過程的典型案例解讀，即便法律定性完全準確，也容易讓民眾產生看不懂、距離感強的感受。

大眾心中的不安往往不在于判決結果，而是無法看懂得出結果的整套規則體系。

六、結語

2026年5月4日，席某某的父親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兒子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我們全力支持。”

無論后續申訴最終走向如何，這件案子都給全民普法工作留下重要啟示。

當事人為堅持自身陳述付出三年自由的代價，也讓全社會看見：典型案例的通俗釋法工作，重要程度不亞于案件本身的審判流程。

我們充分認可這份判決對女性人身自主權的保護價值，同時也應當正視：當專業法律邏輯和大眾日常認知出現分歧時，及時、通俗、完整的釋法溝通，是凝聚全社會法治共識不可或缺的一環。

彭宇案的歷史教訓提醒我們，只輸出結論的單向普法，容易催生長期的社會認知偏差；放到本案來看，缺少通俗完整的規則解讀，容易讓大眾對日常親密交往的法律邊界產生困惑。

公平正義不只是判決書上冰冷的結論，更是全社會都能讀懂、愿意認同的社會基礎。

認知隔閡的縫隙起初微小，長期缺少雙向溝通修補，會不斷拉遠民眾與法律之間的距離。

搭建雙向可理解的普法橋梁，才能讓法治真正走進普通人的生活。

——于花間茶舍

【參考文獻】

[1] 極目新聞/鳳凰網. 《山西“訂婚強奸”案男子3年刑滿出獄，父母：將帶他去旅游散心》[EB/OL]. 2026-05-04. https://i.ifeng.com/c/8sqwS0PT8WR

[2] 法治網輿情中心. 《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輿情研究》[EB/OL]. 2024-02-06. 該研究指出：截至2024年1月11日，相關信息共13.7萬余條，微博話題累計閱讀量近15億.

[3] 新華網/人民日報. 《回應社會關切，山西“訂婚強奸案”審判長答問》[EB/OL]. 2025-04-16.

[4] 辯方主張及男方母親鄭女士對外陳述（公開報道整理）. 關于生理檢測細節的記錄[EB/OL]. 2025-2026. 注：本文援引此主張僅為呈現大眾認知沖突的信息來源，不對單方陳述內容真偽作獨立判定。

[5] 檢察日報/正義網. 《大同訂婚強奸案入選人民法院案例庫》[EB/OL]. 2025-05-15；新黃河客戶端. 《該案入選新時代推動法治進程2025年度十大案件》[EB/OL]. 2026-02-09.

[6] 南方都市報. 《山西“訂婚強奸案”二審維持原判，審判長回應焦點問題》[EB/OL]. 2025-04-17.

[7] 南京市鼓樓區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7）鼓民一初字第212號.

[8] 央視網. 《南京市委常委披露彭宇案真相：彭宇承認與徐壽蘭發生碰撞》[EB/OL]. 2012-01-17；中國新聞網. 《老漢跌倒無人上前搭救 大喊“是我自己跌的”》[EB/OL]. 2009-0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