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體瘤CAR-T療法的研究進展與挑戰

引用本文：盧駿, 滕理送. 實體瘤CAR-T療法的研究進展與挑戰[J]. 腫瘤防治研究, 2026, 53(6): 413-422.

作者單位：310000 杭州，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腫瘤外科

通信作者：滕理送，男，博士，教授，主任醫師，主要從事消化道惡性腫瘤、后腹膜腫瘤及甲狀腺乳腺腫瘤的外科診療與臨床轉化研究， E-mail: lsteng@zju.edu.cn，ORCID: 0000-0001-6470-9017

作者簡介：盧駿，男，博士，副主任醫師，主要從事消化道腫瘤的臨床診療與轉化研究，ORCID: 0009-0001-6153-5573

專家簡介

滕理送 教授

主任醫師、教授、博士生導師?，F任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腫瘤外科主任、浙江大學醫學院臨床一系腫瘤學教研室主任。學術任職包括中華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委員、中國醫師協會腫瘤學分會委員、中國抗癌協會腫瘤營養專業委員會常委、浙江省免疫學會腫瘤免疫與生物治療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浙江省抗癌協會腫瘤轉移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浙江省抗癌協會腫瘤營養與支持治療專業委員會前任主任委員、浙江省醫學會腫瘤學分會副主任委員。長期致力于胃腸道惡性腫瘤及甲狀腺腫瘤的基礎與臨床轉化研究，在國內率先開展胃癌新輔助免疫治療的臨床研究，構建了國內較大規模的消化道腫瘤PDX及PDO模型庫，提出了中國人胃癌的新型分子分型，并描繪了胃癌特殊亞型的基因組圖譜，為胃癌精準治療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基礎與轉化研究平臺。先后承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浙江省重點研發計劃等多項國家及省級科研基金項目，曾榮獲浙江省科技進步獎二等獎、浙江省醫藥衛生科技創新獎一等獎等獎項。

0 引言

實體瘤是全球癌癥發病和死亡的主要原因。盡管手術、化療、靶向治療等傳統治療手段被持續優化，晚期實體瘤患者仍面臨生存期短、治療響應不佳等困境[1]。近年來，免疫療法逐步改寫了傳統腫瘤治療的格局，成為臨床治療的關鍵方向。其中，嵌合抗原受體T細胞（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 CAR-T）療法憑借其獨特的免疫作用機制，在血液系統惡性腫瘤治療中取得突破性進展。全球范圍內已有靶向CD19、BCMA等關鍵抗原的多款CAR-T產品獲批上市，為患者帶來了新的治療希望[2-4]。然而，CAR-T療法在實體瘤治療領域的進展相對滯后，其核心瓶頸源于實體瘤具有抗原異質性顯著、物理屏障致密及免疫微環境復雜等獨特生物學特征[5-7]。近年來，得益于多組學測序、基因編輯、生物工程及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實體瘤CAR-T療法的新靶點不斷被挖掘，CAR結構及性能被持續優化，已在臨床研究中初步展現出顯著抗腫瘤效果。本文將系統梳理實體瘤CAR-T療法的最新臨床研究進展，解析核心挑戰及應對策略，并對領域未來發展方向作出展望。

1 CAR-T療法的概念及技術迭代

CAR-T療法是一種通過基因工程改造患者自體或異體的T細胞，使其表達可特異性識別腫瘤抗原的嵌合抗原受體，從而特異性識別并殺傷腫瘤細胞的新型免疫治療方法。1989年，以色列免疫學家Zelig Eshhar首次提出該概念，旨在繞過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 MHC）的限制性，直接靶向腫瘤抗原。第一代CAR-T結構僅包含胞外抗原結合域、跨膜區及CD3ζ信號域，缺乏共刺激信號，難以持久維持抗腫瘤活性[8]。此后CAR-T技術不斷迭代，第二代CAR-T在第一代基礎上引入CD28或4-1BB共刺激域，顯著增強了T細胞擴增能力與體內持久性[9-10]。自2017年Carl June團隊首款靶向CD19的CAR-T獲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批準用于治療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以來，目前上市的CAR-T產品均屬第二代技術[6,11]。第三代CAR-T雖結合雙共刺激域（如CD28+4-1BB），但相較于第二代并未顯示出顯著優勢[12]。第四代與第五代CAR-T的研發則更多聚焦于免疫微環境重塑（如分泌免疫調節因子）、精準調控（如邏輯門控設計）、通用型設計（如CRISPR編輯）等方面，目前多處于臨床前或早期臨床試驗階段[6-7,13-14]。

值得注意的是，除CAR結構被持續優化外，CAR-T療法的給藥方式和遞送載體也正經歷變革。傳統模式需經歷患者細胞采集、CAR-T制備及回輸全過程，其耗時、高昂成本及復雜流程制約了患者的可及性。近年來，體內生成CAR-T細胞的給藥方式成為研究熱點——即直接向體內遞送CAR基因或mRNA，使其在患者體內生成CAR-T細胞[15]。體內CAR-T遞送技術主要分為病毒與非病毒載體兩大類[15-16]。已上市的CAR-T產品均采用慢病毒等病毒載體，但此類載體存在制備工藝復雜、潛在插入性致癌風險及可引發人體免疫反應等局限。在非病毒載體中，mRNA納米遞送系統優勢顯著——通過脂質納米顆粒包裹mRNA，安全遞送至細胞質，兼具高可編輯性與低免疫原性，從而有效規避病毒載體的固有缺陷[17]。此外，外泌體、聚合物納米載體等新興非病毒遞送技術正被積極探索，為CAR-T基因遞送提供了多樣化選擇[15,18]。

2 CAR-T療法在實體瘤中的研究進展

靶點篩選是CAR-T治療實體瘤的核心前提，直接影響療效與安全性。與血液腫瘤中CD19、BCMA等“譜系特異性抗原”不同，實體瘤因高度異質性，靶點呈現多樣化，大致可分為三類：腫瘤相關抗原（Tumor-associated antigen, TAA）、腫瘤特異性抗原（Tumor-specific antigen, TSA） 及腫瘤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 TME）調節靶點[5-7]。目前多數實體瘤CAR-T臨床試驗以TAA為主，TSA與TME調節靶點的研究也在穩步推進。

2.1

TAA靶向CAR-T的臨床研究

TAA是指在腫瘤細胞中高表達、但在部分正常組織中低表達的抗原，是當前實體瘤CAR-T的主要靶點來源。代表性靶點包括Claudin 18.2、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lypican-3, GPC3）、間皮素（Mesothelin, MSLN）、表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HER2、神經節苷脂（GD2）、癌胚抗原（CEA）、前列腺特異性膜抗原（PSMA）、鳥苷酸環化酶C（GUCY2C）等[6,19-20]。

2.1.1 Claudin 18.2

CLDN18.2是一種細胞間緊密連接蛋白，在胃癌、胰腺癌等消化道腫瘤中過表達，正常組織中僅局限于胃黏膜上皮細胞表達[21-22]。來自北京大學腫瘤團隊的一項Ⅰ期臨床研究，評估了靶向CLDN18.2的CAR-T（CT041）在CLDN18.2陽性晚期胃腸道腫瘤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結果顯示：在納入的98例患者中，客觀緩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 ORR）達42.2%，疾病控制率（Disease control rate, DCR）達91.1%；其中胃癌/胃食管結合部癌（Gastric cancer/gastroesophageal junction cancer, GC/GEJ）亞組顯示出更好的療效，ORR和DCR分別為 54.9%（28/51）和96.1%（49/51），中位總生存期（median overall survival, mOS）達到9.0個月；安全性方面，未出現嚴重3 級以上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無免疫效應細胞相關神經毒性綜合征（Immune effector cell-associated neurotoxicity syndrome, ICANS）或治療相關死亡[23]。

憑借CT041在晚期GC/GEJ中取得的顯著療效，該團隊發起了全球首個針對實體瘤的Ⅱ期隨機對照臨床試驗。研究共納入156例二線及以上治療失敗的晚期GC/GEJ患者，對比CT041與標準治療的療效。結果顯示：CT041組中位無進展生存期（median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 mPFS）顯著延長（3.25 vs. 1.77 個月），疾病進展風險降低64%（HR=0.366，P<0.0001）；mOS也呈現臨床意義的改善（7.92 vs. 5.49 個月，HR=0.693，P=0.0416）。安全性良好，僅4例出現3級CRS，無4~5級CRS或ICANS[24]。目前CT041已被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納入優先審批，有望成為全球首個獲批用于實體瘤的CAR-T產品。

2.1.2 GPC3

GPC3是定位于細胞膜的硫酸乙酰肝素蛋白多糖，在肝細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HCC）、卵巢癌等腫瘤中異常高表達，正常組織中僅在胎盤及少數上皮組織低表達。目前GPC3已成為肝癌CAR-T治療的核心靶點[25-26]。一項來自上海仁濟醫院團隊的Ⅰ期臨床試驗，共納入13例多線治療失敗的GPC3陽性晚期HCC患者，結果顯示，1例部分緩解（Partial response, PR）、10例疾病穩定（Stable disease, SD），DCR為84.6%，mOS為8.5個月，且GPC3高表達（≥50%）患者的生存時間顯著延長[27]。

2024年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會議上，浙江大學團隊報道了一種可靶向GPC3同時負顯性表達TGF-βⅡ型受體的CAR-T細胞在晚期HCC中的初步研究結果。在納入分析的24例患者中，客觀緩解率（ORR）達56.5%，DCR為91.3%，最高劑量組ORR提升至75%，mOS為11.14個月；未出現嚴重治療相關不良事件[28]。該研究提示，相較于常規GPC3 CAR-T細胞，裝甲型GPC3 CAR-T細胞的ORR更高，凸顯其潛在的抗腫瘤優勢。

2.1.3 MSLN

MSLN是一種GPI錨定的細胞表面糖蛋白，在惡性胸膜間皮瘤、胰腺癌、卵巢癌及肺癌等腫瘤中高表達，正常組織中僅見于胸膜、腹膜及心包膜表層細胞[29-30]。2025年ASCO年會上，中國團隊公布一項靶向MSLN并分泌抗PD-1抗體的CAR-T細胞治療晚期惡性胸膜間皮瘤（Malignant pleural mesothelioma, MPM）的研究：7例患者的ORR為57%、DCR為86%，1例為完全緩解（Complete response, CR）持續超9個月；且CAR-T細胞及自分泌的PD-1納米抗體在體內可分別持續3個月和6個月[31]。

在2025年美國基因與細胞治療學會（ASGCT）年會上，中國團隊報道了一項Ⅰ期研究。該研究評估了一種同種異體靶向MSLN的CAR-T細胞（CHT102）在晚期實體瘤患者中的療效。6例療效可評估患者的DCR達83.3%，其中4例胰腺癌患者DCR為75%；另有1例卵巢癌患者的靶病灶明顯縮小。值得注意的是，作為通用型CAR-T，其安全性表現優異，未出現ICANS或移植物抗宿主?。℅raft versus host disease, GVHD）[32]。目前，靶向MSLN的CAR-T在MPM、胰腺癌及卵巢癌等癌種已初見成效，多項在研Ⅰ期臨床結果值得期待。

2.1.4 HER2/EGFR

HER2與EGFR均屬于EGFR家族，在乳腺癌、胰腺癌、膽道癌、膠質母細胞瘤及非小細胞肺癌（NSCLC）等腫瘤中高表達，與腫瘤侵襲、轉移及復發密切相關[33]。HER2作為實體瘤領域備受矚目的明星靶點，其CAR-T治療探索起步較早。2018年，中國研究團隊率先報道了針對晚期HER2陽性胰腺癌與膽管癌的臨床研究，結果顯示11例接受HER2 CAR-T治療的患者中，DCR達54.5%，1例達到PR，未出現嚴重脫靶毒性或不可控CRS[34]。此外，國外團隊針對HER2陽性膠質母細胞瘤也開展了類似探索，在入組的17例患者中觀察到1例PR病例，主要不良反應為2~3級神經毒性[35-36]。

2025年ASCO年會上，有團隊報道了HER2陽性復發/難治性乳腺癌患者CAR-T治療的研究，盡管該研究在納入的8例患者中未觀察到PR病例，但治療過程中亦未出現脫靶不良反應[37]。針對EGFR靶點，此前一項針對EGFR陽性轉移性胰腺癌或膽道癌患者的Ⅰ期臨床研究顯示，在17例療效可評估患者中，1例達到CR，10例達到SD，整體耐受性良好[38]。近期，賓夕法尼亞大學團隊公布了一項關于EGFR/IL-13Rα2雙靶向CAR-T療法治療復發性膠質母細胞瘤（Glioblastoma, GBM）的臨床研究數據：在13例療效可評估的患者中，DCR高達69.2%，且有1例患者達到PR；該研究采用鞘內注射的方式給藥，未觀察到4~5級神經不良反應。研究團隊認為，雙靶點設計策略或許能夠有效降低腫瘤免疫逃逸的風險[39]。

當前針對HER2與EGFR靶點的CAR-T治療的臨床研究表明，整體ORR仍處于較低水平（平均約10%），入組人群篩選策略與CAR-T細胞優化方案仍需進一步改進。

2.1.5 GD2

GD2在神經母細胞瘤、彌漫性中線膠質瘤等腫瘤中高表達，而在正常組織中低表達，是兒童實體瘤及中樞神經系統腫瘤的關鍵治療靶點[40]。2023年，《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報道了一項針對復發/難治性高危神經母細胞瘤患者的GD2 CAR-T研究。該研究在CAR設計中整合了自殺基因，入組27例患者中ORR達63%，9例達CR；其中1例患者通過激活自殺基因快速清除了體內CAR-T細胞，有效地控制了治療相關不良反應，驗證了引入自殺基因可顯著提升治療安全性[41]。

2025年發表于《自然》雜志的一項兒童膠質瘤臨床研究顯示：11例患者先接受靜脈輸注GD2 CAR-T治療，其中9例獲療效響應后追加腦室內（ICV）輸注；結果顯示，4例患者腫瘤縮小超過50%，1例達到CR；所有患者均出現腫瘤炎癥相關神經毒性，經對癥處理后癥狀均緩解[42]。GD2靶向CAR-T細胞療法在腦膠質瘤、神經母細胞瘤患者中已顯示出生存獲益，后續應用前景值得期待。

2.1.6 CEA

CEA是上皮源性實體瘤的經典腫瘤相關抗原靶點，在結直腸癌、胃癌等消化道腫瘤及非小細胞肺癌中呈高表達，但鮮少被直接用作治療靶點。2024年ASCO年會上，浙江大學團隊報道了缺氧反應型CEA CAR-T治療晚期轉移性實體瘤的研究，對比腹腔注射（IP）與靜脈注射（IV）的療效：IP組入組16例（結直腸癌、胃癌、NSCLC），ORR為25%（高劑量組為28.5%）、DCR為88%；IV組入組24例，ORR為8%、DCR為67%。安全性方面，僅17.5%的患者出現3級腹瀉（經激素治療可控），證實局部給藥可提升實體瘤CAR-T療效[43]。

2025年ASCO年會上，華中科技大學團隊報道了CEA CAR-T治療CEA陽性晚期NSCLC患者的研究。入組15例患者中，肺部靶病灶DCR達93%，ORR達47%，1年OS率為71.1%；其中腫瘤組織CEA表達≥30%的患者緩解趨勢更優，提示靶點表達水平與療效存在相關性[44]。CEA作為廣譜腫瘤標志物，臨床研究顯示CEA CAR-T療法在ORR上表現突出，有望成為潛在的治療靶點。

2.1.7 PSMA

PSMA在90%的轉移性去勢抵抗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 mCRPC）中高表達，在前列腺、小腸等正常組織中低表達，是前列腺癌的特異性靶點[45]。一項來自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癥中心的Ⅰ期臨床研究顯示，納入的10例mCRPC患者接受PSMA CAR-T治療后，7例（70%）前列腺特異性抗原（PSA）水平顯著下降，其中3例降幅超過50%，1例達到CR，安全性良好[46]。

賓夕法尼亞大學Carl June教授團隊報道了另一項mCRPC相關研究，該研究采用過表達顯性負性TGFβ受體Ⅱ（TGFβRDN）的PSMA CAR-T細胞療法，旨在克服腫瘤微環境中TGF-β的抑制作用。結果顯示：13例療效可評估患者中，4例PSA降幅≥30%，5例達到SD；mOS為15.9個月，mPFS為4.4個月；1例因4級CRS死亡，未觀察到神經毒性[47]。目前針對PSMA的CAR-T療法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其療效與安全性仍需進一步提升。

2.1.8 GUCY2C

GUCY2C（GCC）是一種主要表達于腸道上皮細胞的跨膜受體，在結直腸癌、胃癌、胰腺癌等中高表達，在正常腸道外組織中幾乎不表達[48]。2024年ASCO年會上，北京大學腫瘤醫院團隊報道了一項GUCY2C陽性轉移性結直腸癌患者CAR-T治療的臨床研究：入組20例患者，ORR為26.3%、DCR為73.7%；高劑量組ORR接近40%，mPFS為7個月，安全性良好[49]。

2025年ASCO年會上，另一項關于GCC19 CAR-T治療三線及以上復發/難治性轉移性結直腸癌的臨床研究顯示：高劑量組納入5例患者，ORR達到80%（3例PR、1例pCR）；主要不良反應為腹瀉，安全性可控[50]。靶向GUCY2C的CAR-T療法在結直腸癌中ORR表現亮眼，未來應用前景值得期待。

2.2

TSA靶向CAR-T的臨床研究

TSA是僅在腫瘤細胞表面或細胞內表達、正常細胞中幾乎不表達的抗原（多由基因突變或異常表達產生）。因特異性極高，是實體瘤CAR-T的理想靶點[51]。但TSA篩選難度大、數量稀少，目前代表性靶點主要有表皮生長因子受體Ⅲ型突變體（EGFRvⅢ）、人乳頭狀瘤病毒16型致癌蛋白E6（HPV16 E6）、KRAS G12V等。

2.2.1 EGFRvⅢ

EGFRvⅢ是EGFR的一種活性突變形式，在GBM、NSCLC等腫瘤中表達，正常組織中不表達[52]。一項針對EGFRvⅢ陽性復發性GBM患者的Ⅰ期臨床研究顯示：10例患者接受EGFRvⅢ CAR-T靜脈輸注治療后，1例達到SD，OS達到36個月（遠超GBM歷史中位OS 9個月），未觀察到嚴重神經毒性。該研究同時驗證了腦腫瘤靜脈給藥的可行性[52]。

《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近期報道了另一項針對GBM的研究，該研究采用可靶向EGFRvⅢ并分泌T細胞銜接抗體分子抗體的CAR-T細胞療法。3例患者經Ommaya裝置行腦室內輸注后，腫瘤均顯著消退，其中1例近乎完全消失，證實雙抗聯合策略可增強CAR-T細胞的靶向殺傷能力[53]。

2.2.2 HPV16 E6

HPV16 E6參與宮頸癌、頭頸部癌、肛門癌等多種HPV相關惡性腫瘤的發生發展，正常組織中不表達，可作為HPV相關癌癥的潛在靶點[54]。臨床前研究顯示，基于納米抗體構建的CAR-T細胞可靶向HPV16陽性宮頸癌細胞，并在動物模型中顯示出抗腫瘤效果[55]。

2.2.3 KRAS G12V

KRAS G12V是KRAS基因的高頻致癌點突變，常見于胰腺癌、結直腸癌及肺癌等，正常組織中不表達[56]。近期，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團隊基于KRAS G12V的高親和力單鏈可變片段（scFv），構建了KRAS G12V特異性CAR-T細胞，并在轉移性肺癌、胰腺癌、腎細胞癌的異種移植模型中證實了其靶向殺傷能力，為后續臨床轉化奠定了基礎[57]。

2.3

TME調節靶點CAR-T的臨床研究

TME調節靶點聚焦于TME中的免疫抑制信號、細胞外基質及腫瘤血管等核心異常組分，旨在解除免疫抑制、促進免疫細胞向腫瘤浸潤及改善代謝異常[58]。目前臨床在研的代表性靶點包括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B7-H3、趨化因子受體5型（CXCR5）、白細胞介素-12（IL-12）等。

2.3.1 TGF-β

TGF-β是TME中的關鍵抑制因子，可抑制T細胞增殖和細胞毒性，促進調節性T細胞分化。一項針對難治性/復發性小細胞肺癌及大細胞神經內分泌癌的臨床研究顯示：采用靶向DLL3（Delta樣配體3）的CAR-T細胞并過表達顯性負性TGF-β受體II（dnTGFβRII），旨在增強CAR-T細胞對TGF-β的競爭性結合并阻斷其下游信號。在入組的10例患者中，2例達到PR，5例達到SD；該研究同時發現，dnTGFβRII可逆轉TGF-β誘導的CAR-T細胞PD-1/LAG-3上調，并通過IFN-γ促進樹突狀細胞成熟[59-60]。另外一項針對前列腺癌的Ⅰ期臨床研究也采用了類似的策略，提示靶向TGFβ信號通路在逆轉免疫抑制微環境中的價值[47]。

2.3.2 B7-H3

B7-H3是免疫檢查點家族成員，通過抑制T細胞活化參與腫瘤免疫逃逸。有研究報道了全球首個靶向B7-H3的CAR-T細胞療法的臨床研究：9例B7-H3過表達的復發/難治性實體瘤患者接受腦室內注射CAR-T細胞治療后，1例患者觀察到PR，且未發生嚴重不良事件[61]。另一項研究者發起的臨床研究顯示，采用B7-H3 CAR-T細胞經Ommaya裝置腦室內給藥治療6例復發性GBM患者，12個月OS率達83.3%，中位OS為20.3個月（遠超歷史中位OS 9個月）；同時也發現腦室內注射后，腦脊液中IL-6、IFN-γ及CAR基因拷貝數顯著升高，而外周血中僅輕微上升，提示局部給藥策略可有效提升腦內CAR-T細胞濃度[62]。單靶向B7-H3的CAR-T已初步顯現抗腫瘤療效，當前臨床試驗多采用聯合設計，將靶向B7-H3、PD-1、CTLA-4等免疫檢查點及其他靶點的CAR-T細胞聯用，旨在恢復CAR-T活化、延緩耗竭并改善腫瘤微環境[6,31]。

2.3.3 CXCR5

CXCR5是一種趨化因子受體，其配體CXCL13在腫瘤微環境中常由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Fs）或免疫細胞分泌，參與淋巴組織形成及免疫應答調控。一項針對晚期NSCLC的臨床研究探索了CXCR5修飾的EGFR CAR-T細胞的抗腫瘤效果。初步結果顯示：入組的11例患者中，2例達到PR，5例達到SD；前期體內示蹤實驗表明，CXCR5修飾的CAR-T細胞可主動滲透至腫瘤病灶，突破實體瘤屏障的能力顯著增強，且減少了傳統CAR-T向正常組織的被動擴散，從而減輕脫靶毒性[63-64]。

2.3.4 IL-12

IL-12是一種關鍵的促炎性細胞因子，在調控機體細胞免疫應答、抗病原體感染及抗腫瘤免疫中發揮核心作用。臨床前研究提示，靶向IL-12可實現腫瘤免疫微環境重塑，促進CAR-T細胞向腫瘤組織浸潤，同時抑制調節性T細胞（Treg）的免疫抑制功能，打破腫瘤免疫逃逸[65]。最近一項針對晚期上皮性卵巢癌患者的CAR-T治療研究（NCT02498912），正在評估IL-12在改善免疫微環境的作用。

2.4

實體瘤CAR-T靶點療效分析

當前實體瘤CAR-T臨床研究結果表明，不同靶點間療效差異顯著。療效突出的靶點包括Claudin 18.2（胃癌ORR為54.9%）、GD2（神經母細胞瘤ORR為63%）、GPC3（肝癌ORR為56.5%）等；HER2、EGFR等靶點療效一般，ORR接近10%。目前上述相關臨床研究大多處于Ⅰ/Ⅱ期階段，尚缺乏大樣本、多中心的Ⅲ期臨床數據支撐，因此現有療效數據仍需進一步驗證。

在這些研究中，Claudin 18.2 CAR-T（CT041）進展最快、入組患者最多。Claudin 18.2在近40%的胃癌患者中呈高表達狀態（免疫組織化學檢測≥75%的癌細胞呈2+和3+染色），在正常組織中其表達僅局限于胃黏膜上皮細胞[66]。當腫瘤發生時，細胞間的緊密連接結構被破壞，Claudin 18.2的表位隨之暴露出來。這一變化不僅增強了CAR-T細胞對腫瘤細胞的識別效率，還降低了脫靶毒性，提高了治療的安全性。CT041（Claudin 18.2 CAR-T）研究表明，實現持久緩解的患者多為腫瘤內Claudin 18.2高表達者，這提示足夠的靶點覆蓋率是保障CAR-T療法療效的關鍵因素[23-24]。并且，該團隊前期研究顯示，靶點丟失率僅為6%（1/16），凸顯了Claudin 18.2靶點的穩定性優勢[23,67]。在既往血液腫瘤的研究中，BCMA、CD19靶點的丟失常常導致患者復發耐藥，影響長期療效[68-69]。

此外，針對裝甲型CAR-T的研究提示，以GPC3為靶點，通過讓CAR-T細胞表達顯性負性TGF-βRII，可呈現出優于常規CAR-T的療效趨勢。其作用機制可能是通過改善腫瘤免疫微環境，增強CAR-T細胞的浸潤與殺傷能力，這也提示靶點優化策略在提升CAR-T療法療效方面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

3 CAR-T療法在實體瘤中的核心挑戰及應對策略

盡管實體瘤CAR-T療法在臨床實踐中已取得一定進展，但現階段能在客觀緩解率層面形成競爭優勢的靶點仍屬少數。當前ORR表現突出的靶點包括Claudin 18.2、GPC3、MSLN、GD2、GUCY2C等；而多數靶點的ORR僅徘徊在10%左右，部分仍處于臨床前探索階段。目前實體瘤CAR-T療法的推進仍面臨多重挑戰，主要集中于抗原異質性、物理屏障與免疫抑制性微環境、T細胞耗竭、潛在安全性隱患及臨床轉化阻礙等方面。

3.1

抗原異質性強

相較于血液系統腫瘤，實體瘤的異質性更為顯著。這種異質性不僅體現在患者間的個體差異，即便在同一患者體內也呈現出時空動態變化：不同腫瘤病灶區域間的抗原表達譜可呈現明顯分化，同一病灶隨病程進展亦可能發生抗原表達的動態演變。有研究表明，Claudin18.2、IL-13Rα2等靶點在治療過程中呈現動態變化[39,70]。若靶抗原發生丟失或低表達，可能導致CAR-T細胞無法有效識別腫瘤，引發“抗原逃逸”，最終導致療效不佳。

針對上述困境，當前研究正從多維度探索應對策略。在靶抗原篩選層面，應優先選擇表達強度和比例高的靶點（如GD2、Claudin18.2），并注重腫瘤組織特異性表達（如篩選EGFRvⅢ、KRAS G12V等腫瘤特異性抗原）。在CAR-T設計層面，可采用多靶點策略（如雙靶點或串聯靶點設計）：以EGFR/IL-13Rα2雙靶點CAR-T為例，其在膠質母細胞瘤中可提升靶抗原覆蓋比例，顯著抑制抗原逃逸[39]。此外，聯合放療、腫瘤疫苗、溶瘤病毒等手段能增加腫瘤抗原釋放，提升靶抗原負荷[71-72]。在動態監測技術層面，需開發抗原動態監測技術（如ctDNA、外泌體、分子影像技術），如臨床通過腦脊液ctDNA動態追蹤EGFRvⅢ等靶抗原的變化，提前優化CAR-T治療策略[73-74]。

值得關注的是，人工智能（AI）的迅猛發展正深刻變革CAR-T療法的研發范式。借助AI對多組學數據的深度解析，研究者可高效篩選腫瘤特異性靶點，并理性設計多靶點聯合策略。此外，以AlphaFold2為代表的蛋白結構預測模型，能高精度預測蛋白質空間構象；近期涌現的AI驅動CAR結構設計策略，可針對CAR分子的關鍵功能區域（如scFv片段）進行優化設計，提升其抗原親和力與結構穩定性[75-76]。有研究團隊通過AI指導CAR分子結構優化并聯合靶向通路調控，結果顯示可有效增強多抗原CAR-T細胞在體內的持久性，同時克服腫瘤抗原逃逸難題[77]。

3.2

實體瘤物理屏障與免疫抑制微環境

實體瘤的細胞外基質（ECM）、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Fs）及異常血管等結構共同形成致密的物理屏障，顯著阻礙CAR-T細胞從血管向腫瘤內部的浸潤；同時，腫瘤微環境常呈現缺氧、酸性環境及營養匱乏等特征，加之其中抑制性免疫細胞及抑制性信號通路的共同作用，共同抑制CAR-T細胞的增殖與殺傷功能[5,78-79]。

近年來，在突破實體瘤物理屏障方面有以下應對策略：一是通過基因工程改造增強CAR-T細胞浸潤能力，例如設計分泌肝素酶或基質金屬蛋白酶的CAR-T細胞，直接降解ECM以破壞物理屏障[80]。臨床前研究顯示，靶向成纖維細胞激活蛋白（FAP）聯合MSLN的CAR-T細胞在胰腺癌模型中可顯著提升CAR-T細胞浸潤能力[81]。二是聯合抗血管生成藥物（如貝伐珠單抗、阿替利珠單抗）重塑腫瘤血管正常化，促進CAR-T細胞從血管向腫瘤組織遷移[82]。三是優化給藥途徑：針對腹腔、胸腔及中樞神經系統等局部腫瘤，采用胸腹腔注射、腦室內注射等局部遞送方式，直接將CAR-T細胞輸送至腫瘤部位，繞開物理屏障[42,44]。

針對免疫抑制微環境的調控，研究者通過開發裝甲型CAR-T細胞（如表達dnTGFβRII、IL-12、CCL19等分子），利用其阻斷TME抑制信號、招募效應免疫細胞等機制發揮作用；或聯合免疫檢查點抑制劑（如PD-1/PD-L1抑制劑）等策略。上述方案對免疫微環境的改善作用，已在多項臨床研究中得到驗證[28,31,47,65]。

3.3

T細胞耗竭

相較于血液系統腫瘤中CAR-T細胞的持久存續特性（通?？稍诨颊唧w內維持數月至數年），CAR-T細胞在實體瘤微環境中的體內存續時間顯著縮短，僅能維持數周至數月的活性[83]。實體瘤中，CAR-T細胞在持續性抗原刺激、缺氧、低糖、酸性環境及TME抑制信號的共同作用下，會出現快速耗竭，導致無法實現長期抗腫瘤效應。

為緩解CAR-T細胞的快速耗竭，科學家主要從兩方面探索策略：一方面通過工程化改造，強化CAR-T功能，優化共刺激域（如4-1BB替代CD28）以增強自我更新能力，或敲除PD-1、CTLA-4等耗竭相關基因阻斷通路；另一方面設計條件性激活CAR，如缺氧響應型、pH敏感型CAR，使CAR-T僅在腫瘤微環境（缺氧、酸性）中激活，避免正常組織持續激活耗竭[6-7,14]。例如國內團隊研發的缺氧響應型CEA CAR-T，僅在腫瘤核心缺氧區域高表達CAR，兼顧療效與耗竭控制[43-44]。此外，通過基因工程技術在CAR-T細胞中過表達高親和力葡萄糖轉運蛋白（如Glut3），可顯著提升細胞在營養匱乏微環境中的代謝適應性，為其增殖與殺傷功能提供能量支撐[84]。臨床常在輸注前采用低劑量化療（如環磷酰胺、氟達拉濱等）進行清淋預處理，為CAR-T營造適宜生存環境。目前除部分顱內腫瘤外，多數實體瘤CAR-T研究均采用此預處理策略。

3.4

安全性

實體瘤CAR-T治療的免疫相關不良事件，主要包括CRS、ICANS及“on-target, off-tumor”脫靶毒性（OTOT）等。當前研究因缺乏大樣本數據及長期隨訪，相關風險需高度警惕。幾乎所有患者輸注后均會發生CRS，且以1~2級輕度不良反應為主；僅少數患者會進展為3級及以上CRS。PSMA CAR-T相關研究中甚至報告1例因4級CRS導致的死亡病例。ICANS發生率低于血液腫瘤，以1~2級為主；但中樞腫瘤局部給藥（如GD2 CAR-T治療膠質瘤）時，特殊神經毒性（腫瘤炎癥相關神經毒性TIAN）風險升高，積極對癥處理后大部分均能緩解。OTOT毒性因腫瘤相關抗原（TAA）在正常組織低表達，CAR-T誤傷非腫瘤組織所致，如HER2 CAR-T致心臟/肺毒性，CEA腹腔注射（腸道低表達CEA）致腸道黏膜損傷等。此外，長期隨訪中還需重點關注基因編輯可能引發的繼發腫瘤及免疫紊亂等潛在風險。

安全性問題始終是CAR-T研究的核心關鍵。除臨床常規的不良反應密切監測與及時干預外，當前研究從CAR-T設計源頭強化安全性，例如部分研究引入自殺基因（如EGFRt、iCasp9），當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時，通過輸注誘導劑（如西妥昔單抗等）觸發CAR-T細胞凋亡，及時終止不良反應[6,61]。另一策略是設計雙特異性CAR，通過同時識別兩種腫瘤抗原，提升靶向特異性并降低脫靶毒性。

3.5

臨床轉化

目前大多數CAR-T產品為自體細胞療法，需經T細胞采集、體外制備及回輸流程，耗時通常數周、成本近百萬元、且規模生產困難，限制了其廣泛應用。近年來，CAR-T生產工藝持續優化，國內相繼出臺《CAR-T細胞制劑制備質量管理規范》《細胞治療產品臨床藥理學研究技術指導原則》等，以規范各環節質量控制，為產品臨床轉化提供保障。

為攻克常規CAR-T產品面臨的上述難題，一方面，通用型CAR-T細胞近年來逐步被研發推廣，可通過健康供體來源的異體CAR-T細胞或誘導多能干細胞（iPSC）分化來源的CAR-T細胞，結合CRISPR技術敲除TCR/HLA基因，降低移植物抗宿主?。℅VHD）的發生風險。例如，國內研究團隊已成功將同種異體CAR-T細胞應用于晚期胰腺癌患者的治療，在獲得明確療效的同時，未觀察到移植物抗宿主反應發生[32]。另一方面，體內CAR-T細胞制備也是重要的突破方向，通過體內遞送系統可徹底省去體外細胞制備的繁瑣流程，或將革新CAR-T細胞的制備模式。當然該領域目前仍亟待建立新的質量控制標準。

此外，伴隨人工智能技術的迭代革新，AI輔助下的靶抗原篩選、CAR結構優化及不良反應預測，可有效簡化CAR-T治療全流程，加速其臨床轉化進程。然而，當前多數AI模型仍具有顯著的“黑箱”特性，可解釋性不足；且輸入數據的來源、質量與標準化差異易引入偏差，影響預測可靠性[85]。更重要的是，AI優化的CAR結構及其療效與毒性預測，在人體復雜生理環境的適配性尚不確定，仍需審慎驗證。AI驅動的CAR-T研發亟需建立統一的技術標準與監管框架，以填補“算法設計—臨床轉化”鏈條中的監督空白。

4 總結與展望

近年來，CAR-T療法在實體瘤領域的臨床試驗呈現快速增長趨勢。盡管其臨床療效與血液系統腫瘤仍存在顯著差距，但目前實體瘤在研靶點的豐富度已遠超血液腫瘤，為后續探索提供了更廣闊的空間。然而，隨著實體瘤CAR-T研究逐步深入，抗原異質性、腫瘤抑制微環境、T細胞快速耗竭及治療安全性等核心難題亟待突破。

當前，依托基因編輯、細胞工程、多組學測序、人工智能等技術，CAR-T治療靶點精準篩選與CAR設計迭代優化已逐步實現。但要推動CAR-T產品成功落地臨床、服務患者，仍需構建完善的臨床轉化平臺——以臨床需求為核心導向，有機整合技術研發、生產制備與臨床資源，在此基礎上開展精準設計、動態評估及AI賦能的臨床研究，全面提升轉化效率。目前，CAR-T療法在實體瘤領域已嶄露頭角，靶向Claudin 18.2、GD2、GPC3等熱門靶點的CAR-T產品，有望在不久的將來邁入臨床，為實體瘤患者提供新的治療選擇。

參考文獻

來源：《腫瘤防治研究》雜志 腫瘤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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