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法治屏障 護航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穩定就業、促進創新和繁榮市場的核心支撐。面向“十五五”時期，各地圍繞準入便利、公平競爭、產權保護、合規引導等重點環節持續探索，以深化法治建設助力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

圖/中經視覺

持續完善法治供給

近年來，圍繞民營經濟發展需求，法治布局穩步推進。《中華人民共和國民營經濟促進法》施行以來，各地區各部門已出臺配套政策180余項，市場準入負面清單事項從2022年版的117項進一步縮減至2025年版的106項，“非禁即入”從制度原則加快轉化為經營主體的現實機會。各地還深入開展市場準入壁壘清理整治，累計梳理排查文件3.8萬余件，修訂或廢止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各類經營主體的準入權利。

公平競爭環境持續優化。山東濟南首個應用人工智能（AI）評審的某產業園總承包項目順利完成，相較傳統人工打分，AI評審效率提升超過40%，有力增強了經營主體對招投標公平性的信心。從全國范圍看，2025年民營企業中標項目數量占比達76.2%，政府采購授予中小企業合同金額占全國政府采購規模超過70%。招標投標和政府采購更加規范透明，民營經濟在公平、公開、公正的環境下健康有序發展。

金融支持與政策賦能同步增強。福建晉江希泰鞋業借助“政銀企擔”融資服務機制，從申請融資到放款不到一周。這背后離不開當地政府定期摸排需求形成清單，銀行簡化審批流程，擔保機構提供增信服務，多方聯動有效破解了小微企業融資難題。國家層面，單設1萬億元民營企業再貸款、設立5000億元民間投資專項擔保計劃、實施中小微企業貸款貼息等政策持續發力，截至2026年4月末，普惠小微貸款余額達37.92萬億元，同比增長10.5%。政府、金融機構通過主動摸排需求、助力融資與政策機制創新，引導金融活水更精準地流向有需求的企業。

司法保護與經營紓困一體推進。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在辦理某商業秘密案中，不僅著力解決技術事實查明與法律適用難題，更從證據、法理和情理三個層面開展法庭教育，最終被告人全部認罪服法。在辦案過程中，檢察機關還針對被害企業管理漏洞制發檢察建議，推動司法保護從事后懲治向風險預防與合規引導延伸；北京金融法院通過分期還款與賬戶梯度解封相結合，幫助有經營前景的科技型企業緩解資金壓力；江蘇省宿遷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則通過執行轉重整、府院聯動和招商引資，幫助一家負債7000余萬元的高新技術企業恢復生產。這些實踐表明，司法保障的價值早已超越個案權利維護，正在規則框架內積極履行教育引導、挽救企業與修復市場的法治責任。

涉企執法效能不斷提升。深圳市光明區推行“統籌入企+掃碼監督”，將32個執法部門的檢查事項納入統籌清單，推動“一次檢查、全面體檢、結果互認”，執法人員入企須亮碼登記，全程留痕、可查可溯。相關做法推行后，涉企檢查頻次下降58%。2025年，全國涉企行政檢查總量同比下降34%，發現問題比例反而提升18.5個百分點，及時糾正違法和不當行政執法案件6431件。這一降一升之間反映出，規范執法不是放松監管，而是以更精準的方式保障市場秩序，真正做到既“無事不擾”又“無處不在”。

亟需破解深層堵點

當前法治賦能民營經濟的制度實踐，與經營主體高質量發展的現實需求相比，仍存在一些亟待打通的堵點。

政策協同與服務集成仍有溫差。近年來政策供給明顯增加，但一些企業仍感到政策的可及性不足，落地見效還有些差距。有的部門之間數據共享不充分，政策從出臺到落地中間環節較多且流程偏長，企業需要在不同窗口和平臺之間反復提交材料。對經營主體而言，制度紅利能不能真正轉化為發展機會，關鍵在于能否及時獲悉政策和便捷兌現紅利。

平等準入和公平競爭仍存隱性壁壘。負面清單不斷縮減，但在一些領域，隱性門檻仍可能以各種名義或形式存在。在一些招投標項目中，設置與項目實際需求無關的過高資質門檻，或者將特定地域業績作為必要條件；一些政府采購項目，習慣性向本地企業傾斜，外地企業連信息都難以獲取；一些要素配置和公共資源的分配機制標準不夠公開透明。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得到有力糾正，統一大市場建設就會打折扣，市場競爭的公平性就難以保障。

融資回款與信用修復仍是企業經營的痛點。部分企業回款周期過長，尤其在產業鏈較長的領域，下游中小企業往往承擔了最重的資金壓力。還有一些企業因輕微失信記錄、行政處罰歷史或跨區域信息不暢，直接影響到貸款審批、投標資格和合作機會。融資難與回款慢相互疊加，使不少企業在經營發展過程中始終面臨資金鏈緊繃的壓力。

創新權益保護與涉外合規服務亟待系統治理。人工智能、數據權益、算法應用等新問題日益增多，傳統保護模式在取證鑒定、爭議解決和跨區域執法等方面成本高，高新技術企業面臨核心技術安全與市場競爭交織的復合型風險。與此同時，數據跨境、綠色貿易壁壘、海外知識產權布局等專業問題已超出多數中小企業能力邊界，而律師事務所、仲裁調解機構等服務力量仍集中在事后端，未能有效前移至出海前的風險預判環節。若這些問題不能系統破解，企業創新預期和出海步伐都將受到嚴重制約。

優化涉企法治服務

破解法治供給與企業需求之間的落差，既要以規則剛性筑牢底線，也要用治理溫度激發活力；既要滿足企業的個性需求，也要完善系統長效機制。

第一，推動惠企政策從分散供給向集成服務升級。政策的優劣，關鍵看企業能否得到實惠。應依托民營經濟發展綜合服務平臺，整合工信、市場監管、金融、司法行政等部門資源，推動融資支持、信用修復、法律保護和效果反饋等一體化運行；針對專精特新企業、外貿企業和初創企業等，應當根據其發展階段和經營特點，分門別類梳理可適用的扶持政策、服務事項和風險提示，并通過綜合服務平臺主動推送；各地還應將企業是否真正受益作為檢驗政策成效的核心標尺，以落地轉化成果、紓困解難成效和制度成本降幅等作為衡量指標，推動惠企服務從既往的窗口辦理模式向主動賦能轉型。

第二，引導公平競爭從制度原則向場景落地深化。準入平等和競爭公平不能停留在原則層面，必須落實到招投標、政府采購和公共資源配置等具體場景。應持續清理妨礙民營企業平等進入的隱性壁壘，重點糾治以不合理資質、特定地域業績、限定供應商名錄等方式排斥外地企業或中小企業的行為；公平競爭審查應貫穿政策執行全過程，建立完善的數字化備案、公開查詢、投訴受理和問責機制；在政府采購和招投標領域，可推廣人工智能輔助評審等科技賦能機制，讓規則執行更加客觀透明且可追溯。

第三，促進金融支持與信用修復協同發力。一方面，要進一步完善信用信息共享、知識產權質押融資、供應鏈金融以及擔保增信等機制，引導金融資源精準流向那些有技術、有市場的優質企業；另一方面，需細化行政裁量基準，健全信用修復制度，對輕微違法且及時整改的企業依法免罰或輕罰，對符合條件的及時修復其信用記錄，避免“小過重罰”“久拖不修”挫傷企業正常經營的信心。以市場監管總局大力推進的高效辦成信用修復“一件事”為例，截至今年3月底，已累計為4792.24萬戶經營主體完成信用修復，真正幫助企業卸下包袱、輕裝再上陣。

第四，優化貫通創新保護與出海服務的全鏈條保護機制。新技術新業態發展越快，法治服務越要前移。圍繞新質生產力重點領域，通過健全技術事實查明、民事、刑事、行政銜接以及跨區域協同執法機制，切實降低維權成本，倒逼企業完善內部治理。與此同時，應依托現有公共服務和社會服務力量，為企業量身定制出海護航預案。截至2025年底，已在全國30個省（區、市）設立99個海外知識產權糾紛應對指導工作平臺。同年，相關平臺針對跨境電商知識產權糾紛、海外商標搶注等問題，累計提供指導咨詢4800余次，為企業挽回損失27.5億元。下一步，要聚焦重點產業的國際布局需求，加快建立“出海前體檢、出海中預警、糾紛后快處”的全鏈條保護機制，真正把權益保護、出海輔導與爭端應對貫通起來，幫助企業既守住創新內核，又提升全球競爭能力。

（華東政法大學知識產權學院副研究員 陳汪杰）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第六檢察部副主任（掛職)；本文系2024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上海培育世界級生物醫藥產業群研究”（2024EJC010）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