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瑞典人的中國見聞，為什么今天還值得讀？

新常富不會料到，在他身后將近三十年，湯姆會為少言寡語的爺爺整理出最后的書稿出版。湯姆也不可能想象得到，在他做了這件事之后又過了三十多年，會有個神神秘秘的人找上門去，說想為他的爺爺寫本書，讓更多的華人知道他爺爺——

一位普普通通、有血有肉、有悲歡離合的中國-瑞典人。

我們熟悉的近代中國，大多來自教科書、歷史檔案，或中國人自己的講述。

如果換一雙眼睛呢？

1902年，一位名叫新常富（Erik Torsten Nystr?m）的瑞典年輕人來到中國。此后的五十多年里，他長期生活于此，從課堂到礦區，從西北戈壁到戰地前線，他既是教師，也是旅行者、調查者和記錄者。

比起那些短暫停留的外國旅行者，新常富更像一位長期生活在中國的觀察者。他留下的，不是獵奇式的游記，而是一個外國人眼中真實而具體的中國：

他記錄沿途的風景，

也關注不同地區的人和事；

他見證時代的變化，

也不斷修正自己對這片土地的認識。

翻開《發現新常富》，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瑞典人的人生，更是一種重新理解近代中國的視角。

一場發生在戈壁上的

意外相遇

20世紀初葉，新常富單人單騎穿越蒙古戈壁和西伯利亞部分地區，從北京到貝加爾湖。這次旅程“就像一次北極之旅，可怕地混合了困苦和艱辛，饑餓、焦渴和病痛，以及從沙地里拉出機車和行李時肩帶的沉重；交織著絕望和希望，少不了強韌的堅持和不懈的耐心”。

在這段孤獨的旅程中，他曾偶遇一群干瘦的中國人。

他們沒有駱駝，也沒有馬車，更沒有商隊押送貨物，只是背著簡單的行囊，沉默地向前趕路。這樣的隊伍出現在戈壁上，讓新常富覺得有些奇怪，于是他主動上前攀談。

交談中，對方的一句話讓他十分意外：

"先生，您有所不知，我們有六萬人，是從南非送回家來的。在那兒我們過得很好，回國時能帶著金標、歐洲服裝、留聲機和自行車。"

原來，這些人是來自天津的苦力，曾遠赴南非礦區做工，被遣返回國后又因為生計所迫，準備前往外蒙古和俄國邊境的金礦繼續謀生。

苦力，這似乎是那個年代西方人對以體力換錢的亞洲廉價勞力的統稱。新常富們來到中國，天天都會與苦力打交道，轎夫、挑夫、車夫、搬運工、趕騾馬的、掏糞的、打雜的、建屋的、筑路的、拖船的……搞地質的人去的都是些艱苦地方，出門哪里離得開這些一路患難與共的同伴。

看到“苦力”二字，首先想到的也許是吃苦耐勞和忍辱負重，以及肩擔背扛的黝黑勁瘦、脊裸汗臭的形象，新常富文字中也不乏這類描述。但比“看見奇聞”更重要的，是他逐漸形成的一種判斷——他開始嘗試糾正當時西方社會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

一個不斷被重新認識

的中國

觀察到中國農民極不起眼的環境和在此的生活起居，就下結論說他受累于悲愁絕望，苦苦熬過一生，這是個天大的錯誤。一部分外國人發現這樣向故鄉人民描述是很合適的：“中國人是多么深陷于無知的黑暗、困囿于迷信意識、恐懼神靈的惡報、過著悲慘的日子，沒有快樂，沒有希望！”

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許多西方敘述中，中國人的形象常常是單一的：貧困、勞作、沉默，甚至帶有某種“停滯”的想象。

但在與真正的“苦力”們接觸之后，新常富看到的并不是這種被簡化的形象，而是動作利索、思維敏捷，并且在艱苦環境中依然蘊藏著力量，充滿精氣神地共同協作的人。

這些判斷，來自他在路上的長期觀察。他看到工地上十余個苦力用木桿抬起巨石，一人起調眾人和，喊著號子唱著歌；看到契約華工們踏上1500千米的漫漫長路，共同尋找新的謀生機會；看到農民耕作，看到守村百姓們舉著長矛和火槍，準備和入侵者決斗。

在他的記錄中，中國并不是一個被固定描述的對象，而是一個不斷被重新認識的現實。

有時是在課堂之外的鄉村，有時是在行路途中偶遇的旅人，有時是在艱苦環境中的普通勞動者——五十年余間具體的人和場景，逐漸改變了他最初對“中國”的想象。

也正因為這種持續的修正，他的文字與當時許多西方關于中國的描述拉開了距離。他不斷去看見真實具體的人事物，無論是陰暗面，還是閃光點。

如果對中國人發出整體上的譴責，那么我會意識到，我忘記了那些代表著真摯的“好”的無數舉動和證據。這個實際上無法翻譯的“好”字，恰當地描畫出我在中國的生活變換中所感受到的中國人的一個重要特征。因而也就能以哲學式的微笑，面對自己在與他們久經磨礪的精明狡黠抗爭時的失敗。那一令人抱怨的特點——精明狡黠，看起來更像是繼承了千年來“放任自流、隨波逐流、視而不見”傳統的一種表達，而非實際惡意的體現。

——新常富《新的中國》，1913年

一雙“長期生活者”

的眼睛

近代中國并不缺少外國人的記錄。

19世紀以來，傳教士、外交官、商人、旅行家，都曾留下大量關于中國的文字。但其中很多人停留的時間并不長，他們記錄的，更多是某一個時期、某一個地區的印象。

新常富則不同。

從20世紀初來到中國，到后來離開，他在這里生活了五十多年。他教書、旅行、勘探，也親歷戰爭，在不斷遷徙中觀察著這片土地。

正因如此，《發現新常富》的價值，并不僅僅在于提供了一位外國人的中國見聞，更在于它記錄了一場持續半個世紀的觀察。

他筆下既有時代變遷，也有普通人的日常；既有山川地理，也有社會風貌。這些分散在旅途、課堂和筆記中的記錄，最終共同拼湊出一幅鮮活而具體的近代中國圖景。

1903年，新常富任西齋外教

1910年，關于新常富騎行貝加爾湖的報道

1911年，新常富任“陜西解救行動”志愿救援隊副隊長

1914年，新常富加入中國地質調查所

1932年，新常富任燕京大學地理地質學系兼課講師

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們看到的不只是一個瑞典人的經歷，更是一種理解近代中國的方式——

歷史不僅由重大事件組成，也藏在一次旅途中的偶遇、一段關于鄉村的觀察，以及一個長期生活者不斷更新的認知之中。

《發現新常富》收錄了大量此前鮮少進入大眾視野的史料與記錄，也讓這位在中國生活半個世紀的瑞典人，重新回到近代中國的歷史敘述之中。對于今天的讀者而言，翻開這本書，或許也是一次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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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富是誰？

清末來華瑞典人，在華生活五十余年

山西大學堂任職時間最長的化學教授

地質調查先驅

抗戰前線的戰地記者

曾接見瑞典王儲

曾騎摩托從北京穿越戈壁直抵貝加爾湖

新常富的故事，

充分詮釋了何為

百年之前的國際“斜杠青年”

他是新常富

一個名字背后，

是一段跨越五十年的中國傳奇。

回到瑞典的土地，

他種下來自中國的銀杏，

時光流逝，樹已參天，

而故事才剛剛被想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