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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了,智慧才能得到滋養(yǎng)和舒展,反過來,如果一個時代,官方意識形態(tài)的力量特別強大,強大到能 “娛樂化” 一切,那人心就容易變得麻木,甚至虛偽。
麻木和虛偽,恰恰是幽默最大的敵人,因為幽默需要的是清醒的洞察和真誠的表達(dá),這道理,放到生活里也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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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真正幽默的人,通常具備什么條件?無非是兩點:一是對人情世故有比較透徹的理解,二是待人接物有比較寬容豁達(dá)的態(tài)度。
幽默當(dāng)然有攻擊性,但這種攻擊性,往往不直接指向他人,為什么呢?因為真正的幽默,背后通常是一種 “資歷高于他人” 的智慧狀態(tà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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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直接把這種 “高” 用攻擊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就容易變成尖酸刻薄,所以,高明的幽默,經(jīng)常以自我嘲弄的方式展開,通過挖苦自己,來映照人類普遍的愚昧和局限。
關(guān)鍵就在于,它不刻薄,它看到了人的毛病,但并不揪著不放,而是用一種從容、自然,甚至帶點意外的方式表達(dá)出來,一旦刻薄,味道就變了,那就不再是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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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著這個思路看,魏晉時代之所以能留下那么多充滿幽默感的故事,恰恰是因為它具備了 “思想相對自由” 這個社會條件,智慧得以活躍,幽默才有了生長的空間。
《世說新語》里有個小故事,就很能說明這種幽默的狀態(tài),說的是阮籍、阮咸叔侄,他們和族人一起住在一條路的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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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北邊的人家比較富裕,路南邊的相對清貧些,七月七曬衣節(jié),按習(xí)俗要晾曬衣物書籍,北院的富人們紛紛拿出綾羅綢緞,華服美飾,鋪陳得滿院生輝,頗有些炫耀的意味。
這時候,路南的阮咸怎么辦呢?他也曬。他拿了根大竹竿,高高挑起一條粗布大褲衩,像面旗子似的掛在院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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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覺得奇怪,問他這是干嘛。阮咸說:“未能免俗,聊復(fù)爾耳。” 意思是,我也不能免俗啊,人家曬衣服,我也跟著曬曬唄。
這故事特別好玩,但你很難用一本正經(jīng)的道理去解釋它,你說阮咸是在諷刺北院的富人炫富嗎?好像有點,但又不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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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院曬華服,雖是炫耀,也是生活需要,談不上多大的過錯,你說阮咸是自嘲清貧嗎?也不完全,阮氏叔侄再窮也是士族,那條大褲衩未必真是日常穿著,可能只是隨手找來的道具。
它的妙處,就在于那種 “彼此對照” 產(chǎn)生的滑稽感,一邊是滿地的綾羅錦繡,一邊是高懸的粗布短褲,這種強烈的反差本身,就構(gòu)成了一種高級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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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沒有阮咸對北院富人的具體嘲諷,更像是一個高于現(xiàn)場的視角,在觀看并調(diào)侃著 “人” 這種存在本身的可笑,包括曬華服的人,也包括曬褲衩的自己。
誰在嘲笑?是一個高于我們的 “笑臉”,在嘲笑我們所有人共有的、那點無傷大雅的虛榮和從眾。
誰能嘲笑我們自己的可笑?只有我們自己的智慧,對我們自身愚昧的覺察和調(diào)侃,這種智慧對愚昧的、帶著寬容的嘲笑,就是幽默的本質(z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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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幽默的誕生需要兩個關(guān)鍵條件:外在的社會環(huán)境要允許思想自由,讓智慧得以生長;內(nèi)在的個人修養(yǎng)要足夠通透豁達(dá),讓智慧能以不傷人的方式表達(dá)出來。
當(dāng)這兩者兼?zhèn)洌哪娘L(fēng)氣自然就來了,看看那個能曬褲衩開玩笑的時代,再想想幽默為何有時會缺席,或許答案就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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