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沈雁冰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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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雁冰青中老年照

本文摘自《一大前后》第二冊；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作者：沈雁冰

沈雁冰（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出生于浙江省桐鄉縣烏鎮，原名沈德鴻，字雁冰，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中國革命文藝的奠基人，也是中國現代作家、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文化活動家、社會活動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其主要作品有小說《子夜》《春蠶》和文學評論《夜讀偶記》等。茅盾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第一類；1916年8月任職于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譯所；1921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至1937年，創作完成中篇小說《路》《三人行》，短篇小說《林家鋪子》《秋收》《殘冬》等，翻譯作品《文憑》《戰爭》等；1949年，當選為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和中國文學工作者協會主席；1949年10月至1965年1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期間于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78年3月至1981年3月，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81年3月14日，茅盾將稿費25萬元人民幣捐出設立茅盾文學獎，該獎項是中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之一。同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享年85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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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憶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一九五七年四月）

沈雁冰

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我在商務印書館編四部叢刊，業余寫些有關新文學的文章，翻譯契柯夫等人的短篇小說，在《時事新報》付刊《學燈》上發表。這個報的俞頌華及其主編張東蓀，另辦有《解放與改造》雜志，講社會主義，他們約我投稿，寫各國工運書籍的書評，我曾為《解放與改造》社寫過介紹美國世界產業工人工會情況方面的書評。

當時講社會主義的人很多，大約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后來成立黨組織的陳獨秀等人；一是研究系的，如張東蘇一些人；還有國民黨的戴季陶也講馬克思主義，胡漢民在《建設》雜志上，也翻譯日本河上肇有關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三部分人，只有第一種人是真正宣傳馬克思主義；研究系和國民黨，是想借談社會主義拉攏些青年，等到真正行動時，他們就絕口不談，終于離開了。

另外，上海有些無政府主義者發行過幾種刊物，如《勞動月刊》，還有克魯泡特金著作的小冊子。刊物由民智書局發行，這個書局與國民黨有關系。無政府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約在民國元年間。它對中國青年是有些影響的。我和一些朋友，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開始時都接觸過無政府主義。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間，我也喜歡無政府主義的書，覺得它講的很痛快。抗日戰爭時期，還有人相信無政府主義，對黨不滿，它適合小資產階級的胃口，主張取消一切。

“五四”前后，由于我寫些新文學方面的文章，當時在北京的鄭振鐸、玉統照等人，認為我是搞新文學的同行，約我發起“文學研究會”。我同意做發起人，但那時候和他們還不認識。

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在上海的只有我一個，其他的在北京。

“文學研究會”是在《小說月報》改組的同一年成立，有宣言，主張“為人生而藝術”。我編《小說月報》，該報遂成為“文學研究會”的一個活動地盤。

《小說月報》原來屬于“星期六派”，“五四”后，為新文化運動大勢所趨，銷路很小，商務印書館覺得不行，要我來編。我主張不用已經購買來的一箱舊稿，進行改組，經商務印書館同意，我才答應編輯；并約請“文學研究會”的分子撰稿。至于“文學研究會”內部，分子也是很復雜的。

和《小說月報》同時改組的，有《婦女雜志》與《東方雜志》。

《婦女雜志》原來和《小說月報》由一個人編輯，這時候也換了人。《東方雜志》是政治性比較明顯的刊物，對于這個雜志，商務印書館不敢改的太狠，只是把原來反對新文化的編輯杜亞泉，換成由錢智修負實際責任。《學生雜志》當時沒改組，過了一二年，才由楊賢江主持。那時候，楊還沒有入黨。

一九二〇年，《新青年》雜志遷到上海，陳獨秀也來了。陳和我本來不認識，但他也來找我，約我給《新青年》寫介紹蘇聯的文章。他給我的材料是英文的《國際通訊》。這個雜志是用好幾國文字發行的，內容有蘇聯介紹，國際時事評論等等，它是專門對外宣傳用的。

就在這年夏天，大約七月光景，陳獨秀他們要我參加共產主義小組。我記得小組的成員有：陳獨秀、張東蓀、沈玄廬、李達，邵力子、李漢俊、周佛海，還有一些別人。小組開會在陳獨秀家里。會議不是經常開，主持人多是陳獨秀。開會時，有一個蘇聯人，中國名字叫吳廷芳，很年輕，好像是顧問，他是共產國際派來做聯絡工作的。小組開會的內容：交換別地小組的情況，研究發展組織，吸收新成員，研究開展宣傳工作等。宣傳工作主要是通過《新青年》宣傳自己的主張。起初小組還利用過《時事新報》，后來張東蘇退出小組，研究系的《時事新報》也跟著變了。當時小組還沒有搞工人工作，后來大概是楊明齋到工人中去工作過。那時候，在萍鄉安源，可能已有工人運動的工作了。那是李立三回國以前的事。

小組在當時有個名稱，我忘記了，但不叫共產黨，也不叫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小組沒有黨章，我記得在嘉興南湖開會前一兩個月，陳獨秀叫我翻譯《國際通訊》中很簡單的《俄國共產黨黨章》，作為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參考。那時候，我覺得有些字不好譯，例如“核心”這個名詞，現在對它我們很熟悉了，在當時就不知道用什么字譯得易懂明瞭。我們參加小組，沒有學習黨章，也沒有文字上的手續，只有介紹人。

小組是秘密的。黨成立后，有“社會科學研究會”作為公開活動的場所。

上海小組剛成立時，沈玄廬倒是每次開會都到。“五卅”前他退出了，當時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交給邵力子，邵又要我轉給黨中央。

旅歐支部給黨中央的信，多半寄到商務印書館由我轉交，因為我編《小說月報》可以掩護。

黨在上海的幾個據點：

外國語學校，地址在漁陽里，和陳獨秀住的地方相近。外國語學校后來成為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學校存在的時間很短，記得有楊明齋（華僑）在那里教俄文。

平民女學，是黨成立后辦的。學生都是要求革命的青年，里面可能有工人。丁玲，王劍虹都是這個學校的學生。教員都是黨員兼的。平民女學不是正規的學校，是傳播革命思想的場所，課程方面主要是有關社會科學常識的，我曾在那里教過英文，學生不感興趣，以后就不去了。學生除了文化課，還有勞動，如學縫紉機。

上海大學，最初是個野雞大學，名叫東南高等師范學校，招生時吹牛說提倡新思潮，各地青年入學后，看看不是那么一回事，就鬧起風潮來了。當時，學生中的進步分子，（可能有共產黨員和黨聯系）要求黨把這個大學接收過來，改名“上海大學”，作為黨培養干部的據點。

那時候，由于國共統戰關系，又為應付外邊，讓外邊的人不至于覺得“上大”太紅，把國民黨的于右任抬出來做校長，實際上“上大”是黨的學校。鄧中夏是總務長，管理學校行政；瞿秋白是教務長。大學設文學、社會學兩系，此外，還辦了一個附中。

學校經費比較困難，一部分是向國民黨募捐的，校舍很簡陋。教員多是黨員，純盡義務；有些課程也找外邊人來教的，如俞平伯教中國文學史，主要是為了沖淡一下外邊的注意，他的講稿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咯》，當時是油印的。上大文學系主任是陳望道，社會學系主任是瞿秋自兼。張太雷、蔡和森和我都在上大教過書。課程主要的有：社會革命史（講共產主義運動史，蔡和森講），社會學（講政治經濟學概論）、勞動運動史（講各國工人運動），這兩門都是瞿秋白教的。

上大學生的來源，一部分是招考的，一部分是黨組織介紹來的（比較少），也有一部分是國民黨介紹來的（這與于右任當校長，和國民黨募捐經費有關系）。后來上大學生分化的很厲害，有的甚至很反動，與學生的來源很復雜有關系。“五卅”運動時，上大學生在工人中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學校顯得很紅，后來在中國政府統治區呆不下去了，才搬到法租界去。

上大剛成立時，學生只有一百多人，這時發展到二百多人，兩個學系的學生，社會學系較多，文學系一般只有三十人，最多的時候五十來人，分作兩班，有一班人很少。上大分系是準備當正規學校辦的，比平民女學要正規的多了。社會學系在那時候相當正規，若與現在的大學比起來，當然還很差。

“五州”運動時，知識分子通過報紙進行鼓吹宣傳。商務印書館里有黨小組，辦過一張《公理日報》，日出一張，動員工人。“上大”的教員和學生除組織工人外，還去組織愛國商人罷市，學生罷課。

《公理日報》是商務印書館的進步知識分子辦的，黨小組只在幕后領導。經費也是商務的進步知識分子、進步的技術工人協助的，讀者對象不僅是工人，還有一般市民。這張報紙只出了不到一個月就停刊了。

（王來棣、單斌記錄整理，一九八〇年三月又經沈雁冰本人審閱、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