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一縣委書記被告知連升四級出任省委書記，他卻請求降職

1975年秋天的廣州，省委大院門口的木棉花還沒開，一輛從羅定開來的舊吉普車停在門崗前。車上下來一個瘦瘦的中年人，穿了件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褲腿上還沾著幾點干了的紅泥巴。衛兵核對了半天證件，才把他放進去。這個看起來更像是來省城跑項目的基層干部，就是廣東省委新任命的省委書記郭榮昌。

幾天前他還是羅定縣委書記。從縣委書記到省委書記，中間隔著地委副書記、地委書記兩個實打實的臺階。在正常提拔節奏里，這兩級臺階夠一個干部走上十年八年。郭榮昌一步跨了過去，那年他四十二歲。

電話是省委組織部直接打到羅定縣委辦公室的。通知很簡短——中央決定，郭榮昌同志任廣東省委書記，分管文教工作，即日到廣州報到。郭榮昌拿著聽筒愣了好幾秒，他的第一反應不是興奮，是追問是不是打錯了。

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正在經歷一場深刻震蕩。1975年初，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著手對工業、農業、交通、科技等各條戰線進行全面整頓。“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成了那一年的核心口號。整頓的阻力巨大，各地“派性”嚴重，領導班子長期陷入無休止的路線斗爭，真正愿意干事、能干成事的干部并不多。鄧小平在多個場合反復強調要“敢”字當頭，要大膽起用那些有基層經驗、懂經濟、敢負責的干部，打破論資排輩的框框。

郭榮昌被選中，正是因為他在羅定干出的那一攤子事，撞上了這個風口。

羅定在廣東西北部，是典型的丘陵山區，“九山半水半分田”說的就是這種地貌。1972年郭榮昌從云浮調到羅定當縣委書記時，全縣的工業基礎幾乎為零，農業靠天吃飯，一場旱災就能讓一個公社的收成減半。他到任頭三個月沒開過一次全縣大會，帶著一個技術員和一個本地干部，把全縣二十幾個公社跑了一遍。走到羅鏡公社的時候，看見農民挑著水桶走三四里山路去山溝里舀水澆地，一瓢水潑下去，地面哧啦一聲就干了。郭榮昌蹲在地頭看了很久，站起來說了一句話：水的問題不解決，羅定永遠翻不了身。

回到縣城他干了兩件事。第一件是把縣水利局從檔案室里拉了出來，讓他們在三個月之內拿出全縣水利規劃的初步方案。第二件是自己帶隊去省里要錢。省水利廳的處長看著這個渾身是泥的縣委書記遞上來的報告，翻了幾頁，說你們縣的情況我們知道，排著吧。郭榮昌沒走，在走廊里等了整整一下午，等到廳長下班出來，硬是攔著把羅定的旱情又說了一遍。廳長后來跟人提起這事，說干了二十年水利，沒見過這么纏人的縣委書記。

錢要回來了，工程鋪開了。羅定那幾年修的水庫、水渠、引水隧洞，大大小小加起來上百座。修金銀河水庫的時候，要打一條一千兩百米長的引水隧洞穿過山體，沒有盾構機，全靠人工。郭榮昌隔三差五往工地上跑，有一回正趕上塌方清理，他脫了鞋就跳進齊腰深的泥水里跟民工一起往外搬石頭。在場的人都嚇壞了，攔著不讓他干，他說你們能干我為什么不能干。那天收工的時候，他渾身是泥坐在洞口啃饅頭，幾個老民工蹲在旁邊抽煙，誰也沒覺得身邊這個人是個縣委書記。

水的問題解決之后，他盯上了工業。羅定石灰石儲量豐富，是燒水泥的天然原料。郭榮昌想建一個水泥廠，但縣財政窮得連買設備的錢都拿不出來。他跑到佛山去求援，對方答應賒一套年產五萬噸的小型回轉窯設備。設備有了，安裝調試又是大難題。他從省建材局請了兩位已經“靠邊站”的老工程師來羅定蹲點。這兩個人當時還頂著各種帽子，郭榮昌在縣委常委會上拍了板——出了問題我負責，先把事情干起來。1973年冬，羅定水泥廠建成投產。出第一批水泥那天，郭榮昌站在窯頭看著灰白色的粉末從出料口源源不斷地涌出來，旁邊有人看見他眼睛紅了一下。羅定水泥后來成了廣東建材行業的一塊招牌，八十年代廣東修高速公路用的水泥很大一部分就是羅定產的。

有了水電，有了水泥，化肥廠、煤礦、農機廠接二連三地起來了。到1975年，羅定的工業產值是1971年的四倍多，農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在廣東全省一百多個縣里，羅定從倒數十幾名擠進了中上游。

這些數字是怎么一層一層報到北京去的，外界不得而知。但1975年10月前后，一份關于郭榮昌的干部考察材料被擺到了中央領導面前。考察報告里寫得很具體：此人作風扎實，不搞派性，在羅定縣政績突出，群眾威信高，建議重用。后來據知情者回憶，領導看過材料后，用筆在郭榮昌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說這樣的干部要大膽用。

于是有了那個電話。

郭榮昌到廣州上任后，分管的第一個硬骨頭就是教育。1975年的教育領域情況復雜。高等院校的教學秩序在之前的沖擊下支離破碎，許多有經驗的教師被下放勞動，而“教育革命”的口號依然鋪天蓋地。就在這時候，一個讓郭榮昌始料未及的難題被推到了他的桌上。

有人提出要把華南農學院整體從廣州石牌搬到農村去。理由是農業大學辦在城里不像話，應該搬到田間地頭，讓師生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才是真正的教育革命。

今天的人聽到這個提議，大概會覺得荒唐得不必當真。但在當時，這不僅僅是一個提議，是一股不容置疑的思潮，誰反對誰就是“走回頭路”。

華南農學院的前身是1909年創辦的廣東全省農事試驗場附設農業講習所，后來幾經整合，到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由中山大學農學院、嶺南大學農學院和廣西大學農學院畜牧獸醫系合并組建，是華南地區最大的農業高等學府。學校匯集了一批國內頂尖的農學家，丁穎、蒲蟄龍、趙善歡等人在各自領域都享有國際聲望。如果整體搬遷，圖書資料、實驗儀器、育種基地、溫室大棚全部要報廢，幾代人積累下來的科研體系會在一夜之間斷裂。這個損失，不是幾十萬塊錢能衡量的，是中國南方現代農業科研能力的一次系統清零。

省委討論搬遷方案的會議開了不止一次。主張搬遷的一方聲勢浩大，他們的邏輯在今天看來幾乎無法反駁，因為那不是學術爭論，是路線表態。郭榮昌在會上一直不怎么說話，悶頭抽煙，面前的筆記本上一個字沒記。

有人直接點他的名，問他什么態度。他把煙頭按在煙灰缸里，抬起頭說，我不同意。會議室安靜了那么幾秒，然后炸了鍋。質問他的人連珠炮似的追問——你是不是對教育革命有抵觸？是不是想把大學辦成脫離群眾的象牙塔？

郭榮昌沒反駁，也沒引用語錄。他從自己當過縣委書記的經歷說起，掰著手指頭一條一條講：第一，科研設備搬不走，精密儀器一拆一裝基本就廢了，有些進口設備拆了就再也裝不回去。第二，育種基地沒法搬，農學院的幾百個水稻品種、甘蔗品種、桑蠶品系是幾十年一代一代選育出來的，這些活體種質資源不是書架上的書，想搬就能搬，離開那片試驗田它們就死了。第三，師資隊伍要散，老教授們在廣州還有條件做一些研究，搬到窮鄉僻壤，缺資料缺設備缺交流，學術生命就等于被掐斷了。第四，真要服務農村，最好的辦法不是把學校變成農村，是讓學校研究出更好的技術、培養出更好的人才輸送到農村去。

他說，我在羅定搞了幾年農業，我知道農業技術有多重要。一個良種能讓一畝地多收兩百斤稻谷，一個栽培技術能讓甘蔗出糖率提高兩到三個點。這些東西哪里來的？是科學家在實驗室里、在試驗田里反復試驗搞出來的。把大學砸爛了，這些就全沒有了。

那天的會沒開出一個結果，但郭榮昌的態度已經擺在那里了。主張搬遷的人開始在各種場合給他扣帽子，說他立場有問題，思想沒轉過彎。省委大院里的風言風語也多了起來，有人傳他太年輕不懂規矩，有人說他這個省委書記的位置坐不長。

壓力最大的那段時間，郭榮昌的辦公室里每晚亮著燈。他不抽煙的時候就在屋里來回踱步，桌上攤著農學院的教授們寫給省委的信，十幾封信摞在一起，有的寫得痛心疾首，有的幾乎是哀求。他把這些信從頭到尾看了不止一遍。

事情最終出現轉機，跟省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的態度有直接關系。韋國清1955年授上將，是參加過百色起義的老紅軍，從廣西調任廣東，軍人出身，做事很看重實際效果。郭榮昌找了個機會單獨向他匯報了華南農學院搬遷的問題，把利害關系說得很直白。據說韋國清聽完以后沉默了很長時間，最后說了一句：那就先不動吧。

這四個字救了華南農學院。在之后的一次省委常委會上，韋國清明確表態，大學搬遷關系重大，要慎重，暫時擱置。主張搬遷的一方雖然心有不甘，但第一書記發了話，沒有人再公開推動這件事。

華南農學院留在了廣州。四十多年后，這所學校已經更名為華南農業大學，校園面積從當年的兩千多畝擴展到近五千畝，植物保護、獸醫學、農業工程等好幾個學科進入國家一流建設序列。每年有上萬名畢業生從這里走出去，其中相當一部分扎根在廣東、廣西、海南的農村基層。

保住了華農，郭榮昌在知識分子群體里收獲了很高的口碑，但他在官場內部承受的壓力也達到了頂點。“靠批條子提拔上來的”“政治暴發戶”“根本不夠格當省委書記”這類說法在各種場合私下流傳。有人甚至把他1975年那次火箭式提拔翻出來，影射他背后有人運作。

郭榮昌在省委書記的位置上坐了將近三年。這三年他干的事不算少，恢復高考后他力主在廣東率先擴招，1977年冬天全省設立了幾十個臨時考點，把積壓了十年的考生全部容納進來。廣東的高校招生規模從1977年的幾千人一下子擴大到1978年的上萬人，比很多省份早走了好幾步。

但風言風語一直沒斷。郭榮昌自己聽得很清楚。1978年底，在一次組織談話中他主動說，我這個省委書記來得太快了，別人不服氣有道理。既然現在大局已定，我還是回基層去比較合適。組織上的同志反復勸他，說這是中央的任命，不存在資格夠不夠的問題。他態度很堅決，說你們要是真為我好，就讓我下去。

談話的結果很快傳遍了省委大院。很多人第一個反應是難以置信——省委書記主動要求降職，這種事放在什么年代都不多見。但郭榮昌是真的想走，不是因為賭氣，是因為他算清楚了一筆賬：他留在省里，只會繼續被當靶子打，那些流言不會停，而他真正想做、擅長做的事——修水利、辦工廠、搞旅游——在省里反而施展不開。

1979年初，郭榮昌調任肇慶地委副書記，幾個月后任書記。從省委書記到地委書記，職級上至少降了兩級。通知下來的那天，他收拾了幾件衣服，把從羅定帶來的那幾箱書重新捆好，坐上來接他的那輛車，出了廣州往西走，頭也不回。

肇慶是個好地方，七星巖的喀斯特地貌和鼎湖山的亞熱帶森林在嶺南地區獨一無二。但七十年代末的肇慶，旅游業基本是零。七星巖景區連條像樣的游覽道路都沒有，鼎湖山上只有幾間破廟和一段清朝留下來的古道。郭榮昌到任后把旅游開發寫進了地區五年發展規劃，這在當時的地級行政區劃里是頭一份。

他盯上七星巖不是一天兩天了。早在羅定當縣委書記的時候，他就路過肇慶看過那片山水。他當時跟同行的干部說過一句話：這地方要是開發好了，不比桂林差。當了肇慶地委書記之后，他把這句話變成了行動。修路、通水、通電、建賓館，幾件事同步推進。沒錢就去省里爭取專項資金，省里給不夠就去香港找投資。有一回為了說服一個港商在七星巖附近投資建酒店，他在人家中環的寫字樓外頭等了將近三個小時。秘書勸他先回酒店等，他說不用，人家開會我就等著，開完會再說。那天最終談成了，那是肇慶第一家外資酒店。

鼎湖山的開發更費周折。山上的慶云寺是嶺南四大名剎之一，但年久失修，部分殿堂坍塌。郭榮昌拍板拿出一筆專項資金修繕寺廟，這在當時是有爭議的。有人提醒他，搞宗教場所怕授人以柄。他說文物總得修，放著讓它塌了才是失職。鼎湖山后來被列入中國第一批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與生物圈保護區網絡的成員，這些事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那幾年的規劃和投入。

在肇慶的七年，郭榮昌還干了一件事。他要求自己每年至少在農民家里住一個月。不是走馬觀花轉一圈的那種，是實打實住下來，早上跟農民一起下地，晚上在院子里聊天。他去的村子大多偏遠，有些連機耕道都沒通，吉普車進不去，他就步行進去。住的條件更不用說了，土坯房，竹板床，蚊帳補了又補。當地干部勸他住公社招待所，他說住招待所見不到真東西。

有一年他在高要一個村里住了幾天，發現農民交完公糧以后剩下的口糧不夠吃，很多人家青黃不接的時候要靠借糧度日。他當場讓隨行的糧食局干部把賬算清楚，回到地委以后馬上開協調會，調整了那個縣的公糧指標，又特批了一批返銷糧。那時候他已經在地委書記的位子上干了好幾年，做起事來雷厲風行，下面的人也都知道，這位老郭書記跟別人不一樣——他是真干事的人，而且他不怕事。

1985年，郭榮昌調回省里，任廣東省政協主席，官至正省級。這次調動和1975年那次完全不同。沒有人再質疑他的資歷，沒有人再在背后嚼舌根，因為十年時間已經把他做過的事一件一件擺在了明面上。羅定的水利工程還在用，肇慶的旅游業還在增長，華南農學院的一代代畢業生已經遍布全國農口。

晚年的郭榮昌幾乎從不在公開場合露面，不接受采訪，不寫回憶錄。有人輾轉托關系找到他，想請他談談當年保華農的事，他擺擺手說，沒什么好談的，那個時候該做就做了。他去世后，追悼會上來了很多不請自到的人，有華農的老教授，有羅定的老農民，有肇慶當年跟著他一起修路的老工人。這些人大多已經頭發花白，站在人群里默默不說話，只是來送一送。

在廣東，被老百姓記住的干部，大多有一個共同點——他們不是在辦公室里坐著想問題的人，是卷起褲腿走到田里面跟農民一起曬太陽的人。郭榮昌就是這樣的人。他從縣委書記干到省委書記，又從省委書記退回去當地委書記，不圖往上爬，圖的是把手里的事干踏實了。這種人在什么年代都不多見，也正因為不多見，所以走多久都會有人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