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 | 標簽理論（Labeling Theory）

（1）概念和來源

標簽理論（Labeling Theory），又稱烙印理論或社會反應理論（Social Reaction Theory），最早是由坦南鮑姆于1938年在《犯罪與社區》中提出，后以社會學家埃德溫·萊默特（Edwin M. Lemert）和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S. Becker）的理論為基礎形成的一種社會學理論，后廣泛引入傳播學、犯罪學及社會工作領域。

該理論的核心命題在于：越軌（deviance）并非行為本身的固有屬性，而是社會通過施加"標簽"這一符號化行為建構出來的產物——“越軌者是那些被成功貼上越軌標簽的人”（Becker, 1963）。在新聞傳播學語境中，標簽理論被用于分析媒介如何在報道過程中通過命名、分類與框架化，參與對社會群體、事件及個體的符號建構，從而影響公眾認知、社會互動與身份認同。該理論屬于社會學與傳播學的交叉領域，與符號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框架理論（Framing Theory）及道德恐慌理論（Moral Panics Theory）存在深層對話關系。

（2）理論內涵

標簽理論的核心邏輯圍繞一個追問展開：越軌是如何被社會的反應行為"制造"出來的？ 該理論否定了越軌行為的"本質主義"預設，轉而采取一種“建構主義”立場，認為越軌是社會互動與符號定義過程的產物。其運作機制可分為以下幾個層面逐一分析。

第一，標簽的施加與選擇性執法。 貝克爾指出，社會群體通過制定規則來定義何為“越軌”，并將這些規則應用于特定人群。然而，規則的執行并非普遍平等——權力關系決定了誰的越軌行為會被“看見”并被貼上標簽。在媒介語境中，這意味著新聞媒體在選擇報道對象時，并非客觀地"反映"越軌行為的分布，而是通過選擇性報道將某些群體的行為"越軌化"，同時豁免另一些群體的類似行為。

第二，初級越軌與次級越軌的轉化。 萊默特的經典二分是標簽理論的分析基礎。初級越軌（primary deviance）指個體偶發的、未引起嚴重社會反應的越軌行為，此時個體尚未將越軌身份內化。次級越軌（secondary deviance）則是指個體在遭受社會標簽和排斥之后，以越軌行為作為"防御、攻擊或適應"的手段，從而將越軌身份固化為自我認同的核心組成部分。標簽理論認為，從初級越軌到次級越軌的轉變，關鍵在于社會反應——尤其是制度性標簽的公開施加。

第三，標簽作為“主體身份”（master status）的形成機制。貝克爾借用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Hughes）的概念指出，一旦某個標簽被成功施加，"越軌者"便成為該個體的"主體身份"，壓倒其所有其他社會角色（如父親、工人、鄰居）。在媒介報道中，當一個人被反復以“犯罪嫌疑人”“精神病人”“極端分子”等標簽指稱時，其全部人格便被壓縮為這一標簽，社會對其的一切反應都以此為基準。

第四，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運作。 標簽的施加不僅改變社會對個體的態度，更深刻改變個體對自我的認知。當個體反復被告知“你就是這種人”時，他可能最終接受這一定義并按照標簽所暗示的行為模式行事。這一機制在媒介化社會中尤為顯著：媒體標簽的傳播范圍廣、重復頻率高、社會權威性強，其"預言"的自我實現效應遠比人際互動中的標簽更為強烈。

第五，道德恐慌與越軌放大（deviance amplification）。 科恩將標簽理論引入媒介研究時發現，媒體對某一群體或行為的過度報道和標簽化敘事，會引發公眾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進而促使執法機構采取更嚴厲的控制措施，而這些措施反過來又制造出更多的"越軌行為“統計數據，形成越軌放大螺旋”（deviance amplification spiral）。這是一個典型的"標簽—反應—越軌強化"的正反饋循環。

（3）理論內容和理解

標簽理論的內容體系可以從以下核心模型、關鍵命題和測量維度三個層面加以系統呈現。

①核心模型之一：越軌生涯模型（Deviant Career Model）。

貝克爾將越軌行為視為一個"生涯"過程，包含以下階段：（1）初次越軌行為的發生；（2）被社會控制機構"捕獲"并公開貼上越軌標簽；（3）標簽導致社會排斥與機會剝奪；（4）個體加入越軌亞文化群體，獲得越軌行為的"合理化"敘事與技術支持；（5）越軌身份的鞏固與越軌行為的常規化。這一模型揭示了越軌行為從偶發到慣常的整個過程，而標簽的公開施加是其中最關鍵的轉折點。

②核心模型之二：道德恐慌與越軌放大螺旋模型。

科恩的研究表明，媒體報道某一"威脅社會秩序"的事件時，通常遵循一個標準化的敘事腳本：（1）某一異常事件被媒體"發現"并加以聳動化報道；（2）該事件被"象征化"——事件中的人物或群體被賦予"民間惡魔"（folk devils）的標簽身份；（3）媒體持續的過度報道引發公眾焦慮與道德恐慌；（4）社會控制機構（警察、立法者）在輿論壓力下采取更嚴厲的管控措施；（5）管控措施制造更多"越軌"數據，進一步加固了“民間惡魔”標簽；（6）形成持續放大的正反饋循環。

③關鍵命題。

標簽理論的核心命題可歸納為以下幾點：首先，越軌是社會定義的結果，而非行為的內在屬性——這一命題徹底顛倒了傳統犯罪學和社會問題研究的因果關系；其次，標簽是權力關系的表達——"誰有權定義"比"誰做了什么"更為根本；再次，社會控制制造越軌——正如貝克爾所言，"社會群體通過制定那些違反即構成越軌的規則來制造越軌"；最后，標簽具有不可逆的身份效應——一旦主體身份確立，個體很難擺脫標簽所賦予的社會期待和限制。

④核心變量與測量維度。

在傳播學研究中，標簽理論的實證操作通常涉及以下維度：標簽的語義效價（正面/中性/負面）、標簽的情感強度（溫和描述vs.聳動化措辭）、標簽的歸因指向（個體歸因vs.社會歸因）、標簽的固化程度（一次性使用vs.持續重復）、標簽來源的權威層級（自媒體標簽vs.官方媒體標簽）、以及標簽效應的社會距離（標簽者與被標簽者之間的群體邊界清晰度）。

（4）標簽理論的核心貢獻與理論優勢

①標簽理論在越軌研究與傳播學領域最具革命性的貢獻，在于實現了從“本質主義”向“建構主義”的范式轉換——它不再追問“人為何越軌”，而是轉向揭示“越軌如何被定義”以及“定義行為本身產生了怎樣的社會后果”。這一視角的根本轉向，深刻揭示了社會控制行為可能成為越軌成因的因果反轉邏輯，為理解“嚴打”反效果、媒介污名化及網絡標簽暴力等現象提供了極強的解釋穿透力。

②在預測層面，萊默特和貝克爾的“越軌生涯”模型對從初級越軌到次級越軌的演變軌跡做出了可驗證的過程性預測，已被青少年犯罪、藥物濫用等領域的實證研究廣泛支持。在實踐層面，該理論直接推動了“恢復性司法”“分流處理”等刑事政策改革，并啟發了“建設性新聞學”的興起，促使新聞實踐從強化負面刻板印象轉向提供背景信息與解決方案。

③標簽理論成功勾連了微觀符號互動（如日常稱呼、敘事框架）與宏觀權力結構（制度性定義權與資源分配不平等），這種雙層分析結構使其在媒介化社會中仍保持強勁的理論活力。綜合而言，標簽理論不僅為越軌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解釋路徑，更在社會治理與媒介倫理層面產生了切實的革新效應。

（5）標簽理論的主要局限與學術批評

盡管標簽理論貢獻卓著，學界對其的批評同樣深刻且具有啟發性，這些局限在傳播學應用中尤需警惕。

其一，該理論存在“浪漫化越軌者”的認識論風險——過度強調社會反應對越軌的“制造”作用，可能在邏輯上暗示若無社會標簽，越軌行為本身便不構成問題，從而弱化暴力犯罪、性侵等行為對受害者的真實傷害，甚至在傳播語境中可能被誤用為媒體不負責任報道的辯護理由。

其二，標簽理論將幾乎全部理論注意力集中于從初級越軌到次級越軌的轉化過程，卻對“初級越軌為何發生”這一前提性問題避而不談，若不解釋貧困、不平等、教育缺失等結構性成因，則該理論只能解釋越軌的“放大”而無法解釋其“發生”，形成明顯的解釋盲區。

其三，理論隱含的決定論傾向受到實證挑戰——并非所有被標簽者都會內化標簽并走向越軌生涯，個體主體性、社會支持網絡及亞文化抵抗均可緩沖甚至逆轉標簽效應，標簽理論在此低估了人的能動性。

其四，方法論層面，“標簽施加程度”“身份內化”等核心構念高度抽象，難以量化操作化，在實證研究中區分“標簽效應”與“選擇效應”仍是重大難題。

其五，該理論傾向于將標簽權力視為自上而下的單向過程，但在當代數字環境中，普通網民可通過“反向貼標簽”瓦解權威話語，亞文化群體也能通過“標簽挪用”將負面標識轉化為身份自豪的象征，標簽理論對權力雙向動態的分析明顯不足。這些批評并非否定其價值，而是揭示了理論在解釋邊界和時代適應性上的內在局限。

【案例展示】

近年來，“人設崩塌”成為中文社交媒體的高頻詞匯。公眾人物（明星、網紅、企業家）通過精心經營的媒介形象建立起某種“正面人設”（如“學霸”“公益達人”），一旦有負面信息被曝光——無論信息是否完整或真實——該人設便瞬間“崩塌”，公眾人物從“正面標簽”的擁有者迅速滑落為“負面標簽”的承載者。如何從新聞傳播學理論進行解釋？

【參考回答】標簽理論為理解"人設崩塌"現象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解釋框架。

（1）標簽理論（Labeling Theory）是越軌社會學與傳播學交叉領域的重要理論，其核心命題在于：越軌并非行為本身的固有屬性，而是社會通過施加標簽將特定行為或個體定義為"越軌"的產物。正如該理論集大成者貝克爾（Howard S. Becker）在《局外人》（1963）中所言："越軌者是一個標簽被成功應用于其上的人，越軌行為是人們如此標簽的行為。"這一建構主義立場徹底顛覆了傳統犯罪學和社會問題研究的因果邏輯，將分析焦點從"越軌者"轉向了"社會反應"和"定義權"的運作。在傳播學視域下，媒體作為當代社會最重要的"命名機構"，其標簽行為深刻參與了對越軌身份的建構、放大和固化過程。

（2）標簽理論下人設構建和崩塌現象

首先，“人設”本質上是一組由媒介和公眾共同施加的正面標簽——“寵妻狂魔”“學霸”等標簽將復雜的個體人格簡化為一個便于傳播的符號。貝克爾的“主體身份”概念在此高度適用：一旦某個人設標簽成為公眾人物的主體身份，公眾對他的所有認知和期待便圍繞這一標簽展開。

其次，“崩塌”事件本質上是標簽翻轉（label reversal）：從正面標簽到負面標簽的急劇轉換。標簽理論指出，標簽一旦確立，便具有自我維持的慣性——公眾會傾向于選擇性地注意與既有標簽一致的信息，忽略不一致的信息。但當負面信息積累到“臨界點”時，標簽便會發生翻轉。

再次，“人設崩塌”后的公眾反應——義憤填膺、口誅筆伐、集體“脫粉”——本質上是一種道德恐慌的微觀化表達，公眾在這一過程中重新確認和強化了社會道德邊界。

最后，標簽理論提醒我們關注這一現象的社會后果：被翻轉標簽的公眾人物可能面臨從"社會排斥"（失去商業代言、行業封殺）到“自我實現預言”（既然已被定義為"劣跡藝人"，索性破罐破摔）的完整越軌生涯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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