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鍋！30歲男子遭5壯漢上門強擄，戒網癮機構亂象叢生誰來管？

5月26日下午，江蘇泰州，呂勁家的門被敲響。他開門，門外站著5個壯漢，說他們受呂勁母親委托，帶他去重慶某個封閉式學校治療“叛逆和抑郁”。

呂勁不是小孩，今年已30歲。他明確拒絕了對方的要求，并警告他們若不離開就報警。對方聽聞，立即奪走、扔掉呂勁手機，5人合力將呂勁從3樓一路拖拽至樓下，并將其塞進一輛7座面包車的最后排。

隨后，車輛一路往西南開去。凌晨時分，車開到湖北天門市，停在一家沙縣小吃的門口，車上4人下去吃飯，留1人看守呂勁。他看到店外坐著幾位就餐的中年男女，便朝他們大喊救命，求他們幫忙報警。

旁邊看守的人見狀扇了呂勁一個耳光，并一把掐住他的脖子。其余4人聽到動靜，直接跑回車上，驅車離開。

呂勁的求救奏效了，警察在天門市高速入口將他們攔下，因對方持有呂勁母親簽署的協議和委托書，對5名“押送”人員只做了登記后放行處理。

呂勁因是成年人得以脫身，但他只是今年4月以來媒體曝光的十余起“成年人被送戒網癮機構”事件中的一個幸運孤例。

其余人在這些機構內，普遍遭受體罰、毆打、虐待，有人重傷致殘，有人嚴重抑郁。

這些讓人們意識到，自楊永信的“13號診室”和豫章書院成為過去以后，戒網癮機構并未隨之沉寂。

“目前國內這類戒網癮學校并沒有變少，反而愈演愈烈。”2017年舉報豫章書院后，9年來一直從事反網戒機構工作的志愿博主溫柔告訴南風窗。

當下，這些機構憑借著精準的網絡推廣、封閉式軍事管理模式和對監管漏洞的利用，已成為越來越多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噩夢”。

呂勁不知曉他差點被送進去的機構名稱。不過，在后續跟父母的爭吵中，他得知這一切的起點，是他母親在短視頻平臺下的訂單。

在溫柔看來，這正是戒網癮機構在近幾年得以擴展的原因之一。他說，在2020年左右，戒網癮機構將招生宣傳轉至線上，通過各類短視頻平臺進行精準的網絡推廣。

在那之前，這類機構多通過網站宣傳，需要家長主動去搜索。“現在變成了被動接受，只要家長對孩子不滿意，多看幾秒類似的視頻，就會被平臺瘋狂、大量地推送相關內容。”

這類機構聲稱接收沉迷手機、厭學逃學、脾氣暴躁、跟父母對著干和情緒敏感、自卑等各類問題的10-18歲青少年。

溫柔說，這種廣告會放大父母的焦慮，使原本沒有計劃送孩子進去的家長，看多了推廣內容后也可能把孩子送進去。

不過，它們的招生過程遠比在手機界面看到的復雜。

曾在湖南辦了15年類似機構的李美蓮（其自稱他們機構不使用暴力）告訴南風窗，戒網癮機構的地租和人力成本極低，最大開支在招生。如今它們普遍與專業網絡營銷公司合作，由后者在線上吸粉、接待咨詢，再按地域把學員“賣給”相應學校吃提成。

此外，此類機構內部推行全員招生矩陣。

跟溫柔類似的志愿博主“反讀經”曾在調查山東一所戒網癮機構時，發現該機構有300多個關聯社交賬號，由該機構的教官和老師持有。他們發布宣傳視頻吸引家長，只要家長通過線上成交，教官便可獲得幾千至數萬元的提成。

這些宣傳視頻的制作也是“頗費心思”。

16歲的張予安曾在今年1月底被父親送入重慶一所戒網癮機構，待了3個月。據他觀察，機構內專門設有十幾人的視頻拍攝和剪輯團隊，并有專人負責運營各類社交賬號。

張予安記得，當時每次拍視頻都要他們學員配合擺拍，“不配合的基本就進小黑屋”。此外，機構還會找人“拍戲”，張予安解釋，這是讓學員配合拍攝其在機構“改造”的情況，最后剪輯成前后對比的視頻，“發到短視頻平臺上吸引更多家長花錢把孩子送進來”。

相比于戒網癮機構的大肆宣傳，溫柔稱，他們為了救一些受害者發的曝光視頻，卻因為提及機構內的暴力行為，常常被平臺限流或被機構舉報下架。

“這就導致家長在平臺上看到的，更多是戒網癮學校虛假宣傳的內容。”溫柔說。

宣傳面擴大的同時，戒網癮機構的招生也在突破傳統路徑。

盡管這些機構對外宣稱只招收18歲及以下的青少年，但現實中，它們的招生范圍幾乎沒有年齡限制。

“我接觸的受害者年齡范圍大概在8歲到45歲，集中在14歲到30歲之間。”溫柔說。

6月24日，南風窗記者以自己有一個在家躺平不工作的25歲孩子為由咨詢多所機構，發現對方均可接收成年人，只是收費遠高于未成年人。

其中，部分機構表示，成年學員收費是在未成年學員費用基礎上，每超18歲1年就加1萬元，部分是直接給出遠高于未成年人的收費標準。

按照一家湖北的機構給記者的報價，25歲學員一年學費至少12.58萬元。另一家陜西的機構報價相對便宜，半年5.68萬元。此外，如果需要他們上門接學員，還需收取每公里2.5元的“接生費”。

為了促成此單，一招生人員“放料”勸說記者，“我們學校還有4個研究生，30多歲了，在學校待了快半年”。

年齡之外，這類機構的招生群體，也沒有其它限制。標準只有一個，那便是父母的意愿。

溫柔稱，只要家長不滿意，什么樣的孩子都可以被送進來。

呂勁告訴南風窗，他被“押送”的理由，是他自去年1月被裁員后，一直沒有找到正式工作，靠跑滴滴和外賣謀生，并在婚戀問題上，跟父母有過爭吵。父母將此視為他的叛逆和抑郁，便在短視頻平臺下了一單改造呂勁的服務。

張予安則是因為右手骨折而請假兩周，期間他晚上睡不著，喜歡獨自坐在窗邊抽煙、聽歌，父親由此認為他有厭學傾向，且“不夠陽光”，便把他送去“改造”。

有了父母的同意，戒網癮機構可以很輕易地帶走一個孩子甚至成年人。

“只要我們去的時候人在家，就可以帶回學校。”一位此類機構的招生人員告訴南風窗。

盡管記者假稱自己25歲的孩子脾氣暴躁，體型頗大，但該招生人員向記者保證，“這種情況我們見的沒有幾萬個也有幾千，都是小事兒”。她還不忘強調，他們的教官都當過兵，“當過兵的人那跟一般人都不一樣，他（學員）害怕”；而且他們接學員時會找理由，“連哄帶騙”。

許多情形下，他們的方式是冒充公安或網監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學員涉事或涉嫌犯罪為由將其強制帶走。

南風窗采訪的幾位前學員均稱，當時上門的人自稱警察，以辦案為由將他們帶走。

“反讀經”記得，在他接觸過的案例中，機構教官用偽造的警察證和手銬恐嚇學員，以便將其帶走。

而這一切發生時，父母要么在一旁看著，要么根本沒有露面。他們只需跟機構簽署協議并提前支付上門接學員的費用或是幾百上千元的定金，機構的教官便可直奔學員家中將其帶走。

甚至，委托人無需證明家長身份。

另一位反戒網癮機構志愿者蒼穹為了測試，假冒他人父母交了1000元定金，機構在完全不核實家長身份的情況下，冒充所謂“網監局”工作人員，直接按地址上門“抓人”。

實際上，戒網癮機構不是學校。

“反讀經”留意過，在他參與的十幾起救援案例中，絕大多數機構均無任何辦學資質，既沒有辦學許可證，也沒有留宿和食堂經營資質，其工商注冊類別幾乎清一色為教育咨詢公司和素質拓展類企業，屬于超范圍經營。

李美蓮也坦言，這類機構沒有法律法規支撐，“只是社會需求催生出來的機構”。這樣的非法機構從世紀初持續到現在，并長期采用非法的“教育方式”。

溫柔告訴南風窗，針對所謂“網癮、叛逆少年”的問題，這些機構為了實現“看上去有效”，“會采用令人發指的暴力”和嚴密的控制，從而讓學員在對暴力的恐懼之下服從，表現出家長所期待的聽話、陽光和上進。

張予安記得，他被送進去的機構，設有“小黑屋”，用于毆打和關押不服從的學員。在機構內的一切言行要嚴格按照教官的要求進行，否則會遭到懲罰。他曾目睹一位學員因為沒有吃完飯，被教官強迫從泔水桶中撈殘渣吃。

同時，學員間也存在普遍的霸凌乃至侵犯。

張予安說，機構內表現好的學員會被任命為班長，班長擁有對學員的懲戒權。“我剛去的時候，看到其他班長把自己班里的同學當‘狗’一樣玩。”張予安說。

溫柔稱，不少機構鼓勵學員間互相舉報，并給“干部學員”設置懲戒指標，完不成就要自己接受懲戒。

不少機構招聘教官，標準是夠狠、能掌控學員。“我聽一所機構的學員說過，他們那最受重用的教官就是打學生最狠的。”李美蓮說。由于這類機構沒有門檻，從業人員水平低下，根本不懂心理和行為教育，只能采取暴力手段。

而這些暴力得以發生，離不開此類機構常作為賣點并拿來宣傳的軍事化訓練和對學員的絕對控制。

全封閉式管理是這類機構的另一賣點。“他絕對出不來”，面對學員能否逃出來的疑問，一位招生人員向南風窗記者保證道，“我們這種學校，他要是能跑出來算他厲害”，教官跟學員住在一個屋里，學員根本出不來。

張予安回憶，他所在的機構，宿舍樓道晚上有人值守，早上會報數查人，以防有人逃走。同時，此類機構窗外都安裝鐵柵欄，四周圍墻也會拉上鐵絲網，戒備森嚴。為了防止學員集體反抗，學員間禁止私下交流和串宿。

而且，學員會被切斷跟外界的所有聯系。前述招生人員介紹，學員進來后會被沒收手機，只通過給家長建立的群聊，每日更新孩子情況。前兩個月，只允許孩子通過寫信跟父母聯系，之后若表現良好，可以同家長通話。

張予安所在機構的規定與此類似，但他稱，不管是寫信還是通話，都是在教官的監視下進行，他們在信中和電話中不能提及“想回家”“被打了”“不想待了”等禁詞。一旦觸犯，信件會被退回，通話會被打斷，并在隨后重則挨打，輕則被剝奪通信權。

一般而言，經機構同意后，家長可以進校看望。但此類機構對家長看望孩子的規定，頗像監獄探視制度，甚至更為嚴格。

“學員入營后，親屬對其的探望，按照每三個月一次為限，探望時需出示身份證等有效證件，在學校指定的區域見面。若超過探望次數，學校有權拒絕探望。”南風窗獲取的一份此類機構的服務協議中如此寫道。

而按照司法部《罪犯會見通信規定》，罪犯會見一般每月一次，未成年罪犯會見的次數和時間，可以適當放寬。

“這些機構幾乎成了不受管制的民間灰色執法機構。”溫柔感慨，它們行使著跟監獄類似的權力，“卻不需要通過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家長甚至不是家長的人一句話”。

相比此類機構對學員進行人身控制和傷害的容易，對它們的問責和打擊卻異常艱難。

溫柔告訴南風窗，9年來，在他接觸過的很多個救援案例中，有不少學員在被帶走中途、逃跑和被救援后都報過警，但最終立案的很少。因為機構持有父母的許可和委托，這類帶有非法拘禁和故意傷害性質的事件，大多會被當做家庭矛盾處理。

此類機構冒充警察和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也難以得到有效處罰。

溫柔舉例稱，此前他曾發視頻曝光過機構人員當街亮出偽造警官證、誣陷被帶走孩子詐騙他人200萬元并將其強行帶走。事后這些“假警察”未受處理，溫柔發布的視頻反而經機構投訴被平臺打上“紅標”。

“反讀經”此前也舉報過此類機構人員冒充警察的事件，對方甚至給學員戴上了一副銀色手銬。后來他們去報案時，警方稱“那不是制式手銬”，最終未予處罰。

呂勁在被解救回家后，也嘗試了三條維權路徑，全部失敗。因家人授權，入室綁架不成立；被控制時間未超24小時，非法拘禁不成立；被教官扇耳光和掐脖子是輕微傷，只能索賠幾百元，而律師費則可能上千元。

后來他又去當地派出所報案，對方稱該案應由天門警方繼續處理。但他三次聯系天門警方，都未能得到明確答復。同時，父親因不愿牽連母親，拒絕提供樓下監控錄像作為證據。維權無望后呂勁只能放棄。

不少親歷者和志愿者不止一次疑問過，此類機構為何可以脫離監管。

李美蓮坦言，盡管這類機構為了掩人耳目和降低地租成本，常租用廢棄鄉村中小學辦學，但地處偏僻并不意味著當地對此類機構一無所知。

張予安記得，當時他還在重慶那所機構時，收到過當地政府部門的問卷調查，內容大概為“是否自愿”“是否遭到毆打”等內容，但沒有人敢如實作答，只能“報喜”。

李美蓮回憶，此前他們當地出事的一所機構，其負責人“平時什么事都不做，就是跟相關部門的領導處關系”。此外，機構還會跟周邊的商戶、村民“利益共生”——如果學生跑出來，他們幫忙帶回去或提供線索，會得到報酬。溫柔也向南風窗確認了這一點。

這一切，導致對戒網癮機構的處罰難如人愿。

溫柔留意過，自豫章書院開辦者因非法拘禁獲刑2年10個月后，再少有此類機構控制人因非法拘禁或故意傷害獲刑，為數不多的處罰是機構遭到當地監管部門的查封關停。

但關停對此類機構而言，傷害不大。

“這個地方出事，馬上把學生轉到另一個地方。”李美蓮稱，此類機構一般同時備了三四個場地，注冊了多個公司，一旦出事就換場地換“校名”。李美蓮回憶，她所在地一所經常出事的機構，“校名”至少換了兩位數以上。盡管每個校區的法人和名稱都不一樣，“但實際控制人都是同一個”，李美蓮說。

6月中旬，南風窗曾報道一位21歲的女生被送進陜西安康一家名為沁元博的戒網癮機構40多天。當時，記者獲悉該機構因違規培訓，已被當地勒令停止招生。

但6月24日，記者在社交媒體上以家長名義隨機咨詢了一家戒網癮機構“陜西澄城國防基地”，而隨后對方給記者發來的服務協議中，乙方正是沁元博。該招生人員向記者確認，陜西澄城國防基地和沁元博是同一家公司。

在巨大利益的誘惑下，這些機構難以絕跡，而是憑借“狡兔三窟”式的操作，一次次死灰復燃。

李美蓮告訴南風窗，早在2003年前后，她就知曉此類機構的存在和其中的暴力行為。如今20多年過去，這類機構非但沒有被清除，反而愈加猖獗，甚至形成了一個由低到高或從松散到嚴密的控制鏈條。

據溫柔的總結，在這個鏈條中，各類短期的軍事夏令營為最基礎的選項，時間短、控制和暴力強度偏弱；其次是準軍事特訓學校，其開辦門檻低、控制嚴密、時間久、暴力頻發，是當下最為常見的類型。

接著是近幾年轉型的武術學校。溫柔表示，隨著武校生源減少，有不少轉型為改造孩子的基地，這類學校因為有一定的開辦門檻，整體數量少于特訓學校。但因為擁有辦學資質，一旦有孩子被送進去，極難“營救”。

“反讀經”曾在去年9月接到過一位網友的求助，其被父母強制送到河南一武校扭轉。隨后，“反讀經”通過輿論曝光的方式，迫使武校放人。

“最頂級的是精神病院”，溫柔說，在網友的求助中，他們發現有一些精神病院也在接收“問題少年”。但因為精神病院擁有合法資質和醫生極大的自主裁決權，被送進其中的人幾乎難以被“解救”。

在溫柔看來，此類機構“長盛不衰”的原因，主要是這個行業的“暴利”疊加了監管的漏洞。

李美蓮也同意這樣的判斷。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戒網癮機構多開在荒廢或關停的農村中小學，一年租金1-2萬元；招的是社會閑雜人員，工資三五千元，而學費動輒一人幾萬元，利潤空間很大。

溫柔稱，戒網癮機構招幾個學生，就可以覆蓋他們一年的成本，“剩下的就是純賺”。據他這9年來的觀察，此類機構一年可以招收幾百至上千名學生，“你可以想象有多賺錢”。

而支持這個商業模式持續運轉的，是父母們的需求。

李美蓮坦言，需求端不改變的話，在高利潤的誘惑下，供給端很難消除。

據她的觀察，把孩子送進此類機構的父母，有的是懶和推卸責任——自己不用心教育孩子，錢一交就要人家把孩子教育好；

有的是拒絕成長——他們不愿承認“孩子出問題是我的問題”，只一味怪孩子、怪別人。故此他們容易輕信夸大宣傳的戒網癮機構，“把錢一交，你給我還一個好孩子過來”正合其意。

“至于孩子是基于恐懼（服從）還是真正的心理轉變，他們不管。”李美蓮說。

更糟糕的情況是，不但達不到這些機構宣稱的效果，反而嚴重惡化了家庭關系。

“在把孩子送進這種機構之前，他們可能叛逆，但內心深處相信父母不會害自己。可是在里面待了幾個月后，他跟父母之間最基本的信任蕩然無存，父母反而成了他們最害怕、類似仇敵的存在。”溫柔說。這種仇敵關系可能一生都無法彌合。

張予安從機構出來后，一度把父親拉黑，且計劃過跳江，但最終還是給了自己一個機會。呂勁無奈放棄維權后，離開了家，不再跟父母有直接的溝通，有事都是通過姑姑傳達。

面對當下的處境，李美蓮對行業治理持悲觀態度，她認為對這類機構，只能全面禁止，“因為沒有真正專業的人在辦”，現在的辦學主體都是社會閑雜人等，是趨利而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