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封神，就差一步

四大天王有五個人，這個梗是歷史玩剩下的。

司馬遷的皇皇巨著《史記》中，專門為一個特殊的群體——刺客撰寫了列傳，即所謂“四大刺客”的來源。這篇五千余字的列傳中出現了五名刺客，分別是曹沫、專諸、豫讓、聶政和荊軻。

曹沫在《史記·刺客列傳》中率先登場，有別于后來的“刺客”，他的行刺行動更像是一次外交糾紛。

曹沫是春秋時期魯國人，帶兵與齊軍交戰三次，皆敗北，只好跟著魯莊公到柯（今山東東阿）與齊桓公簽訂盟約。

本來魯國打算割地求和，沒想到，一向以勇力事君的曹沫，突然靈光乍現，在談判現場用匕首劫持了齊桓公。齊桓公雖為春秋五霸之一，但武力值不給力，被曹沫抓住不得動彈。當時齊桓公離這把匕首只有0.01公分的距離，四分之一炷香之后，他決定許下一個承諾。

齊桓公問曹沫：“你要干嘛？”

曹沫說，你們齊國以大欺小，太過分了，請您好好考慮該怎么辦。

于是，齊桓公答應，歸還此前魯國戰敗丟失的土地。會盟結束后，齊國群臣指責曹沫無禮，請求再伐魯國，齊國宰相管仲卻認為，不可貪小利而棄信于諸侯，齊桓公也深明大義，不再追究此事。

司馬遷肯定曹沫的壯舉和齊桓公的信義，贊曰：“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

現在說起刺客，難免聯想到暴力和暗殺，而《刺客列傳》通篇寫著一個“義”字，這些游離于正史邊緣的小人物，在春秋戰國的亂世中奔赴心中的大義，甚至以身赴死。“義”是司馬遷為刺客立傳之旨，亦是中國刺客最初的形象。

《刺客列傳》以時間為序，第二個出場的刺客，叫做專諸。

《史記》中的專諸，已經有了完整的故事線：

春秋時期，吳國傳至吳王僚時，由于上一輩采用兄終弟及順序繼承，出現了王位的爭議，吳王僚的堂兄弟公子光（即后來的吳王闔閭）認為自己才應該是吳國之主，“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

恰好，受楚國迫害的伍子胥流落吳國，想要扶持一位明君，以便日后發兵向楚國復仇，于是成為公子光的心腹，并向他舉薦了勇士專諸。

吳王僚十三年（前515），吳國與楚國爆發戰爭，吳王僚的親信率軍攻楚，卻被楚軍截斷道路，進退兩難。公子光及其黨羽認為，朝中空虛，正是弒君奪位的絕佳時機，將這一重任托付給專諸。公子光向專諸誠摯地表示：“我身，子之身也。”

之后，公子光設宴“款待”吳王僚，并在隱秘的窟室中埋伏了甲士。吳王僚帶著左右侍從赴宴，身邊坐滿王族親戚，本以為萬無一失，怎料，酒酣之際，專諸偽裝成仆人，端著一大盤烤魚來到吳王僚的面前。剎那間，專諸抽出藏在烤魚里的匕首，直刺吳王僚。吳王僚當場斃命，專諸也被其侍從所殺，場面一度十分混亂。早有預謀的公子光迅速帶兵平定動亂，登上王位，封專諸的兒子為上卿，以示厚待。從此，“魚腸”成為刺客匕首的代名詞。

《史記》中專諸刺吳王僚的事跡，取材自《左傳·昭公二十七年》，在前人的筆下，專諸的故事已經立下基本框架。此外，《公羊傳》、《戰國策》和《呂氏春秋》等也有關于專諸的記載。專諸忠于主公，棄個人生死于不顧，從而成就吳王闔閭的霸業，他的故事顯然符合司馬遷對刺客之“義”的理解。

后世則讓專諸的“義”更加血肉飽滿。成書于漢代的《吳越春秋》，為專諸的故事增添了一些細節，比如描寫專諸與伍子胥的相識。伍子胥從楚國逃亡到吳國途中，偶遇專諸與人爭斗，有萬人敵的氣勢，知道專諸是一名勇于赴難的猛士，與他結為好友，為后來引薦專諸埋下伏筆。

《吳越春秋》補充了魚腹藏劍的籌謀情節。專諸得到公子光重用后，誓死為主公效命，向其進言：“凡是要刺殺人君，必要投其所好，吳王僚有何愛好？”后又問，他最愛吃何物？在得知吳王僚喜吃烤魚后，專諸專門到太湖邊學廚藝，三月后成為烤魚大師，坐等公子光下刺殺令。

先秦刺客的故事，大抵都是經過這樣長年累月的歷史構建，才擁有了流傳千古的生動形象。

一如公子光與專諸，在《刺客列傳》的故事中，“施”與“報”的關系貫徹始終。學者楊聯陞將這種有恩必報的道德規范稱作“義”。《史記》中的刺客都是“報恩”者，他們感激主公的“施恩”，其刺殺行動是出于“義”的動機，而非受利的驅使，這也是他們不同于職業殺手的地方，正應了《刺客列傳》中的那句名言，“士為知己者死”。

這一點，在豫讓和聶政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豫讓是智伯的家臣。

春秋末年，晉國公室衰微，權力被國內的六卿瓜分，范氏、中行氏兩家被滅后，韓、趙、魏三家又聯合攻滅最強大的智氏，瓜分其地，為三家分晉揭開序幕。

智氏的最后一個正卿智瑤（又稱智伯）生前經常仗勢欺人，為趙襄子所深深痛恨，死后頭骨被趙襄子涂成漆器。豫讓曾經得到智伯的恩遇，自從智氏敗亡后，他一直躲在山里，伺機為智伯復仇，之后采取了兩次刺殺行動。

第一次，豫讓改名換姓，偽裝成受刑之人打掃廁所，暗中藏著匕首，企圖在趙襄子如廁時行刺。趙襄子這人特別機靈，上廁所時發現有個保潔大哥鬼鬼祟祟，就命人把他押來問話，果然發現了豫讓身上藏著的匕首。豫讓高呼：“我要為智伯報仇！”若趙襄子心一狠，把豫讓砍了，這個故事就到此結束了，可趙襄子說，這是個義人、賢人，我謹慎地避開他就是了，隨他去吧，說完把豫讓給放了。

第二次，豫讓做得更絕，他漆身吞炭，改變相貌和聲音，連自己老婆都認不出來，隨后埋伏到趙襄子出門必經之路的一座橋下，想要再次刺殺趙襄子。趙襄子來到橋邊，這次他沒有發現可疑之人，但他的馬嗅出了空氣中的危險氣息，受驚后不安嘶鳴。于是，豫讓又被發現。這一次，趙襄子不愿再饒恕豫讓，但同意滿足他一個請求。豫讓臨死前，請趙襄子脫下一件外衣，呼天躍起，拔劍刺衣，以此報答智伯之恩，然后伏劍自盡。

豫讓的故事，讓刺客的報恩更加具象化，也定義了“義”的標準。

《刺客列傳》中提到兩個細節。一是豫讓毀形變聲后，他的好友不忍見他受苦，說，你何必這樣做呢？你去投靠趙襄子，一定能接近他，到時再找機會行刺，或者，就此忠心當趙氏的臣子，以你的才能也會得到重用。豫讓不愿為之，堅持不“懷二心以事其君”。

另一個細節，是豫讓被處死前，趙襄子問他：“你之前也當過范氏、中行氏的臣子，他們死后，不見你為他們復仇。為何智氏被滅后，你這般仇視我呢？”豫讓的回答是，我在范氏、中行氏手下時，他們當我是普通人（眾人），我為智氏之臣時，他待我如國士，所以我要報答智氏的恩情。

眾人遇我，眾人報之，國士遇我，國士報之，這是豫讓堅守的原則，是他所要捍衛的“義”。

戰國時期，另一名刺客聶政，也以極富悲劇色彩的人生踐行了刺客的“義”。

聶政本是一個為避仇家隱居市井的屠夫，和母親、姐姐一起生活。當時，韓國的宰相俠累（一名韓傀）和另一個大臣嚴仲子鬧矛盾，嚴仲子想先下手為強，派人去刺殺俠累，打聽到聶政是個猛人，便多次屈尊拜訪，贈送百金，親自為聶母祝壽，想要聶政為他報仇，殺一個人。

聶政對嚴仲子的行為非常感動，但沒有貿然接受他的好意，以老母尚在為由，不敢以身報答。嚴仲子的禮物沒送出去，聶政也多次謝絕他的好意，即便如此，“施”與“報”的恩義已然結下。

過了很久，聶母去世，聶政為母下葬、守孝后，主動找到嚴仲子，問他，你的仇人是誰？

嚴仲子這才告訴聶政，所謂的仇家，其實是政敵，希望聶政為他刺殺韓相俠累。嚴仲子說：“俠累深得國君寵信，勢力龐大，住所有重兵把守，如今幸好有足下相助，我愿增派車騎、壯士為君輔翼。”

避世的聶政本與政治斗爭無緣，但他已經得到了嚴仲子的“恩”，只能報之以“義”。聶政拒絕嚴仲子派人協助的建議，獨自一人秘密潛行，仗劍入韓相府，拔劍上階刺死俠累，隨后又殺了府中數十人，在圍攻下重傷不治，剖腹自盡。聶政死后，暴尸于市，他的姐姐聶榮不顧自身性命，前去為他收尸，當街慟哭。聶政的事跡流傳到晉、楚、齊、衛等國后，世人稱贊聶政之義，也稱聶榮為烈女。

知恩圖報、輕死重義，構成刺客的精神特征。士為知己者死，為了報答恩情，他們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為了完成任務，他們舍棄生命，義不容辭。

從刺客的行為，可以看到當時的精神風氣。戰國時期，儒、墨兩家并稱顯學，思想多有不同，卻共同推崇“義”。

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墨子曰：“爭一言以相殺，是貴義于其身也。故曰：萬事莫貴于義也。”

本來名不見經傳的刺客，作為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載入史冊，只因他們為義而死，不茍且而生，在亂世的政治風暴中掀起了一股時代潮流。

戰國末年，安陵人唐且代表家鄉小國，出使秦國，與秦王嬴政辯論。

嬴政一時辯不過唐且，生氣地說：“先生可曾聞天子之怒？”

唐且裝作無辜地說，我不知道呀。

秦王霸氣十足地說：“天子之怒，伏尸百萬，流血千里。”

唐且反問秦王：“那大王可曾聽聞布衣之怒？”

嬴政不以為意地說：“呵呵，布衣之怒，不過就是免冠徒跣、以頭搶地，一副誠惶誠恐的樣子吧。”

唐且淡定地說：“此是庸夫之怒，非士之怒也。”他舉了三個例子，“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唐且提到三個刺客，分別冠以彗星襲月、白虹貫日、蒼隼擊臺等天啟。

專諸、聶政的故事見于《史記·刺客列傳》，要離的生平主要記載于《吳越春秋》。

要離和專諸身處同一時代。當初，吳王闔閭登上王位，要接著派人刺殺吳王僚的兒子慶忌。慶忌是吳國有名的猛將，無人能近其身，身材短小的要離主動請纓，假意投靠慶忌，為吳王闔閭執行刺殺計劃。

但要離的刺殺行動多為后世詬病。

為了騙取慶忌的信任，要離自斷一臂，讓吳王闔閭將他投入監獄，假裝越獄后，又讓吳王處死他的妻兒，隨后逃到慶忌帳下。要離的“悲慘”經歷得到慶忌的同情，被委以重任。一次，慶忌乘船出征，要離騙其站在船頭，偶然間，江上吹來強風，慶忌坐立不穩，要離手執短矛，從背后捅了慶忌一個“透心涼”。

慶忌不愧是吳國數一數二的猛士，沒有立馬死去，反而回過頭來，把矮小的要離提起來摔了好幾下。慶忌的手下見主上遇刺，都想殺了要離解恨，慶忌卻很釋然，說天下勇士少有，我們怎能在一天之內殺死兩個勇士呢？說罷血流如注而死。

要離完成了使命，卻自慚形愧，他拋妻棄子、背刺英雄，所作所為，正是《刺客列傳》中的刺客不屑為之的。豫讓寧愿受盡屈辱，也不愿聽從友人的計策，假意投降趙襄子；聶政多次謝絕嚴仲子的好意，是為了留在母親身邊盡孝。可要離為了刺殺慶忌，無所不用其極。要離也許知道，自己從此不能容于世，沒有回去接受封賞，而是在事成之時自盡。

在很多人看來，要離無法代表刺客群體，自然不在“四大刺客”之列。

從《刺客列傳》的選材，可見太史公的“義”有一條明確的道德準繩。那么，《刺客列傳》壓臺戲的主角，必定是“義”的代名詞，他是哪位刺客？

春秋戰國時期最后一次驚天動地的刺殺，發生在秦國統一天下的前夜。

行刺者，荊軻也。

晚清的郭嵩燾認為，太史公在《史記》中為刺客立傳，原因可歸于荊軻一人：“史公之傳刺客，為荊卿也，而深惜其事不成。其文迷離開合，寄意無窮。”

刺客荊軻可說是“義”的集合體。

和《刺客列傳》中的前輩一樣，荊軻背負了君臣之義。

當時，燕太子丹對秦王嬴政心懷怨恨，決定實施一項刺殺嬴政的冒險計劃，于是通過燕國處士田光的介紹，結識了荊軻。燕太子丹給予荊軻極高的待遇，將計劃和盤托出，經過勸說，荊軻答應入伙，聽命于太子丹。太子丹尊荊軻為上卿，時常供給他豐盛的宴會，贈送奇珍異寶、車馬和美女。荊軻牢記太子丹的每一筆恩惠，甘愿任其驅馳。

家國大義，是荊軻刺秦計劃的另一面。

荊軻是衛人，本與燕國沒有利益關系。但隨著秦王嬴政接連發兵東出，山東各國岌岌可危，燕太子丹策劃這次行動，意在挽救六國即將滅亡的命運。在拉攏荊軻時，燕太子丹提到此次行刺的兩套方案：一是效仿曹沫劫持齊桓公，威逼嬴政歸還侵占的土地；二是刺死秦王，引發秦國內亂，為山東六國聯合攻秦創造時機。

站在后來者的角度來看，秦國的統一大勢已經不可阻擋，燕太子丹的計劃如同兒戲，但正如明人黃洪憲所說，燕太子丹自知燕國弱小，無力抵抗秦國，仍命荊軻刺秦王，如同病重之時用烏附、五石等猛藥，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在絕境之下采取積極對策，尋求一線生機。

知己之義，也促使荊軻慷慨赴死。

燕國人田光和秦國舊將樊於期甘愿為荊軻的行動付出生命。

田光舉薦荊軻后，當著荊軻的面自刎，他臨死前說：“太子丹告誡我說，這是國家大事，希望先生不要泄露。”因此，田光以死明志，激勵荊軻。

樊於期曾得罪秦王，逃到燕國，受太子丹庇護，秦王對其首級懸賞千金。荊軻前去拜見樊於期，希望將他的腦袋作為計劃的一部分，獻給秦王，換取信任。樊於期聽完荊軻的話，也拔劍自刎。之后，他的首級被裝在匣中，與荊軻一同前往秦國。

萬事俱備，壯士出征。

易水之畔，燕太子丹身穿白衣，為荊軻送行，荊軻的好友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著節拍唱歌。一曲悲歌傳來：“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帶著燕國督亢地區的地圖和樊於期的首級，藏著趙國鑄劍師徐夫人打造的鋒利匕首，身邊跟著助手秦舞陽，上車后義無反顧，始終連頭也不回（“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故事的結局，今人早已熟知。《刺客列傳》用簡短有力的語言，講述了刺殺行動功敗垂成的時刻：“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

秦王繞柱走時，隨侍的醫官夏無且將手中的藥箱投向荊軻，為秦王換取了反擊的瞬間。在侍從的呼喊下，秦王從背后拔出長劍，砍斷了荊軻的左腿。荊軻倒下前，用匕首投刺秦王，這是他最后一次機會，但匕首被秦王躲過，擊中了一旁的銅柱。最終，荊軻身被八創，倚柱而笑，箕踞而坐，一邊大罵秦王嬴政，一邊被秦宮侍衛殺死。秦王頭暈目眩，隔了好久才緩過勁來。

后來，正是那個出手解救秦王的醫官夏無且，將這個驚心動魄的場面講述給朋友，才讓荊軻的故事流傳下來。史書記載，“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兩個小人物在秦王宮不期而遇，站在各自立場，與刀光劍影擦身而過，卻一同在浩瀚的史籍中留下足跡，令人唏噓。

《刺客列傳》被稱為“《史記》中第一種激烈文字”。太史公用極富感染力的語言，詮釋了兩千多年前的刺客大義，但隨著時間流逝，先秦刺客的義逐漸隨風飄散。

當初，荊軻沒能挽救燕國滅亡的命運，或者說，即便刺秦成功，歷史的車輪也將滾滾向前。

嬴政統一六國后，一套新的制度建立起來，其政治遺產流傳兩千余年。在秦始皇的體制下，酬知遇之恩、重情義倫理的刺客已“不合時宜”。

于是，漢代班固編撰《漢書》時，移除了“刺客”的條目，表現對刺客的貶抑態度。班固與其父班彪一向對《史記》中的某些觀點不以為然，比如司馬遷“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在班氏父子看來是一種叛逆之舉。

宋明理學興起后，《刺客列傳》被當作眾矢之的，受到諸多批判。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蘇轍認為，《史記》為刺客立傳，有失《春秋》之義：“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明朝出現了更加激烈的批評：“彼兇惡小人何足垂世，而奚以傳為報。”

布衣之怒，宛如飄蕩在歷史角落的幽靈，讓有些人聞之不寒而栗。

但刺客并未消亡。

直到晚清，《刺客列傳》的精神重回人們的視野。維新派的梁啟超和革命黨的章太炎都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宣揚刺客事跡，鼓吹暗殺行動。梁啟超曾寫《中國之武士道》一書，收錄了豫讓、聶政、荊軻等刺客的故事。章太炎刊行于1900年的《訄書》中，對刺客有高度的評價：“擊刺者，當亂世則輔民，當治世則輔法。”

面對列強瓜分、國勢衰頹的危局，胸懷大義的刺客再度站上歷史舞臺，有吳樾北京車站謀炸出洋五大臣、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史堅如謀刺兩廣總督德壽、萬福華行刺廣西巡撫王之春，甚至就連日后淪為漢奸的汪兆銘也曾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失敗后在獄中寫下“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詩句。

那時候，刺客的大義是，救中國。

參考文獻：

[戰國]左丘明：《左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漢]司馬遷：《史記》，中華書局，2014年

[漢]劉向：《戰國策》，中華書局，2022年

[漢]趙曄：《吳越春秋》，中華書局，2023年

[明]李光縉，凌稚隆：《史記評林》，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清]吳見思，李景星：《史記論文·史記評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美)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與制度》，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

黃慧敏：《<史記·刺客列傳>研究》，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23年

圖片來源：電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