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爾特被關在海牙等候發落，看著女兒被迫害他無能為力

杜特爾特父女眼下已被逼到絕境，老杜自己還在海牙等著受審，針對他女兒的迫害也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當中，他對此也是無能為力，眼下根本找不到破局的辦法。

還有幾天，菲律賓副總統莎拉·杜特爾特彈劾案就要開審。7月2日，參議院正式向莎拉發出出庭通知，要求其于6日下午2時親自出庭受接受審訊，或由律師代表出庭。

距離審判開場不到48小時，莎拉辯護團隊給出的答復是，副總統“如果需要”可能會出庭。至于什么算“需要”、什么算“不需要”，辯護律師的說法是，取決于庭審進展和律師建議，“視情況而定”。

也就是說，莎拉還沒有確定會不會出庭。在一些人看來，這或許能被解讀為“不敢當面對質”。

事實上，莎拉的辯護團隊在審前簡報中提交了正式答復，其核心論點并非針對指控內容本身進行逐條辯駁，而是主張彈劾投訴存在所謂的“法律和程序缺陷”。

也就是說，辯護策略的第一選擇，是讓這個案子在進入實質性審理之前就被駁回。有議員表示，莎拉可能的缺席本身就是一種“策略”。

辯護律師表示說，副總統“有自己的主見”，但“會聽取律師的建議”。這話聽起來像是在維護當事人的自主權，實際上是把決定權從當事人手中轉移到了律師團手中，這是一個可以由律師團隊主觀定義的概念。

辯護律師還披露了一個信息，莎拉在2023年就預料會有彈劾，她的辯護團隊早在那個時候就已經開始組建。一個準備如此充分的人，在出庭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給出“視情況而定”的答復，僅僅因為不敢所以不出庭的可能性很小，反而更可能時候為了留有某種余地。

無論7月6日那天莎拉出庭還是不出庭，必然都是她和律師們商議的結果。如果她真的不出庭，又圖的是什么？可能是出于這么幾個目的。

首先，是為了避免當場陷入被動。

彈劾審判有四條指控，控辯雙方都準備了大量人證物證，如此證據量預示著庭審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拉鋸戰，親自出庭不僅要占用大量的個人時間和精力，還要面對控方一輪又一輪的交叉質詢，任何一個細節的閃失都可能被放大成政治炸彈。

不出庭，就是把自己從火線撤下來，讓訓練有素、經驗豐富的律師頂著，交給他們是最明智的選擇。

可以維持政治姿態。

莎拉已經宣布參加2028年總統選舉。彈劾案無論結果如何，她都需要在公眾面前保持一個“被政治迫害但依然從容”的形象。辯護團隊反復強調她“精神狀態良好”、“早有預料”，這是為了告訴自己的支持者，她并非被動挨打，而是早有準備。

但如果親自出庭、在鏡頭前與控方激烈交鋒，這種“從容感”反而容易被打破。

最后，保留后續政治操作的彈性空間。

菲律賓參議院的政治格局正在發生劇烈變化。親杜特爾特家族的參議員原本占多數，如今已淪為少數派。

莎拉的堅定盟友、參議員德拉羅薩目前潛逃、行蹤不明；參議員埃斯特拉達已因掠奪罪被捕羈押；另一名盟友馬科萊塔7月3日剛被監察專員公署以掠奪罪起訴。

盟友接連折損，參議院的力量對比正在朝著不利于莎拉的方向傾斜。在面臨不確定的時候，過早給出出庭的承諾、把自己鎖定在某個位置上，對任何精于算計的政治人物來說都是不明智的。

但莎拉又不可能一直躲避，不出庭的代價同樣巨大。控方已經明確表示，無論莎拉是否出庭，審判都將照常進行。缺席不會讓案件消失，只會讓控方獲得單向敘事的舞臺。

有菲律賓研究機構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莎拉應通過正式程序回應針對指控，公眾期待看到的是被告直面指控，而不是躲在律師身后。

此外，負責投票的參議員首先是政治人物，其次才是法律裁判者。一個連出庭都不敢的被告，如何說服那些仍在搖擺的參議員投下反對票？缺席庭審不會讓參議員同情，只會讓他們覺得對方底氣不足。

除了這些弊端，莎拉還面臨著嚴峻的政治困境，她的父親、前總統杜特爾特正在海牙國際刑事法院接受審理。父女二人幾乎同時陷入司法漩渦，一個在萬里之外的海牙等著開庭，一個在馬尼拉的參議院等著彈劾。

這對家族來說，都是重大的負面因素、莎拉在出庭問題上一直沒有確切態度，也是杜特爾特家族影響力下滑的表現。

曾經掌控眾議院、在參議院占多數的杜特爾特陣營，在彈劾前夕接連失去盟友，原本的權力基礎正在松動，政治籌碼也在不斷流失，此時做出任何高風險的公開動作都需要反復掂量。

莎拉遲遲未承諾出庭，或許是幕僚精心計算的結果。她的律師團隊給出的建議是“視情況而定”，是要把決定權保留到最后一刻，根據庭審氣氛、參議院風向等后續信息，再來判斷“親自出場”的收益是否大于風險。

但有的時候，越是想把所有變量都算清楚，越容易在關鍵時刻失去主動權。7月6日下午2時，參議院審判廳的被告席要么有人，要么空著。空著，也是一種表態，畢竟從7月6日開始，菲律賓就來到了一個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