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麒元：中國稅收90%以上來自勞動者，而非資產和資本利得？

長期聚焦財稅與宏觀經濟研究的盧麒元，多年來持續聚焦國內稅制結構問題，上述失衡結論是其核心研究觀點之一。

不同于常規經濟分析的溫和表述，他直接點出國內稅制最核心的結構性缺陷，也是當下社會財富分配矛盾的重要根源。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盧麒元就開始梳理現代財稅體系的底層邏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他正式提出國內稅制改革的核心訴求，呼吁落地資產類直接稅，填補資本利得征稅空白。

彼時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勞動就業充足，財富分配的結構性矛盾并未凸顯，其稅制改革的呼聲并未引發廣泛關注。

多年過去，國內經濟環境與財富結構已發生徹底改變。

市場數據顯示，國內國民收入結構早已完成反轉，勞動所得在社會總財富中的占比持續走低，資本增值、資產溢價成為社會財富增長的核心主力。

部分階段國內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的比例甚至達到九一開，絕大部分社會新增財富歸集于資本端。

財富流向已經向資本傾斜，征稅規則卻停留在勞動主導的舊模式。

現行稅制體系中，針對工資、勞務等勞動所得的征稅規則體系完善、征管全面，幾乎所有勞動收入都在稅基覆蓋范圍內。

反觀資本與資產領域，國內尚未建立完善的資本利得征稅體系。房產贈與、遺產繼承、大額資產轉讓、資本市場增值等核心資本收益環節，長期處于低稅負甚至無稅負狀態。

稅率設置的差異，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稅負不公。國內勞動性所得采用超額累進稅率，高收入勞動者最高邊際稅率可達45%。

而股息、紅利、財產轉讓等資本性所得，僅適用20%的固定比例稅率。高強度勞動獲取的收入，承擔的稅負遠高于低勞動成本的資本收益。

這種稅制失衡，帶來了最直接的社會結果，普通工薪階層、腦力勞動者成為財稅貢獻的絕對主體，而手握大額資產、依靠資本增值獲利的群體，稅負成本極低。

財稅領域的第三方分析報告，也佐證了盧麒元的核心觀點。國內現行稅收體系以間接稅為主，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最終都會通過消費環節轉嫁至普通勞動者。

勞動者既要承擔收入端的直接個稅，也要承擔消費端的間接稅負，雙重稅負疊加之下，勞動群體的財稅貢獻被持續放大。

資本端的稅負規避渠道卻始終存在。

資本市場交易、不動產增值、跨境資產配置等領域，長期存在稅源覆蓋漏洞，大量資本增值收益游離于常規稅收體系之外。

這也是多年來國內資本外流現象難以遏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資產持有者可通過跨境轉移、結構布局等方式規避本土稅負，勞動群體卻無法轉移自身稅負，只能被動承擔稅制失衡的成本。

很多人將稅制問題簡單歸為財政收入方式的差異，實則忽略了財稅制度的底層價值。稅收從來不只是收錢工具，更是調節社會財富分配、平衡經濟結構的核心抓手。

正常的現代財稅體系，會通過資本利得稅、房產稅、遺產稅等直接稅，調節財富兩極分化，讓高凈值群體承擔更多社會責任。

國內現行稅制恰恰相反，長期以勞動稅基支撐財政，本質上形成了勞動者補貼資產持有者的逆向分配格局。

超發貨幣帶來的資產溢價紅利，全部歸屬于資本所有者，而貨幣稀釋帶來的生活成本上漲、稅負壓力，全部由普通勞動者承接。

這種格局長期延續，會持續拉大貧富差距。勞動收入增長速度遠落后于資產增值速度，普通人依靠勞動積累財富的難度不斷加大，階層流動的通道隨之收窄。

同時，稅制失衡也會扭曲經濟發展邏輯。

重勞動、輕資本的稅制，會降低市場實體勞動的回報，打擊就業市場活力與實體經濟創造力，反而助長投機性資本炒作風氣。

針對這套失衡的稅制，盧麒元的改革主張十分明確，補齊資本端稅收短板，建立完善的資產直接稅體系，讓稅基從勞動主導轉向勞動與資本均衡覆蓋。

這項改革并非加重稅負，而是重構稅負公平體系。

核心是降低普通勞動者的稅負壓力，讓長期缺位的資本收益承擔應有財稅責任，扭轉逆向財富分配格局。

財稅改革從來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關乎社會公平與經濟長遠發展的核心議題。當下國內財富結構已經完成迭代，稅制體系的滯后性已經成為制約社會均衡發展的重要因素。

勞動承載九成稅負、資本獨享財富紅利的格局，既不符合社會公平原則，也不符合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求。

稅制改革的核心，本質是讓稅收回歸調節分配、均衡發展的本源，讓財富增長的紅利由全社會共享，而非集中于少數資本持有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