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雜記｜1953年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時間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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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高崗赴蘇聽取

“貝利亞事件”通報時間考

來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12年06期

作者：方海興

1953年6月26日, 蘇共中央秘密逮捕了中央主席團成員、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貝利亞, 7月2日至7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關于貝利亞反黨反國家罪行活動的決議》。在貝利亞被捕之后, 應蘇共中央之請, 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員高崗偕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翻譯師哲赴蘇聽取了關于“貝利亞事件”的緊急情況通報。高崗的此次蘇聯之行堪稱其個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然而由于一直以來涉及建國初期高崗的史料較為少見等原因, 有關1953年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的時間至今仍有著兩種并不確切的說法。

一是《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來自蘇聯的記錄》一文稱:1953年7月7日, 蘇聯外交官瓦斯科夫向中方轉達蘇方要求——“派一名高級官員赴莫斯科了解蘇共最新情況, 第二天周恩來通知瓦斯科夫, 中共中央提名高崗赴莫斯科”。(1)這就是說, 高崗動身赴蘇最快也得在7月8日。林蘊暉在一篇文章中也稱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是在1953年7月(2)。

二是1953年“6月中旬”說。高崗的妻子李力群、高崗生前最后一任秘書趙家梁都曾多次指出: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 (6月13日至8月13日舉行) 召開前夕, 蘇共中央急電中共中央派員赴莫斯科聽取緊急情況通報, 高崗一行赴蘇是在6月中旬(3), 即“財經會議剛開始時”(4)。出席過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原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三副書記張明遠也持此說, 他回憶說:“財經會議前夕, 接到蘇共中央的急電, 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去莫斯科聽緊急通報。我黨中央決定派高崗前去, ……高崗很快就回來向中央報告了蘇共緊急通報的內容, 原來是蘇共發(fā)生了貝利亞事件。高崗突然去蘇聯, 引起與會者的特別關注, 也引起不少的猜疑, 因此許多人到他家里打聽情況”(5)。

筆者認為, 上述關于1953年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時間的說法都與事實不符;高崗此次赴蘇應該是在6月27至28日, 即6月27日赴莫斯科, 28日返回北京。現就此考證如下:

首先, 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不可能是在1953年7月。據此次陪同高崗訪蘇的翻譯師哲回憶:他們回國后就蘇共通報的緊急情況向中央作了詳盡的匯報, 毛澤東聽后當即評論道:“赫魯曉夫的做法太粗暴, 貝利亞是蘇共主席團成員之一, 是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 處理他, 應該經過中央全會, 并作出正式決議, 才算名正言順”(6)。師哲在其口述的《中蘇關系見證錄》中再次提及毛澤東的上述評論。如前所述, 蘇共中央曾在1953年7月2日至7日召開過主題為檢舉、揭發(fā)、批判貝利亞反黨反國家罪行的中央全會, 并通過了相應的決議。由師哲所憶毛澤東的評論可知, 高崗此次赴蘇應當是在7月2日之前。又據《鄧小平年譜 (1904—1974) 》“1953年6月30日”條目記載:該日, 高崗同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一道接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7)。由此可見, 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不可能是在1953年7月而只能是在6月。

其次, 比較而言, 親歷此次高崗赴蘇情況的幾位歷史當事人李力群、趙家梁、張明遠、師哲等的回憶就具有更大的史料價值, 應該成為確定1953年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時間的重要依據。上述人員的回憶一是都將高崗此次赴蘇的時間指向1953年“6月中旬”, 二是都指出高崗很快就返回北京。師哲還詳細回憶了他們此次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的具體情況——“赫魯曉夫是單獨向我們 (中國) 通報情況的, 他很得意地介紹了事情的經過, ……聽完這個介紹, 我們當即飛返北京”(8);“我們僅在莫斯科呆了一天, 聽取情況介紹后就回來了”(9)。但是由于事隔多年的原因, 趙家梁等人的記憶均存在一個誤差, 即貝利亞突遭逮捕是在1953年6月26日, 因此蘇共中央急電中共中央以及高崗赴蘇的時間絕不會是在6月中旬。又據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重要當事人薄一波回憶:此次會議的進程是第一、二周即6月13日至27日, 先按大區(qū)分為六組、后按專題分為四組討論財政工作中的問題;第三周6月29日至7月4日由高崗作《關于編制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 李富春作《在蘇聯商談我國五年計劃問題的幾點體會》的報告, 并分組進行討論(10)。綜合以上信息及前述6月30日高崗在北京的事實則基本可以確定, 1953年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的前后情況應當是這樣:6月26日即蘇共中央逮捕貝利亞的當天電告中共中央派人來莫斯科聽取緊急情況通報;6月27日高崗一行乘飛機赴蘇, 28日返回北京 (據趙家梁、師哲回憶:高崗一行此次赴蘇是乘飛機往返的, 而當時中蘇之間并無民航, 所以高崗一行應當是乘坐專機往返的) ;29日高崗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作《關于編制五年計劃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而6月29日高崗作報告的這個會議可以肯定是全體會議, 即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開幕以來的第一次全體會議, 所以它給李力群、趙家梁、張明遠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久而久之便將6月29日這天的全體會議誤作為1953年夏季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開幕會(11), 于是就形成了“蘇共中央急電中共中央派人赴蘇聽取緊急情況通報是在財經會議召開前夕”的記憶, 李力群等應該正是據此又推定高崗此次赴蘇是在財經會議剛開之時的6月中旬, 但卻沒有考慮進去貝利亞被捕是在6月26日這一事實。

綜合以上分析, 1953年高崗赴蘇聽取“貝利亞事件”通報的時間應當是6月27日至28日。

(本文作者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副教授）

注釋
(1) 何祚康編譯:《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來自蘇聯的記錄》, 《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2) 林蘊暉:《高崗被定為“反黨”的原因》, 載《國史札記》, 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 第131頁。

(3) 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對〈毛澤東談高崗事件〉一文的幾點意見》, 《百年潮》2002年第3期;李力群:《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二卷中需要澄清的幾點意見》, 載楊浩甫主編:《高崗事件考辨》, 大眾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 第234頁。

(4) 趙家梁口述、張曉霽整理:《對〈回憶高饒事件〉的質疑》, 《炎黃春秋》2009年第12期。

(5) 張明遠:《我的回憶》,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 第381頁。

(6) 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413頁。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 (1904—1974) 》中卷, 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 第1126頁。

(8) 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 第412～413頁。

(9) 師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蘇關系見證錄》, 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版, 第149頁。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 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版, 第168頁。

(11) 李力群還曾回憶:1953年夏季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高崗“根據會議安排, 在開幕當天向會議做了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綱要的報告”, 但事實上高崗做該報告是在6月29日而非會議“開幕當天”, 顯然李力群是將6月29日這天的全體會議誤記為此次全國財經工作會議的開幕會。參見李力群:《對〈中國共產黨歷史〉二卷中需要澄清的幾點意見》, 載楊浩甫主編:《高崗事件考辨》, 第2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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