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14年春三月，成都府衙燈火未央，劉璋的書案前放著一封剛剛拆開的信。大雨敲打窗欞，他反復咀嚼其中一句——“張益德數萬之眾，已定巴東，入犍為界。”這封勸降書來自昔日心腹法正，字里行間滿是逼降的鋒芒，也暗暗點出一個頗叫后人意外的事實：那支沿江逆流而上的荊州援軍，掛帥之人并非諸葛亮，而是張飛。
時間往前推兩年。212年秋，劉備受法正、張松鼓動，自葭萌關西入益州。出發時，前軍統帥是軍師中郎將龐統。誰料雒縣城下，流矢亂飛，龐士元墜馬而亡，大軍頓失樞機。劉備猝然受阻，只得傳書荊州，催促援兵。于是出現了“東有大江援，西有關中逼”的微妙格局。
荊州當時掌軍的是關羽。荊州兵能否抽調，得先過這道關。關羽對哥哥劉備忠心耿耿，但一旦主力遠征，荊州防線會不會空虛？東吳那邊可不是吃素的。孫權也在衡量局勢，他對西進之戰并非全無好感，畢竟削弱益州會削弱曹魏，間接給自己喘息機會。于是，關羽抽調一批精銳揮師西上，東吳提供船只、糧秣配合，成就了“荊州數萬”這一聲勢。
人們常把諸葛亮與后續的丞相形象連在一起，自然而然就認為他該在第一線領兵。但對照當年官階可知：張飛為征虜將軍、新亭侯，手握符節，可獨當一面；諸葛亮則不過軍師中郎將，還未入列三公，職掌偏向參謀與后勤。蜀漢尚未立國，軍功記在主將一人，這條漢制依舊生效。如果讓諸葛亮統兵，他與張飛、趙云的戰果如何封賞就麻煩了。劉備需要一個能吃苦、能戰斗、又可安撫荊州將士的“大哥式”人物，于是張飛理所當然被推到前臺。
《三國志·先主傳》寫道：“亮與張飛、趙云等率眾溯江，分定郡縣。”句讀撲朔。有人據此認定諸葛亮居首。可是若將“亮與張飛、趙云等”拆為“亮率云，與張飛……”意思就變了：諸葛亮率趙云一軍同行，至于總攬三路的帥旗，則在張飛手中。再看《華陽國志》：“趙云分定江陽、犍為，飛攻巴西，亮定德陽。”三支兵馬各自行動，卻共同接受一人節制，正吻合法正信中“張益德數萬之眾”之說。
還得回到軍功分配這件老大難。巴西之戰，飛斬巴郡太守嚴顏，威震西川，劉備旋即把巴西太守之位賜給了他。反觀諸葛亮、趙云，雖拿下郡縣，卻要等到221年才各得一方侯爵。原因何在？軍功集中于主帥，官位自然隨之水漲船高。張飛還因此獲得假節，躋身四方將軍行列。換言之，荊州援軍中再怎么出彩的智謀與勇武，也要寫進張益德的功勞簿。
劉備之所以放心把主帥旗交給張飛，還有更深一層考量。其時荊州北面抵魏、東面對吳，關羽留守已是冒險；若再加上諸葛亮離開，內外皆失。劉備需要一個大管家坐鎮后方，統籌糧運、安撫荊州名士，與東吳維系盟約，這個人只有諸葛亮能勝任。于是，亮既要督運糧草，又得隨軍“溯流而上”分定郡縣，兩頭跑，看似辛苦，實則恰好展示了他全面能力，為日后攝政鋪路。
有意思的是，劉備的將帥使用向來講究“錯位互補”。法正擅奇謀，龐統能破城，張飛善強弓硬馬，趙云兼備機動與紀律，諸葛亮則長于統籌。龐統殞命后，劉備并未生拉硬拽讓諸葛亮接盤，而是讓張飛做鋒頭。這樣一來，既能保持前線士氣，又可讓諸葛亮在后方放手調度，正所謂“將有專任，謀無旁落”。
這一安排也直接影響了蜀中政局。西川平定后，劉備稱漢中王，冊封張飛為右將軍、假節，尊號與地位僅次于關羽；諸葛亮卻留在幕后，攝理政務。遺憾的是，張飛剛嘗到權柄甘味，221年便橫遭暗算。若他能夠南下配合關羽抗吳，抑或北上助關中抗曹，蜀漢的后續棋局或許會出現別樣走向。歷史卻沒有如果。
回看那封法正的信，似乎并非隨手生風。寫給劉璋，卻暗示劉備內部的指揮格局，也向蜀中將士展示“張飛天兵”壓境的恐懼。法正借此動搖蜀中軍心，同時為自己在劉備賬本里寫下功勞。這樣一來，待西川平定，他順理成章位列尚書令，獲得翼侯謚號。可見在彼時的劉備集團，能決策者未必親率大軍，能沖鋒者也未必統大局，功與名的分配，全由主公一人調度。
因此，若把入川援軍的帥旗直接歸結到諸葛亮，反倒忽視了蜀漢早期權力架構的真實面貌。將星閃耀，各有分工；荊州戰旗獵獵，其間高懸的，確是“張”字大纛，而非“諸”字羽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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