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克萊特除了拍電影，還會啥？

作者：Elena Saavedra Buckley

譯者：易二三

校對：奧涅金

來源：《紐約客》（2020年7月18日）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天的大部分時間里，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場景就像理查德·林克萊特九十年代初的電影《都市浪人》開場獨白中所描述的那樣夢幻——這部電影是在這座城市里創作、表演和拍攝的。

《都市浪人》

「我剛才在汽車上做了個非常奇怪的夢，」影片主角對一個冷漠的出租車司機說道。「什么都沒有發生。老兄，就好像《最后一個人》里的場景。周圍沒有人……當我回到家里的時候，我不停地切換電視頻道，閱讀。」

當德克薩斯州的新冠感染病例接近1000例時，奧斯汀于3月24日發布了第一份「留在家中」的命令。5月1日，在報道的單日死亡人數創歷史新高數小時后，該州啟動了重新開放計劃。州長格雷格·阿伯特要求企業在控制客流量的前提下逐步恢復營業。

在奧斯汀，一些商店和餐館立即重新開放；廣受歡迎的美式墨西哥風味餐館西斯科（Cisco’s）用藍色油漆工膠帶圍住了柜臺前的交替凳子，而位于州議會大廈附近的德州辣椒（Texas Chili Parlor）則讓顧客坐在里屋。其他店家則更為抗拒。

奧斯汀電影協會（Austin Film Society）——由林克萊特于1985年創立——經營的A.F.S.電影院是第一家宣布將繼續關閉的電影院。（「無論政府現在想做什么控制實驗，我們都不會走在前端，」林克萊特后來解釋說。）其他電影院也紛紛效仿：截至7月，奧斯汀地區20多家電影院中只有5家試圖重新開放。

前幾天，林克萊特從他位于奧斯汀東南部的家驅車40分鐘來到城里，去看電影。他把車停在了夾在連鎖酒店和空地之間的一條商業街前，然后向大樓的角落走去，A.F.S.電影院自2013年以來就在這里運營。該電影院主要放映獨立電影、外國電影和實驗電影，對在德州拍攝的電影情有獨鐘。

林克萊特是奧斯汀電影協會的藝術總監，雖然不再負責該協會的所有工作，還是會為策展出力——包括八十年代電影的「不間斷」放映。電影院在3月關門的那一周，原本是要參與西南偏南電影節展映的。（由于疫情，電影節也被取消了。）

「這是我第一次出門，」林克萊特說著，雙手叉腰，在電影院的大廳里徘徊。「一切都處于停頓的狀態。」他戴著一個圓點花紋的口罩，穿著一件帶紐扣的短袖襯衫、一條短褲和一雙Keen牌徒步涼鞋。

在「留在家中」命令生效的前幾天，他已經完成了他的下一部電影《阿波羅十又二分之一：太空時代的冒險》的制作，故事發生在1969年登月期間的休斯頓。這部電影的靈感來自林克萊特的回憶，影片講述了一群孩子對登月任務的幻想。

這部影片部分是實景真人拍攝，部分將使用類似于轉描機技術的手法進行動畫制作；林克萊特在隔離期間花了很多時間剪輯視頻。他還和16歲的雙胞胎女兒一起看了許多老電影，比如關于滾石樂隊巡回演出的紀錄片《給我庇護》。直到家里的投影儀壞了。「這是最糟糕的事，」他說。「我甚至不想提起。」

林克萊特就像一條良犬嗅出了自己的老窩一樣，匆匆跑向電影院門口掛著的電影海報——《死吻》、《紅色沙漠》，還有一整面墻的波蘭海報——這些都是從他的大量收藏中取出來的。他還在考慮要把在巴黎買的一張新海報貼在哪里（「巴黎那些海報店很有特色」），或許會和黑人剝削電影《科菲》放在一起。「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組合，」他說。然后，他打量著讓-呂克·戈達爾《中國姑娘》的深紅色印刷版海報，想著是否應該換掉它。「我們有點太以歐洲為中心了。」

影院雖然對公眾關閉了，但并沒有完全空下來；技術經理亞倫·馬爾扎恩時不時要處理設備——數字投影儀和服務器需要不停地調試，以免它們失去連接，就像汽車電池空轉一樣。奧斯汀電影協會電影與創意媒體部負責人霍利·赫里克也在影院，臉上裹著一塊布餐巾。和林克萊特一樣，她自3月份以來就沒來過。「我有點擔心自己會太情緒化，」她說。「但我對于穿過那些門太過熟悉，以至于感覺不到時間的流逝。」

「這絕對是個缺憾，」林克萊特談到電影院關門時說。「就像有什么東西被剝奪了一樣。還有個人損失。你甚至會覺得很自私，會覺得這是個人需要。但這是我們都堅信的一點。」

1983年，林克萊特搬到了奧斯汀，開始在奧斯汀社區學院學習電影課程。從他家騎自行車到德克薩斯大學只要四分鐘，他常常跑去參加不同院系的放映活動。不過他很快就摸到了天花板；雖然可以很輕易看到《野草莓》和《七武士》，但幾乎沒有什么超出「101部影史經典」的范疇。

他和朋友們說服了校園附近一家名為Quackenbush 's的咖啡店的老板，讓他們免費使用店內二樓的空間來放映16毫米的電影。隨著放映越來越受歡迎，老板想要向他們收費，所以他們搬走了，在城市的其他地方游蕩。該組織自稱為奧斯汀電影協會。

理查德·林克萊特

林克萊特從未真正離開過奧斯汀，但他從電影放映轉到了電影制作；《都市浪人》將他帶到了獨立制片的聚光燈下，《年少輕狂》和《半夢半醒的人生》為他贏得了評論界的廣泛贊譽（《搖滾校園》則獲得了更多的主流關注）。

作為一名導演，他以耐心著稱，他與伊桑·霍克和朱莉·德爾佩合作了跨度長達18年的「愛在」三部曲，與霍克、帕特麗夏·阿奎特和埃拉·科爾特蘭花了12年去拍攝《少年時代》，兩者都曾獲得奧斯卡提名。與此同時，奧斯汀電影協會也在不斷壯大。

除了電影院，該組織還經營著一家制作公司，以及一個媒體工作室，當地人可以在那里借租電影設備和上課。林克萊特認為，這個協會已經建立起了一群電影的忠實受眾，他們會在情況安全的時候回到這里——無論那將是什么時候。赫里克也說：「對我們所有常來這里的人來說，這就是我們全部的社交生活。」

「一場不錯的放映就發生在這個空間里，」林克萊特說，他的手指著通往影院的門揮動。「放映結束后人們就會來到這兒」——他又指向大堂和酒吧——「有些人會點杯喝的。電影放映結束一個小時之后，這個夜晚也行將結束，人們相繼驅車回家。這不是按部就班的生活。人們能自在地消遣。」通過電影院，林克萊特將這種消遣的舒適狀態給銘刻下來，無論是在荷爾蒙過剩的大學校園氛圍中（《各有少年時》），還是在一對分分合合的戀人之間那令人陶醉又心痛的交往中（「愛在」三部曲）。

在現實生活中，這樣的時刻經常因為電影而發生。沒有真實的物理空間是不可能重現這些故事的。「電影愛好者就是這樣，」他說。「對于他們來說，沒有什么地方比電影院更美好了。」

《各有少年時》

自從電視發明以來，就有很多人在唱衰「電影院之死」。但是在最近幾個月，這種威脅似乎更加切實：電影院已經封閉了，理想情況下應該是擁擠的，而且它們的大部分利潤來自小吃飲料，戴著口罩吃喝是很不方便的。連鎖影院可能是最容易大規模倒閉的；今年3月， AMC、Regal和Cinemark等美國最大的幾家影院公司的股價紛紛暴跌。（有傳言稱，負債近50億美元的AMC正考慮申請破產。）

電影本身也面臨著重重阻礙：詹姆斯·邦德系列的新片《007：無暇赴死》的檔期被推遲到11月，克里斯托弗·諾蘭《信條》的首映被推遲了兩次，現在定于8月12日（譯者注：在原文發布之后，《信條》又推遲過一次檔期，目前英國、法國、德國等地將于8月26日率先開畫）。緊隨影片之后，大型連鎖影院已將它們重新開放的時間（觀眾需要佩戴口罩）推遲到7月底。

《信條》

如果電影院走向消亡，人們仍然可以將其歸咎于小屏幕——更具體地說，是流媒體服務，這也解釋了早在疫情之前電影院上座率的下降。（去年，北美共售出12.4億張電影票，比2002年的票房峰值下降了20%。）環球影業于4月在線上發行了《魔發精靈2》，沒有等待電影院重新開放，并在上線三周內獲得了近1億美元的收入，超過了《魔發精靈》在5個月的影院放映期內帶來的收入。之后，環球影業宣布正在探索在電影院和流媒體服務上同時發行未來所有電影的可能性——甚至包括后新冠時代的電影。作為報復，AMC宣布將禁止環球影城的電影在其旗下的影院上映。

藝術影院對此則沒有那么緊張。他們更擔心的是交房租的困難，以及可能不得不解散目前的成熟團隊——今年3月，A.F.S.電影院解雇了9名全職員工。但這些影院相對于商業院線而言更具靈活性。在疫情期間，許多獨立影院都選擇了線上放映平臺，用戶可以在上面觀看獨立電影，而收入的一部分會被分給影院。還有一些影院在販賣零售商品。

納什維爾的貝爾考特劇院（Belcourt）在流媒體平臺Twitch上舉辦了觀看派對。賓夕法尼亞州的幾家影院想出了一個名為Reel Rumble的線上「家庭問答」式游戲，讓影院工作人員回答觀眾提出的關于電影的冷知識。

藝術影院通常營利微薄，而它們的觀眾往往也比較忠誠；這兩種品質在危機時期都能派上用場。3月底，標準收藏（Criterion Collection）和劍鋒影業（Janus Films）發起了一場眾籌活動，為184家因疫情暫時關閉的獨立影院提供資金援助。該活動籌集了80多萬美元，包括林克萊特、王子逸、巴里·詹金斯、約翰·沃特斯在內的許多電影人都捐了款。活動負責人艾莉森·科茲伯格說，小影院能否生存下去——即使有這些不菲的捐款——取決于各個影院的負擔。「它們有儲備嗎？」她問道。「他們擁有自己的地產嗎？他們需要償還債務嗎？他們的物業主慷慨嗎？所有這些因素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林克萊特創立奧斯汀電影協會后的幾年里，奧斯汀已經成為獨立電影的重要中心。西南偏南電影節于1987年在這座城市啟動，是年輕電影人最熱衷的平臺之一。（今年電影節的取消也給奧斯汀的經濟留下了一個缺口；去年該活動帶來了超過3.5億美元的收入。）阿拉莫庫房影院（The Alamo Drafthouse Cinema）是一家可以邊吃邊看電影的連鎖公司，在全美有41家分店，該公司于1997年在奧斯汀的一個舊停車場創立。據2013年《德克薩斯月刊》的一篇文章所說，位于該市市中心擁有四塊銀幕的紫羅蘭皇冠影院（Violet Crown Cinema），「是全美平均每個座位產生票房收益最高的影院」。

盡管德州目前正與新冠第二波疫情作斗爭，但城市外邊緣的一些電影院，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電影院，已經嘗試重新開放。放映主流電影的德州連鎖院線EVO Entertainment正在逐步對旗下影院進行試驗：座位已經被交替封鎖，觀眾需要接受體溫檢查并確認他們沒有任何癥狀。藍色星光迷你城市汽車影院（The Blue Starlite Mini Urban Drive-In）從未關停過，而且在疫情期間一直在放映《七寶奇謀》。

與此同時，有些電影院已經永久關閉。比爾·巴諾夫斯基是紫羅蘭皇冠影院的創始人，也是地標影院（Landmark Theatres）的前首席執行官，他在奧斯汀郊外擁有另一家電影院，名為天空影院（Sky Cinemas）。由于無法支付租金，它在5月份就已經關門大吉。「小型獨立藝術影院的問題是，即使在最好的時候，它們的生存也很艱難，」巴諾夫斯基說。「當我們恢復到正常狀態時，這個行業將會非常不同。」

林克萊特和赫里克走進了A.F.S.電影院兩個影廳中較舊的那間，里面有一個小舞臺和紅天鵝絨色的墻壁。他們在前排坐了下來，相隔四個座位，試圖判斷安全距離究竟是多少。「也許就這么遠？」林克萊特靠在扶手上問赫里克。

奧斯汀電影協會討論過社交隔離狀態下的放映會是什么樣子，但是否會有觀眾愿意參加還是未知數。該組織估計，其電影院最早要到2021年才會重新開放。「要從繁榮模式切換到生存模式，你就會意識到自己有多脆弱，」林克萊特說。「這可能發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一個人。只不過是一點小事故、受傷或生病的距離。」

「就像一個曲球，」赫里克說。她看向林克萊特，后者以前在大學是棒球運動員。「唔，我不知道這個詞對不對。」「應該是投球命中，」他回答。「正中眼球。」

相較于規模更小、缺乏組織性的藝術影院，A.F.S.電影院有一些獨特的優勢。林克萊特的海報或相關資料還算不上在電影院里隨處可見，但他的存在很少被遺忘；這位導演的電影經常在影院放映，一些名人，比如曾在《年少輕狂》中客串的德州本地人蕾妮·齊薇格，偶爾也會光臨。

獨立影院傾向于宣傳觀眾在多廳影院無法獲得的東西（通常是酒精）。名人效應當然也能大有作為。（2007年，導演昆汀·塔倫蒂諾買下了洛杉磯的新比弗利電影院，并重新啟用，影迷們對導演的喜愛會隨之遷移到影院身上。）

林克萊特對于是否要成為奧斯汀電影協會的代言人還有所猶豫，但他明白，他的參與有助于籌集資金，而這些資金可以給更年輕的電影制作人——這些人在疫情期間失去了公開放映自己作品的機會，而且這種機會越來越少。疫情期間，奧斯汀電影協會繼續向德州本土的電影人發放補助金；錢寧·戈弗雷·皮普爾斯廣受好評的導演處女作《朱尼滕小姐》是2019年度獲得此類獎金的作品之一。

《朱尼滕小姐》

「我在想，我的人生將會有怎樣的不同，」林克萊特說。「如果我的第一部電影上映的那時候……」他拖長了尾音，搖了搖頭。盡管如此，他還在適應這個行業的變化。網飛最近買下了他的登月題材電影；即使它先在電影院首映，最終還是會在線播放。在電影院掙扎求生之際，流媒體服務為電影提供了一個似乎可以永生的空間。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林克萊特目睹了許多伴隨他成長的電影院的消失。他在德克薩斯州東部的小城亨茨維爾長大，那里有一家電影院每周都會放約翰·韋恩的電影，但它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就關門了。還有一些他20多歲時經常去的地方幸存了下來；他仍然喜歡回到那些地方。「這就像回到了從小長大的教堂，」他說。他看到的那些經受住了新冠考驗的影院，以及之后能繼續維持的影院，都是會讓觀影變成一種熱愛的影院——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贏得了聲譽和觀眾，并且能夠讓觀眾保持那種癡迷和忠誠，甚至超越了咖啡店的地位。

盡管如此，林克萊特還是從過去的角度談論了電影院。「我認為，電影院之所以一直如此成功，是因為它能再現夢境狀態，」他一邊說，一邊看著屏幕上閃現的彩色宣傳片——「無限爆米花」和奧斯汀電影協會的會員資格。「你不需要向人們解釋。他們都有自己的理解。黑暗的房間，完全沉浸其中。燈亮起來的時候，人們在過去了兩個小時里忘記了自己是誰。」他承認，這是陳詞濫調，但的確是有其道理的。這不是公車上的夢，也不是縈繞在被隔離的公寓的陰霾，兩者都與隔離狀態脫不了干系。這是一個共同創作的夢，由導演開始，到觀眾完成，在一個如今看來更加脆弱的空間里——我們心照不宣，為了某些東西默默地聚在一起。「我認為人們在某種程度上知道這一點，」林克萊特說。「因為他們一直在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