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馬振昊：印度現代化進程的IT產業躍遷與精英階層懸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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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馬振昊

整理|佳仁·云丹吉

本期編輯|王智

本期審核| 江怡

內容提要

工業化一度被認為是經濟現代化不可缺少的階段，印度卻繞開這一階段實現了第三產業的繁榮。印度現代化的產業躍遷模式源于國內社會結構與全球產業鏈的特殊耦合：印度嚴重的階層分化影響了勞動力—產業匹配結構，精英階層無法在有效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推動工業化，只能嵌入全球IT產業鏈。在這一過程中，全球化對印度經濟體系的嵌入又扭曲了新興精英的激勵結構，使得他們“懸浮”于本國政治經濟體系之外，天然缺乏參與國內政治、改進分配政策和緩解貧困問題的意愿和動力，成為“故鄉的客居者”。印度案例豐富了國內結構與全球化耦合的新形式，其產業躍遷和階層懸浮現象展示了后發國家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揭示出比較現代化領域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間和研究潛力。

關鍵詞：產業躍遷 階層懸浮 故鄉的客居者 印度現代化 全球化

圖源：網絡

一、問題提出：比較視野下

印度現代化的特殊性

西方世界的興起、世界市場的建立把“現代化”作為一個命題拋給了后發國家。二戰結束后，后發國家或者選擇西方國家開具的現代化“藥方”，或者自主嘗試探索新的現代化道路。在這一過程中，除了中國保持長期高速增長以及日本、韓國等少數國家和地區憑借“東亞模式”實現現代化之外，熱帶非洲國家的進口替代戰略已宣告失敗，拉美地區則長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經濟難以恢復中高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絕大多數國家大致按照先發展第二產業、再發展第三產業的路線來發展經濟，印度現代化表現為優先發展第三產業的“產業躍遷”特征：1991年采取自由化轉向以來，印度保持了5%以上的GDP年均增速，并且在工業化并不充分的條件下跳過了第二產業，實現了以IT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繁榮。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印度2000—2024年間第一產業占GDP比率長期保持兩位數，制造業占比從16%下降至13%，但第三產業占比快速增長，從42.7%增加至50%，這一度被視為印度經濟增長的最大特點。

然而，無論是從過程還是影響來看，印度的產業躍遷型現代化并沒有像許多人預期的那樣帶來“涓滴”（trickling down）效應或反哺第一、第二產業，印度社會經濟資源分配中的“上吸”趨勢也沒有改變，絕對貧困仍然是印度社會的普遍問題。正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強調的，經濟的“增長”不是現代化的全部，與大多數正處于現代化征途中的后發國家類似，印度的這種增長仍然是未帶來更多就業機會的“無工作的增長”（jobless growth），也是伴隨著收入分配惡化的“無情的增長”（ruthless growth）。相較于20世紀90年代，21世紀初印度全國人均糧食消費非但沒有增加，反而有所減少，這一現象成為印度貧困群體狀況惡化的有力例證。

在探究這種現代化模式的原因時，一個現象引起了筆者的關注。印度的產業躍遷和社會結構表現出很強的相關性，傳統精英在新興產業中依然占據絕對優勢，并形成了獨特的“新興階層”：“印度IT業傳奇史的另一面，在某種程度上，比其財富更引人注目，即該行業匯聚了眾多精英。

在20世紀90年代，印度IT行業的白領階層絕大多數來自城市高種姓階級。與較為傳統穩定的行業相比，在IT業及其他新興行業中高種姓階級仍然占多數。

面對上述現實，本文提出如下問題：為什么印度的現代化道路表現為優先發展IT等第三產業的產業躍遷特征？為什么印度的經濟增長對廣大民眾的貧困問題幾乎毫無緩解？在這一模式中，印度IT產業和特定階層之間的密切聯系扮演著什么角色，又對印度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基于對印度特殊現代化模式的考察，本文將從社會結構出發解釋其產業躍遷的原因，并嘗試揭示這一現代化模式對于印度政治社會發展的影響，核心發現是：印度獨特的社會結構使得制造業在國內缺乏合宜的社會基礎，但傳統精英階層憑借優越的資源條件和知識技能嵌入全球產業鏈，規避了落后的傳統產業基礎和有限的國內市場，推動以IT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迅速崛起，自身也轉型為新興階層。在這一過程中，全球化帶來的諸多便利扭曲了新興階層的激勵結構，使得他們除了與祖國印度保持著文化情感聯系并繼續享受可能的制度與政策紅利之外，既無須依賴印度本土的要素，又能繞開國內種種不便和阻礙，也因此天然缺乏參與國內政治、改進分配政策和緩解貧困問題的意愿和動力，成為“故鄉的客居者”。這種社會結構與全球化的特殊耦合既重新塑造了印度的社會結構，也使印度現代化道路表現為以產業躍遷和階層懸浮為特點的獨特發展軌跡。

二、比較現代化的兩條脈絡與

“內外互嵌”的解釋框架

如圖1所示，比較現代化研究存在兩條路徑：其一更加關注經濟現代化，探究經濟增長的政治條件；其二則聚焦政治現代化，探討政治結果的經濟動力。兩種路徑都圍繞各自關注的部分進行了深入分析，但如果把二者的邏輯鏈條合并，便容易陷入一種“經濟現代化需要政治現代化，而政治現代化需要經濟現代化”的循環論證陷阱。要避免這種循環論證，需要尋找一個穩定的解釋框架，使其能夠同時解釋特定的經濟和政治結果。換句話說，對經濟結果的解釋和對政治結果的解釋應當至少源自同一個底層邏輯。本文將在評述文獻的基礎上提出對印度特殊現代化模式的解釋框架，這一框架以印度新興階層的激勵塑造為紐帶，同時解釋了印度產業躍遷模式的形成以及階層懸浮對印度政治社會發展的阻滯性影響。

圖1比較現代化研究的因果邏輯鏈條，圖源：原論文

（一）

文獻評述：比較現代化研究的兩種路徑

如表1所示，在“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路徑1）研究中有四種具體的解釋觀點，“政治現代化的經濟動力”（路徑2）相關研究則包括對政治現代化的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

圖源：原論文

在路徑1中，第一種視角是以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 North）等人為代表的經典產權—制度理論。該理論認為只有依靠（類）自由民主制度構建權力制衡，才能確保國家產權保護承諾的可信性，進而有利于鼓勵投資生產、促進經濟發展。印度實行經濟自由主義改革幾十年來，除了亮眼的IT等行業之外，農業增長乏力、工業化幾乎停滯不前，經典的制度—產權理論顯然不能對此進行解釋。事實上，印度并不是國民經濟總體發展到了發達國家水平，而是因為工業過于落后而凸顯了第三產業的比重。印度與工業化相關的投資不足，并不是源于投資者對“財產安全”的擔心，而是因為制造業勞動力的不足，相關生產活動根本無法組織開展。

第二種視角來自強調政商關系與產業政策的發展型國家理論。該理論認為緊密的政商關系和系統的產業政策是相關產業發展的原因。然而，印度1991年改革以后選擇的是一條新自由主義道路，由于貧富差距、精英分化和民粹主義選舉政治，東亞模式中的緊密政商關系往往會在政治上遭到質疑與挑戰。即使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印度的IT等行業存在官僚與私人企業的緊密聯系，但相關企業并不是為了獲取產業政策的支持，反而是為了“培養私人企業家精神”和“抵制干預主義的政治壓力”。

此外，從外部因素出發的依附論和世界體系理論認為，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全球化鏈條當中，“邊緣國家”依附于“中心國家”，前者的剩余不斷流向后者，造成了前者的長久貧困和后者的持續發展。換句話說，“邊緣國家”的“窮”既是“中心國家”“富”的條件，也是他們“富”的結果。然而，無論是以普雷維什（Raúl Prebisch）、阿明（Samir Amin）為代表的依附論，還是以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理論，它們主流的分析視角都以國家為最小分析單元，強調“依附國”與“被依附國”、“邊緣國家”與“中心國家”之間的矛盾關系，并沒有考慮“依附國”“邊緣國家”內部的社會結構問題，常常招來諸如“外因決定論”的批評：“當依附論指出國內也存在著中心—邊緣結構時，普雷維什才恍然大悟，他一直在國際關系結構中追尋解決方案的做法實際上忽略了國內的中心—邊緣結構。”

最后一種視角選擇政治聯盟進路來討論經濟現代化的政治基礎。一國的現代化道路受到精英態度的制約，而精英對現代化的態度又與其所處的利益結構息息相關。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探討后發國家經濟追趕問題時，強調了主流理念和“精神狀態”對于現代化的意義；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羅賓遜（James A.Robinson）則指出，精英對現代化的態度受到“政治取代效應”（political replacement effect）的影響：當精英擔心現代化會破壞現有體系的穩定，增加他們失去政治權力及未來收益的風險時，他們會阻止有益的經濟和制度變革。羅伯特·貝茨（Robert H.Bates）從城鄉各群體對政權造成的壓力不同出發，解釋了熱帶非洲六國政府選擇綏靖工人、補貼大糧食生產者、壓榨經濟作物種植者的原因，并提出正是這一進口替代戰略及其扭曲的激勵結構導致了非洲工業化失敗和貧富差距的擴大。貝茨認為，進口替代戰略失敗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干預及“不科學的”激勵結構，但這一解釋并沒有考慮有限的內部市場規模和巨大的外部競爭壓力。相比之下，關于中美洲的新近研究發現，由于歷史遺產形成的社會結構已經編織起了商人、政客、軍人以及外國資本相互盤根錯節的巨大精英網絡，后發國家現代化只有在國內階級關系相對溫和和國際環境相對和平的條件下才能完成。

在路徑2中，對政治現代化的不同理解產生了兩種風格不同的研究。一種從狹義角度理解，將“政治現代化”等同于“民主化”，催生了民主化研究領域的“現代化理論”。另一種則選取了政治現代化的廣義理解，從階級關系入手，探討宏觀政治變遷的經濟—階級基礎。

就狹義理解而言，“現代化理論”的奠基者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以提出“經濟發展導致民主化”的經典命題而聞名。遵循這一傳統，部分學者專門強調教育、價值觀的延續和階級再生產的文化路徑，后者隱含著這樣一種觀點：中產階級擁有一組特定的價值觀和取向，起到了緩和沖突、維護民主的作用。這一觀點可以總結為“經濟發展→價值觀轉變→政治民主化”。另一批現代化理論支持者從分配激勵角度給出了不同的解釋，他們認為經濟發展帶來的中產階級增加意味著分配結構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轉化，最底層民眾的數量和頂部食利者的數量都會減少，這將同時減少民眾推翻現有非民主政體和政治精英鎮壓的能力和意愿。這一觀點可以總結為“經濟發展→中產階級擴大→再分配壓力減小→政治民主化”。

就廣義理解而言，相關研究普遍采取了“經濟現代化→階級關系→政治變革”的路徑。巴林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在比較英法德等國時發現各國農業商品化程度和形式的差異形塑了不同的階級關系，最終造成政治變遷道路的迥異。葉成城以“外部沖擊→財富積累與重組→商人階級壯大→權力斗爭和創建規則→國家興衰”解釋了16—17世紀歐洲第一波現代化的成敗，以階級關系（利益集團固化程度）和國家能力（中央集權程度）兩大因素解釋了18世紀法國、西班牙、普魯士和奧地利現代化改革的成敗，以經濟發展水平、保守階級實力、國家能力的不同組合找到了19世紀歐洲諸國“資產階級革命”和“君主立憲改良”兩條因果機制。釋啟鵬在對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泰國的比較歷史分析中發現，四國都在殖民改造或沖擊下被卷入土地私有化和商業貿易之中，這一方面促進了地主階級的形成和壯大，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新興階級的發展，在殖民、反殖民和謀求民族獨立的過程中，內與外、新與舊、經濟與政治三個維度上的精英階層經過復雜的博弈互動，最終都能維持一個反對再分配的中右翼保守聯盟，造成了“流水的歷史，鐵打的精英”。

（二）

“內外互嵌”：本文解釋框架

從既有文獻來看，路徑1中的產權—制度論、政商關系論無法解釋印度的經濟增長，依附論—世界體系理論和政治聯盟—階級關系理論具有啟發意義，但它們屬于“片面的深刻”，需要互補才能更好地發揮解釋效力。路徑2中的現代化理論受限于對政治現代化過于狹隘的理解，忽視了現代化道路形成時面臨的張力和復雜性；宏觀解釋關注了階級、外部環境等因素對政治變遷的影響，但把階級變遷當作經濟發展與政治變革之間的中間環節，缺少能將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革統一起來的解釋邏輯。

作為克服上述局限的嘗試，本文以國內階級關系和全球化的相互嵌入為解釋要素，以產業精英的激勵塑造為線索，提出對印度經濟上產業躍遷但政治上分配與貧困問題凸顯、政策轉向乏力的解釋框架（見圖2）。該框架的前兩個環節關注印度社會結構如何嵌入全球IT產業鏈，意在解釋印度緣何走向IT產業發達、制造業薄弱的產業躍遷之路，第三個環節則強調全球化對IT精英群體的激勵扭曲作用，并由此揭示印度現代化道路的階層懸浮本質及其政治社會意義。

圖2本文解釋框架，圖源：原論文

首先，在社會結構層面，精英主義教育政策放大了階層間的素質差異。既有研究常常關注作為一個整體的勞動力的素質，卻較少關注不同勞動力群體之間的素質分化。由于種姓等歷史文化因素，印度社會長期維持著階級分明、等級森嚴的金字塔式社會結構。與此同時，印度長期實施基礎教育—高等教育高度分化的政策，這種教育政策一方面使得印度傳統精英階層有條件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另一方面卻讓絕大多數中下層民眾失去接受完整基礎教育的機會。前者形成了數量充足的高素質精英，后者造成了社會上大量文盲的出現，這種差異為印度嵌入全球IT產業鏈提供了條件，也構成了后續產業匹配和選擇的階層基礎。

其次，在產業特點層面，充足且均質的勞動力是制造業起步的一大條件，然而印度精英群體的素質足夠但數量不足，普通民眾的數量足夠但素質不達標，并因此缺乏就業和收入來源，這又限制了國內消費市場的擴大和基礎設施的建設。相較而言，以IT軟件業為代表的新興服務業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一方面需要高素質勞動力，另一方面主要通過互聯網出口歐美，較少受國內市場和落后基礎設施的限制，因而受到印度精英群體的青睞，這也成為印度產業躍遷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見，印度新興階層不僅是印度國內社會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樣也是全球IT產業鏈中的一環。

最后，仔細考察全球化對印度的影響，會發現產業躍遷并非像這個詞本身所描述的那樣美好。從直接效應來看，印度產業躍遷的現代化模式只是少數人得利的現代化，行業的高門檻意味著只有少數精英才能涉足其中，廣大民眾并不能從中得利。從間接效應來看，全球化不僅提供了IT產品出口的海外市場，而且提供了各種進口服務，對于IT精英群體來說，他們一方面因為“過高”的消費品位和較小的群體規模而無法為民族產業提供充足市場，另一方面又因無須受制于印度落后的基礎設施而缺乏參與政治、推動改革的激勵，已然成為退出本土政治經濟體系的“懸浮階層”。換句話說，全球化在推動產業發展的同時，也扭曲了印度IT精英的激勵結構，催生了一批“故鄉的客居者”，給印度現代化道路蒙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

三、產業躍遷：階層分化與

勞動力供給結構

印度的產業躍遷并非表現為依靠政治關系在國內獲取超額收益，而是精英階層在工業化難以實現的背景下依靠自身比較優勢順勢選擇的道路。本部分的論證可以總結為：社會結構+教育政策→勞動供給結構→產業匹配與選擇。

（一）

重思“要素流動性”解釋

討論印度的產業選擇問題繞不開印度發展制造業的不利條件，其中勞動力短缺是一個關鍵因素。然而，制造業的勞動力短缺究竟源于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性不足還是“合格”人口供給的絕對數量不足，仍是一個有待明確的問題。

在對印度發展模式的諸多解釋當中，“要素流動性”解釋一度因其理論的簡潔有效而廣受認可。這一解釋擺脫了制度—產權理論的束縛，選擇要素流動性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考察。面對“中印兩國都是人口大國卻分別選擇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兩種產業發展道路”這一現象，該理論認為是兩國微觀勞動力制度和土地制度的不同導致了兩大要素流動性的不同：中國的要素流動性高，供給充分，因而成本低，適宜發展需要大量勞動力和土地的制造業；印度的要素流動性低，因而成本高，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發展上具有比較優勢。總體來說，這一理論的解釋機制為“制度—要素流動性→比較優勢→投資與產業發展”。對于解釋中印發展模式的區別而言，要素流動性理論的優勢在于緊扣兩國道路形成的核心自變量，但這種解釋方式在因果機制上可能會受到以下質疑。

一方面，在“勞動制度差異導致勞動力流動性”環節中，該理論認為印度的《工業糾紛法》和高度照顧工人權益的工會制度減緩了勞動力的流動性，進而抑制了勞動力的自由供給；而中國《公司法》和《勞動合同法》雖然也有類似的內容，但“效果不明顯”。這一解釋的局限在于，僅憑一兩部法律中的相關條文細節很難從根本上影響勞工權益保護，進而造成兩國勞動力流動性的差異，即使相關法條和制度確實能起到作用，但“印度工會涉及的勞動力只有6%”，且《工業糾紛法》中的勞工權益保護條款僅對雇傭100人以上規模的企業具有效力，而這實際上只與“不到一成的正式部門工人”相關。相比之下，以2005年為例，中國勞動力流動性同樣很低的國企就業比例占全國城鎮勞動力供給接近9%。凸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印“低勞動力流動性”的范圍大致相似，很難直接通過上述條件直接得出印度勞動力流動性遠弱于中國的結論。

另一方面，對勞動力流動性的強調并不能回避勞動力供應的數量和質量問題。非正式工人之所以無法通往正式就業市場，除了“得不到勞動法規和工會的保護”之外，還因為“這個龐大的群體教育水平很低，缺乏職業培訓的渠道”。相較第三產業而言，工業制造業的集中發展需要的恰恰是充足且均質的基礎勞動力，如果印度能保證這一點，流動性差異的解釋力則能夠凸顯，但正如下文將介紹的那樣，充足且均質的勞動力恰恰是印度所沒有的，這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流動性理論的解釋效力。例如，中國的農民工進城是在大量需求驅動下進行的，即相關投資帶來了勞動力需求，此后再有充足且均質的勞動力供給；印度的情況則是既沒有需求（土地征收困難、基礎設施建設困難、市場規模狹小），也沒有勞動力供給。因此，要更全面地認識這一問題，就不能僅考察要素的流動性問題，而應回到勞動力要素的整個供給結構來分析。

（二）

教育、語言分化與勞動力供給結構

印度的教育政策對社會階層的分化有顯著的放大作用，并為印度后續嵌入全球IT產業鏈、繞開工業化奠定了內部基礎。印度的教育分化現象十分明顯，并與種姓、城鄉、收入等因素聯系在一起。印度學者普拉納布·巴丹（Pranab Bardhan）指出，“與通常的感受相反”，在教育機會的不平等方面，印度要比中國嚴重得多。不同于中國普遍推行義務教育的做法，印度的教育差距與階層密切相關，其中一大關鍵就是在政府教育投入方面，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開支幾乎相等，這帶來了嚴重的教育分化。根據世界銀行《2006年世界發展報告》，印度1998—2002年的成人受教育年限人口分布基尼系數為0.56，不僅遠遠高于中國的0.37，而且高于所有拉丁美洲國家和部分非洲國家。

根據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數據，2010年中國大陸“25歲及以上獲得學士及以上學位”的人占比為3.58%，而2011年印度的數據為9.14%，是中國大陸的兩倍還多。20世紀的最后30年里，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始終低于印度，其中80年代中國大陸的值在3%左右，90年代為5%左右，直到2000年以后才超過了印度。與之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印度小學、中學基礎教育的嚴重落后。以WDI數據庫中的“中等教育毛入學率”為例，中國的指標除了在20世紀80年代跟印度基本持平，其余無論在整個70年代還是從90年代初至今均高于印度。而如果以“小學毛入學率”和“小學學齡兒童失學率”來看，從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國的小學毛入學率普遍比印度高30%以上，直到90年代以后兩國的入學率差距才慢慢減小。

印度大學畢業生和文盲比例的差異更為直觀地展示了印度教育的兩極分化。1982年，中國有2/3的成年人基本脫盲，而印度有5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期中國成年人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到1%，而印度的大學畢業生比例卻是中國的三倍。凸即使到了2001年，印度文盲率仍保持在35%左右的水平。正如巴丹所說：“印度為了造就本國杰出的科學家和軟件工程師，卻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文盲后備軍和輸送者。”如果考慮到印度基礎教育質量和“非文盲”的標準，印度基礎教育的落后就更明顯了。根據盧斯（Edward Luce）的觀察，“很多所謂識字的人其實只能拼寫自己的名字而已”。而根據一個大型非政府教育組織普拉塔（Pratham）的調查，印度的五年級學生中有約35%的兒童仍不會讀寫。

印度的教育不平等受到種姓、城鄉、資產等諸多因素的影響，與人們所處的階層密切相關：婆羅門等高種姓長期享有受教育的權利，他們也往往是城市精英或者鄉村的大地主，因而能夠承擔教育的支出和時間成本。特別是對于IT等新興行業來說，從業者往往不僅要讀私立學校、接受“拿學位”的高等教育，還要專門去傳授計算機軟件知識的“技能班”接受培訓，這些花費無疑是絕大多數農民和城鎮的工薪階層難以承擔的。正如一份2000年的調查數據顯示，81.8%的軟件專業人員出身高種姓，只有9%來自低種姓，這顯然與低種姓占全印度一半人口的事實不成比例。王紅生對此也指出：“高級種姓……仍從事與他們的種姓地位相一致的高度受尊敬的職業，典型的是印度軟件業……電腦軟件與傳統印度工商業任何行當都沒有多大的聯系，而被認為同印度人的英語水平和數學能力有關，這兩項被認為是高種姓婆羅門的領域。因此，今天在印度軟件業中執牛耳者大多不是傳統的工商業種姓，而是傳統的高種姓。”

此外，英語也擴大了印度精英階層在躋身IT等新興產業時的優勢。大衛?萊廷（David Laitin）等學者指出，對殖民語言的掌握不僅有利于精英把持政治權力，而且也影響了其他落后群體的個人發展——印度的數據顯示，一個人的母語與官方語言之間的差異越大，其人力資本和職業發展水平將會越低。盡管印度聲稱有1/5的人會講英語，但其中大約只有4%能達到熟練使用的水平。由于新興產業發展離不開歐美發達國家資金、技術的支持和對外交流，因此只有掌握英語的群體能夠勝任相關工作。如此一來，語言像教育一樣，作為一道重要的屏障將廣大民眾擋在門外，卻為精英階層嵌入新興產業提供了天然優勢。

綜上所述，印度對基礎教育的忽視和對高等教育的偏向不僅反映了社會階層結構的特點，而且加劇了階層的分化：一方面導致了大量“文盲”的出現，另一方面則打造了一小批知識精英。正如前文提到的，工業化并不像新興產業那樣只需要少數人的知識技術，而是需要訓練有素且“均質化”的勞動力，這顯然需要依靠基礎教育來完成。然而，印度的階層分化在“重精英教育、輕基礎教育”的政策之下被進一步拉大，留下了超大規模受教育水平低下且技能素質良莠不齊的中下層民眾，使得勞動力供給嚴重滯后于制造業發展的要求。正如項飆指出的，由于高輟學率、信貸、信息和電力等基礎設施的限制，農民和工人沒有辦法適應新的行為方式和產業，“即使在全球化打開新的機遇之門時也是如此”。

值得強調的是，印度工業化長期滯后的原因并不是缺乏資金和技術，恰恰相反，印度高速增長的企業和產業部門往往都是資金密集型和知識技術密集型，進步最慢的則是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印度與工業化相關的投資不足，既不是因為投資者擔心財產安全，也不是因為缺乏資金，而是因為這些行業和領域根本無利可圖或生產活動根本無法組織開展。在這一背景之下，極少數受過高等教育且熟練掌握英語的精英階層同樣也認識到工業化面臨的巨大阻礙，他們發現，印度想要 快速發展，只能充分發揮精英階層自身的比較優勢來發展技術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嵌入”以IT為代表的全球新興產業鏈就是這一考量下的自然結果。由于新興精英專注于此、無暇他顧，中下層民眾也只能被隔離在發展成果之外。

四、階層懸浮：社會結構與全球化

如何互相嵌入

嵌入往往是相互的，行為體享受著結構帶來的收益之時，也勢必受到制度的影響。已有不少研究表明，即使對于同一階層，收入來源的不同也會導致不同的政治激勵和偏好：相較于通過市場體制獲取收益的中產階級來說，那些通過公共部門就業或政治庇護獲得收入的人對國家有更高的支持度。除了國內因素外，還有學者發現全球化便利了資產的跨國轉移，為產權保護落后國家的大企業主提供了“退出”（exit）選項，使得他們不必為完善產權保護而“發聲”（voice），從而延緩了法治建設進程。類似地，由于全球化對印度社會經濟的嵌入，印度傳統精英與新興產業緊密結合而形成的新興階層能夠在生產、銷售、收入、消費各個環節“退出”國內體系，他們既然未受到國內工業化落后、基礎設施不足和相關市場狹小等各種限制的影響，自然也缺乏激勵來改善國內境況，成為高高漂浮于普通民眾之上而置身事外的“懸浮階層”。

這種現代化道路的深刻意義不在于其“躍遷”的先進性，而在于其封閉和僵化的特征。印度的現代化模式只是客居于故鄉的一小撮精英的游戲。對廣大民眾來說，它無助于提供普遍的就業機會以讓發展成果惠及更大規模的普通群眾；對精英來說，它扭曲了新興精英改造政治經濟體系、推動社會進步的激勵結構。

（一）

生產與銷售的雙重“退出”

全球化放大了精英階層投身新興產業的優勢，其中的主要機制則是傳統精英階層嵌入全球產業鏈，通過生產和銷售的雙重“退出”規避了印度國內落后工業基礎設施和狹小互聯網市場的制約，在助力產業躍遷的同時逐漸轉型為新興的IT精英。

第一，在產業所需的“硬件”基礎設施方面，印度IT產業以軟件外包服務業為核心，對基礎設施的要求很低。制造業需要集中平整的土地、廠房設備、穩定充足的電力來保障生產能力，需要遍布全國的交通設施來保障貨運能力，而這些都是印度缺少的要素。相較而言，印度IT產業在“硬件”上只需要幾臺能夠聯網的電腦，但是對從業人員的專業技能和素質等“軟件”有很高的要求，這就意味著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和專業技能培訓的人才能進入IT產業，而在印度這樣一個教育分化嚴重的國家，那些能接受教育并且愿意為教育支付昂貴學費的人，往往來自社會的精英階層。

第二，就產業發展所需的市場而言，印度的IT產業主要面向海外特別是美國市場，印度的英語語言優勢、相對發達的高等教育和深入的海外聯系使得印度IT產業能夠擺脫因普遍貧困而導致的狹小國內市場，發展成為典型的外向型產業。根據印度全國軟件服務協會（NASSCOM）在2000年的統計，北美占據了印度軟件出口62%的市場份額，歐洲占23%，兩個發達地區構成了印度IT業的主要市場。

除了在本國發展以外，還有相當比例的印度知識精英移民至美、歐、澳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在印度安得拉邦的卡馬（Kamma，當地一個“先進”種姓）群體中，“在海得拉巴買房，在安得拉置地，在美國賺錢”一度成為流行的生活方式。在美國硅谷來自海外發展中國家的人才中，印度裔占了23%。1980年時，美國印度裔移民中有接近一半的人被歸類為“管理者、專業人士、決策者”，這一比例遠遠高于美國白人（24%）和其他亞裔族群。截至2003年，印度遷往美國的IT人才達25萬人以上，占到美國IT產業總人才的1/3。這些印度移民將技術、市場和行業關系網絡等帶回國內，促進國內IT產業不斷循環再生產。不僅如此，在印度—西方的IT循環中，幾乎沒有財富資源從全球市場流入印度基層社會，恰恰相反，印度民間的經濟價值被源源不斷地“抽取”而流入西方世界。IT精英常常對周圍承擔IT行業發展隱性成本的女性、兒童等低廉勞動力嗤之以鼻，卻意識不到如果這些人不存在，IT精英們本身的競爭力也會被大大削弱。

（二）

懸浮階層如何與本土脫節

盡管自21世紀初開始，印度國民就期望在班加羅爾、海得拉巴和加州硅谷的IT精英工程師們能“帶領印度重建重工業和走向經濟自立”，但這種想法可能只是印度國民的一廂情愿。正如本文強調的那樣，隨著“階層—教育—產業—階層”的階層再生產，印度已經在事實上形成了一個“退出”國內政治經濟體系的懸浮階層。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后這個階層內部也出現了分化，但相較于絕大多數平民而言，他們仍幸運地憑借著教育優勢獲得了“退出”的資格。然而，這個階層只能是現代化的“先遣小分隊”，他們既無法成為推動印度這個人口大國整體走向現代化的中流砥柱，也無須關心廣大民眾的生活狀況，自然沒有意愿來推動社會改良。

首先，這一階層盡管出生、學習乃至工作在印度，但他們的生活習慣是完全西化的：收入是美元，客戶是歐美人，日常消費使用的是信用卡分期付款。這并不是從道德上對他們進行批判，但這一特征對印度發展的消極意義主要表現為，該階層既無法成為印度民族工業的目標客戶，也不需要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正如印度發達的制藥業一半用于出口而國內的醫療衛生形勢卻十分嚴峻的矛盾現象所揭示的那樣，無論是日常消費品還是耐用品，無論是教育還是醫療，他們完全可以負擔得起高價高質的“國際化”商品和服務，他們是已然“退出”本土政治經濟體系而“客居”在祖國印度的懸浮階層。這樣的結構之下，懸浮階層一方面因為消費需求錯配和規模狹小而無法為民族產業提供足夠大的市場，另一方面又因無須忍受印度落后的基礎設施而缺乏改善國內基礎設施的動力。

正如俄羅斯的大企業主將資產轉移到國外以后便不再有動力追求國內產權保護和法治建設一樣，懸浮階層對印度政治中的諸多亂象也難以像普通民眾那樣感同身受。在廣大民眾的認知中，政府職位是待遇最好、“油水”最多的工作，然而這一工作“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讓人垂涎的——除了那些母語是英語的人，（因為）他們自1991年后有新的剝削別人的方式”。同樣的道理，選舉政治和公共行政腐敗一直是困擾印度的頑疾，然而精英卻對此感知甚少：“這樣的腐敗沒有引起更大憤怒的原因在于，1991年許可證制度被廢除后，絕大多數的印度中產階級以及這個國家大部分的私營企業都已經從政府的過度干涉中解放了出來。那些處于精英階層、控制著媒體并擁有塑造公共輿論的力量的人們受腐敗的影響微乎其微。有些人甚至認為自1991年后，腐敗已經逐漸消退。”

其次，新興階層不僅沒有意愿“反哺”國內工業的發展，而且也沒有能力這樣做——事實上，他們之所以選擇了“退出”這條路，正是因為在印度的政治經濟環境下，只有“退出”才是更有效率的選擇。

從政治層面來看，與工業化息息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無論是政府投資、征地還是勞資關系，印度在選舉政治和庇護政治的糾纏下根本無法突破既有的政策和法律格局，而新興階層則懸浮于既有政治經濟體系之外，難以起到理論所提示的推動作用。在種姓政黨碎片化的趨勢之下，印度政治腐敗、庇護主義橫行，種姓矛盾和宗教矛盾愈演愈烈，占印度絕大多數的下層民眾并沒有被沿著階級陣線動員起來，而是被地方化的政黨所裹挾。即使執政的印度人民黨試圖通過立法和制定政策的方式為工業化鋪平道路，但眾多“為反對而反對”的反對黨總是能聯合起來，以“不利于窮人”的借口發動起已成為驚弓之鳥的廣大民眾。在這一過程中，懸浮階層一如既往地對工業化道路持冷漠態度，并沒有表達支持與響應，他們只是作為一個民族自豪感的標志客居故鄉而又置身事外，同時心安理得地享受現代化和全球化紅利。

五、“印度問題”與比較現代化視野

當精英可以脫離國家的時候，公民身份便沒有了意義。印度作為全球第五大經濟體，看似實 現了產業的跨越式發展，但其現代化并沒有惠及廣大民眾，這與其精英態度息息相關：印度的精英們對第三產業的現代化熱情甚高，卻對工業化興趣寥寥，塑造出一種從未有過的“產業躍遷”現代化模式。

本文以社會結構和全球化的相互作用為切入點，分析了印度產業躍遷背后的階層懸浮本質。不同于“剝削—被剝削”式的階級矛盾和斗爭視角，本文定義了印度政治經濟體系中存在的階層懸浮現象。這種現象的深刻意義在于，原本和廣大民眾同屬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一片土壤、一個社會的新興階層，卻在特殊的激勵結構之下有意無意成了自外于祖國政治經濟體系的“看客”角色。進一步講，這種階層懸浮是由教育等基礎設施投資偏向帶來的機會不平等和全球化互相嵌入造成的，少數憑借優渥資源和便利條件而形成的新興階層，在抽取社會資源后置身事外，選擇了一條繞開工業化的更容易的現代化道路，心安理得地成為“故鄉的客居者”，經濟上無助于印度的工業化和緩解貧困，政治上則任由政治精英利用種姓和族群政治對下層平民進行統治和剝削。

本文期待在以下三個方面對比較現代化研究作出貢獻。

第一，探討政治—經濟的“回旋鏢”解釋和政治—經濟現代化模式形成的共同底層邏輯。由于社科研究“科學化”的影響，既有研究把自變量和因變量作出嚴格的區分，往往只在“路徑1”“路徑2”中選擇其一。但通過對比較現代化文獻的梳理，不難發現作為“經濟現代化的政治條件”的政治聯盟和作為“政治現代化的經濟基礎”的階級關系本質上是相同的。本文以階級（階層）為邏輯紐帶，既討論了社會結構對于產業發展的影響（路徑1），又分析了這種產業發展路徑給印度政治社會帶來的影響（路徑2），展示了印度現代化道路中“產業躍遷—階層懸浮”的二重性。

第二，尋找國內結構與全球化互嵌式耦合的新形式。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兼顧內外部因素對一國現代化道路的影響，但只有少數研究發現了二者的耦合機制。不同于大多數研究把外部影響處理或近似化處理為“平均因果效應”，本文用印度案例展示了全球化對一國現代化道路的雙重影響：全球化既作為“催化劑”為印度精英階層發展新興產業提供了助力，又作為“固化劑”扭曲了新興精英的激勵結構、阻礙了朝向公正分配和社會進步的政治變革。

第三，豐富后發國家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幾乎所有以社會結構視角探討政治經濟現代化的文獻展示出的都是隨著利益交織而形成的復雜的階級關系、激烈的階級矛盾，印度案例卻展示了一種新的情況：一國能夠培養懸浮階層來實現產業躍遷式現代化，盡管可能潛藏著諸多代價——在這一模式中，廣大民眾可能痛恨對其層層盤剝的官僚階層，卻并不反感印度的新興精英，因為民眾與新興精英處于幾乎完全隔絕的生產關系之中，二者看上去幾乎毫無關系，民眾很難產生“相對剝奪感”。印度道路的特殊性給尋找后發國家現代化道路的多樣性帶來了啟迪：不只是激烈的階級矛盾和沖突會帶來悲劇，因階層懸浮而導致的“無關”以及貧富差距“沉默的擴大”同樣蘊含深刻的政治意義。

“客居故鄉”是印度新興階層與祖國關系的一種隱喻，也似可在不同程度上運用于更為廣泛的發展中地區的相關分析。本文提出的“階層懸浮”不只是一個“印度現象”或“印度問題”，某種程度上還具有可轉移的比較分析價值，對于理解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道路特別是特定階層與其祖國政治社會體系的關系也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簡介：馬振昊，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選自《探索與爭鳴》2026年第9期文章，原文標題為《故鄉的客居者：印度現代化進程中的產業躍遷與階層懸浮》。

本期編輯：王智

本期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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