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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些年在人才引進這件事傻干,一直覺得自己占盡便宜。
放開簽證、放低門檻、給出高薪——通過各種手段引進大批印度移民,甚至還“沾沾自喜”,認為自己是來了一手補齊科技短板的神操作,硅谷和華爾街也是感覺薅到了全球最大的人才羊毛。
但最近幾年,美國開始慢慢意識到這件事的不對勁了。他們發現引進來的不止是高端技術人才,還有一套尊卑等級分明的印度種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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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硅谷種姓制度黑幕被曝光
2020年6月,加州公平就業和住房部(現改名為加州民權部)正式起訴硅谷科技巨頭思科(Cisco Systems)以及思科兩名前經理桑達爾·艾耶爾(Sundar Iyer)和拉瑪納·孔佩拉(Ramana Kompella),指控他們對一名達利特出身的印度工程師進行歧視和騷擾。
這位工程師在思科圣何塞總部公司,團隊里幾乎都是南亞同事。他被指派做團隊里地位最低的工作、拿更少的薪水、拿不到晉升機會。這一切的原因不是因為他能力不行,是他的種姓——達利特(Dalit),一種印度社會中所謂的低種姓,在印度傳統觀念中被認定為是“不可接觸的賤民”。
他的兩位年薪百萬的上司,均出身于印度的最高種姓——婆羅門(Brahmin)。兩位上司在他剛入職時就對其進行了背調,在摸清對方的種姓之后,直接在部門里公開傳播謠言。在他們眼里,KPI和技術并不是唯一的考核標準,血統和種姓才是,他們的潛臺詞非常清晰——這種“賤民”不配和我們共事,更不配拿一樣的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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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工程師多次向思科HR投訴,但作為一家美國本土的科技巨頭,HR根本不了解“種姓歧視”的巨大影響,最終工程師只得到了“種姓歧視并不違反美國法律”的反饋。直到加州政府部門介入,這樁“種姓霸凌”丑聞才被曝光出來。
02 不止思科, 硅谷大廠早就被“種姓”攻占了
思科的“種姓霸凌”絕不是個例,它只是硅谷這座冰山浮出水面的那一角罷了。
2020年6月,亞裔美國人權利組織平等實驗室(Equality Labs)號召達利特群體站出來發聲,在三周內收到了260封關于種姓歧視的投訴,其中33起來自于Facebook(現Meta)、22起來自于思科、20起來自于谷歌、18起來自于微軟等等。
據Equality Labs的調查報告顯示,在美國達利特群體中,有67%的受訪者表示曾在工作場所因為種姓而受到不公平對待,還有25%的受訪者因此而受到過人身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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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平日里頂著“包容”、“多元化”光環的硅谷大廠,內部早已就被種姓制度所侵蝕。那些達利特員工,因種姓原因遭遇到各種職場歧視,高種姓的上司一旦確認你是低種姓,直接給你上一套“晉升無望、孤立貶低、惡性績效考核,甚至是性騷擾”等等的組合拳。
這背后的實際原因到底是什么?說白了,就是印度權利結構的不斷復制。當第一批掌握權利的高種姓印度裔在硅谷站穩腳跟后,他們很自然而然地將母國的社會階級和特權思維帶進了倡導“人人平等”的美國職場,以此來搭建一個密不透風的“印度利益金字塔”,而高種姓群體,就是站在金字塔塔尖上的那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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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美國當年種下的因, 結成了如今的果
說到底,硅谷如今這個局面,追根溯源,還是美國自己一手造成的。
美國科技行業在過去的30年,一直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特別是計算機科學、軟件工程、算法等方面。為了快速補齊這一短板,美國通過大規模開放H-1B簽證,從印度引入技術移民。
但美國當時沒搞清楚一件事,能通過留學、技術移民、投資渠道進入美國的印度人,多數都不是印度社會的“普通人”。全美大部分印度裔精英群體,都來自于婆羅門、剎帝利此類高種姓、中高種姓圈層。像達利特、首陀羅這種底層的群體,因在印度本土缺乏教育資源和經濟基礎,根本都摸不到H-1B申請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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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美國所引入印度留學、技術移民,的確是“印度精英”,但更準確的說,是“印度高種姓精英”。
疊加印度裔群體自帶“抱團”buff“,這些高種姓印度精英群體在硅谷站穩腳跟后,會自然而然地把印度的社會關系網照搬到美國的各個科技大廠中,直接開啟了“內部互通”、“全員內推”的抱團招聘模式。
只要你是高種姓印度裔,基本上就是“閉著眼睛拿Offer”;相反低種姓群體,就會在面試過程中各種刁難,大概率連二面都進不去。
可能連美國自己都沒想到,最初只是為了引進印度技術人才來幫自己解一下燃眉之急,沒想到技術人才拖家帶口,直接搞了一個“印度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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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美國清醒了, 但整治效果啪啪打臉
這種極不健康的印度種姓歧視職場模式,演變到今天,終于開始瘋狂反噬美國社會了。
反噬的波及范圍,不僅局限于科技圈,美國職場求職、當地人日常生活和社會資源等多個方方面面也無一幸免,比如美國本土人找不到工作,日常物資和租房還要和印度人搶資源等等。
美國政府這才意識到,如果再這么放任不管,整個美國的科技命脈和精英行業,可能后續直接就演變成印度某些特定階層的“自留地”了。迫于無奈,美國政府開始動手政治。
2023年2月,加州首位穆斯林兼阿富汗裔州參議員艾莎·瓦哈卜(Aisha Wahab)提交了編號為SB 403的法案。法案要求在加州的《民權法》、《公平就業與住房法》以及教育法中,將“種姓(Caste)”明確列為禁止歧視的受保護類別,這也是全美第一個州級別層面的反種姓歧視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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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其中推進阻礙重重,也遭遇了激烈的游說和抗議,但在2023年9月,加州參眾兩院以壓倒性的優勢通過了修訂后SB 403法案。
但一個月后就翻車了,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直接以“不必要”的理由否決了SB 403法案,他認為加州現有的反歧視法律已經覆蓋了種姓歧視這個類別。
更值得琢磨的是,否決的背后,是加州印度裔的強烈游說反對,特別是印度教徒美國基金會HAF。他們認為,這一法案會讓所有南亞裔被貼上“種姓歧視者”的標簽,最終成功攪黃了這一立法。
一個專門保護低種姓的法案,搞來搞去,被自己國家的高種姓移民群體搞掉了,說出去確實有點“自己人打臉自己人”的感覺了。
立法這一頭沒走通,美國政府又開始從H-1B簽證這一環節卡印度裔。立法不讓立,那直接從H-1B簽證入境美國這一根源控制印度裔數量,總行了吧?
2025年9月,美國政府針對H-1B簽證新設立的“10萬美元天價申請費”門檻,直接讓印度IT外包公司的成本模式崩盤了;而后美國國土安全部計劃把H-1B簽證抽簽模式,從隨機抽簽更改為按工資等級加權,印度IT外包公司所習慣的“低薪打包外包模式”也被精準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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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在針對印度申請者的H-1B簽證批準方面,美國政府也采取了收緊政策。據統計,塔塔咨詢、印孚瑟斯等七大印度IT服務公司在2025財年,僅獲得了4,573份新H-1B簽證,同比下降了37%,直接創下了近10年的歷史新低。
不過,雖然數字看起來挺猛的,但問題就是,這些收緊的動作都來得太晚了。
印度裔早已不是“外來打工人”,很多都已經扎根美國大廠高層和政界主流。比如微軟CEO薩提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IBM CEO阿爾溫德·克里希納(Arvind Krishna)、美國現任副總統J.D.萬斯((James David Vance))的妻子及第二夫人烏莎·萬斯(Usha Vance)等等,都是清一色的印度裔。
不論是政界、商界還是學界的頂尖梯隊,都有印度裔的影子。到了這個時候再想通過收緊H-1B政策、立法反種姓歧視這些手段去控制印度裔進入美國,相當于變相動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SB 403法案被否決,就是一次最直接的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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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原本以為,引進印度人才是一次“你出智力、我給身份”的雙贏好買賣。
但結果呢?底層美國白人、華裔工程師的工作被大批印度裔H-1B持有者搶走;硅谷內推閉環,讓非印度裔求職者求職像在過“九九八十一難”;印度裔高管按種姓尊卑去管理,達利特員工在職場中受盡霸凌。
一手好牌打成這樣,說白了就一句話,美國當年覺得自己在薅羊毛,結果現在被人當羊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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