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個字,差點把譙周的“功臣相”撕開。
譙周話已經說不利索了。
他沒有長篇議論,只在木版上寫下八個字:
“典午忽兮,月酉沒兮。”
旁人一看,心里發緊。
“典午”指司馬,“月酉”指八月。也就是說,他在說司馬昭到八月就要沒了。
這話后來果然應了。
可問題也在這里。一個剛剛勸蜀漢后主劉禪投降、被司馬昭封侯的人,為什么沒在新朝飛黃騰達?
答案不只在功勞里,也在這八個字里。
譙周不是一開始就站在朝堂中央的人。
他是巴西西充國人,少年喪父,跟著母親、兄長過日子。家里窮,他卻不怎么問產業,整日讀經書。
蜀漢朝廷里,他更像一個儒生。
先是勸學從事,后來做典學從事,再后來遷光祿大夫。光祿大夫位次不低,可《三國志》說得很清楚:“雖不與政事”。
他有名望。
但他不是掌兵的人。
這就埋下了第一個反差:譙周最有名的一次政治發言,偏偏發生在蜀漢快撐不住的時候。
景耀六年冬,鄧艾攻破江由,長驅直入。
成都原本以為魏軍不容易打到這里,城守調度沒有預備周全。消息傳來,百姓驚擾,往山野里跑,攔也攔不住。
后主劉禪召群臣商議。
朝堂上擺著幾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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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去東吳。
有人說,去南中。
這兩條路聽著都有生機,可譙周站出來,一條條掐斷。
他說,天子寄居別國,自古沒有這樣的事。去了吳國,就得向吳稱臣;將來魏若滅吳,還要再受一次辱。
兩次受辱。
這四個字,比刀還冷。
再說南中。
譙周看得也狠。南中本就偏遠,過去多有反叛,諸葛亮當年南征之后,靠兵勢壓服。后來賦稅徭役又重,人心未必可靠。
現在魏軍已近,倉促南逃,身邊的人能不能跟到底,沒人敢保。
劉禪還在猶豫。
譙周又上疏,把逃往南中的害處列了四條。外要拒敵,內要供給,耗費越大,南中越可能反叛;魏軍也不會只取成都,必然趁勢追擊。
最后,劉禪從了譙周的策。
蜀漢降魏。
蜀漢沒了。
譙周卻有了“全國之功”。
這四個字很刺眼。
在蜀漢舊臣眼里,他是勸降的人;在司馬昭眼里,他保住了成都,也保住了劉氏宗族,省了魏軍許多殺伐。
所以司馬昭不是沒賞他。
他封譙周為陽城亭侯,還下書征辟,讓他去洛陽。
可譙周走到漢中,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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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走不動了。
這就是很多人忽略的地方:譙周不是立功以后被立刻冷藏,而是身體先垮了。
后來晉朝建立,司馬炎又多次下詔,讓地方把譙周送去洛陽。
譙周帶病上路,泰始三年才到洛陽。病得不能起身,只能就地拜為騎都尉。
官給了。
人廢了。
他自己還上表,說自己無功受封,請求退還爵土。
朝廷不許。
看起來,這已經算禮遇。可若說“重用”,又遠遠算不上。
譙周只能被供著。
這里才輪到那八個字登場。
“典午忽兮,月酉沒兮。”
譙周寫這話時,司馬昭還活著。
這不是普通牢騷。
這是讖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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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亡前一年,他見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心里憂懼,還曾在柱上寫過隱語,大意指向曹魏將受天下、劉禪將授人以國。
這種人,放在亡國之際,能幫你瓦解對手。
放在新朝殿上,就很難安心重用。
今天他能算蜀漢該亡,明天也能算司馬氏有災。
功勞是真的。
忌憚也是真的。
更要命的是,他的功勞本身就尷尬。
司馬氏可以封賞降臣,卻不能把“勸舊主投降”當成新朝的道德招牌大肆宣揚。一個靠勸天子出降成名的人,越被重用,越提醒天下人:成都不是打到最后一刻才下的,是被說下來的。
譙周適合封侯。
不適合站在臺前。
到了泰始六年,譙周病重,晉朝又拜他為散騎常侍,他沒有去上任。
這一年冬天,他死了。
臨終前,他囑咐兒子譙熙:自己久病,沒有朝見過天子;如果朝廷賜朝服衣物,不要給他穿在身上。回舊墓的路險,要預備輕棺;殯殮完,把所賜之物還回去。
這話不像一個邀功的人說的。
他知道自己一生最重的一筆,寫在蜀漢滅亡那一天。可他也知道,那一筆不好看。
一個老儒生,靠一張嘴保住劉氏,也送走一國;靠八個字說中司馬昭之死,也把自己留在了新朝君臣不敢靠太近的位置。
洛陽病榻前,朝服擺在那里,譙周沒有穿上。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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