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夠大方？印大使在北京要錢，卻忘了亞投行2億舊賬還沒算清

7月4日，北京清華園內舉行的世界和平論壇現場，印度新任駐華大使魏嘉盟面向中外政要、學者與媒體代表，公開向中方提出兩項具體合作期待。

其一，呼吁中國擴大進口印度仿制藥品規(guī)模，并進一步放寬信息技術服務領域的市場準入；其二，敦促中資企業(yè)提升對印直接投資強度，隨后強調：“上述主張完全符合國際經貿通行準則，亦契合雙方共同利益。”

話音落處，聽似坦蕩直率，但若細察其中內在邏輯，便不難察覺微妙的失衡感——倘若真為高回報、低風險、政策友好的優(yōu)質投資目的地，何須外交使節(jié)親赴主場登臺推介？

這位外交官的表達藝術，確有可圈可點之處。

發(fā)言中他反復援引亞投行框架下已落地的合作案例，盛贊印度信貸體系運行平穩(wěn)、履約記錄良好，營造出一種中印經濟紐帶日益緊密、前景廣闊的印象。

但他刻意回避了一個關鍵事實：自2020年加勒萬河谷事件爆發(fā)以來，印度對中資企業(yè)的系統(tǒng)性限制持續(xù)升級，政策閘門幾近徹底關閉。

就在當年4月，印度政府緊急修訂《外商投資政策》，將所有陸上鄰國資本納入“政府審批”范疇，取代原先適用的“自動通道”，此舉指向性極為明確。

同年6月邊境局勢驟然緊張后，印度監(jiān)管機構迅速啟動大規(guī)模應用封禁程序，TikTok、WeChat等逾200款中國數字產品被強制下架；電力基建、通信網絡、軌道交通等核心基礎設施領域，中資參與資格被全面取消。

此類舉措尚非終點，而是長期結構性排斥的縮影。

據中國貿易救濟信息網權威統(tǒng)計，1995年至2023年間，印度對中國發(fā)起反傾銷調查共計298起，居全球首位，超出第二名美國近百起。

僅2023年即立案22宗；進入2024年后更呈陡增態(tài)勢，全年新增調查達68起。

一邊高舉貿易保護大旗頻繁施壓中國出口企業(yè)，一邊又要求中方單方面擴大對其商品與服務的開放程度——這種不對稱訴求，顯然違背基本商業(yè)倫理與多邊規(guī)則精神。

當宏觀環(huán)境持續(xù)釋放負面信號，理性投資者自然會審慎評估風險敞口，而非貿然押注。

歸根結底，跨境投資本質是價值交換行為，絕非無償援助或情感饋贈。

資金投入必須匹配合理收益預期與制度保障能力，而印度當前營商環(huán)境的最大短板，恰恰在于政策連續(xù)性與執(zhí)行穩(wěn)定性嚴重缺位。

最具代表性的例證，便是亞投行參與安得拉邦阿馬拉瓦蒂新城項目的折戟經歷。

2019年，亞投行聯合世界銀行共同出資5億美元支持該邦新首府建設，其中亞投行承擔2億美元，世行提供3億美元，項目定位為南亞區(qū)域城市現代化標桿工程。

然而項目啟動不久，當地政權更迭隨即發(fā)生。

新一屆邦政府上任后，單方面宣布終止既有協議，暫停全部施工進程，并以“涉嫌腐敗”為由啟動模糊化調查，致使合作基礎瞬間瓦解。

無論國際金融機構資質如何權威、法律文本簽署多么完備，地方政府一句行政指令即可令數億資金陷入停滯狀態(tài)。

最終亞投行于2019年7月正式退出該項目，前期投入的盡職調查經費、履約保證金及風控準備金悉數沉沒。

連主權信用背書的多邊開發(fā)銀行尚且難以抵御地方治理隨意性，普通商業(yè)主體又怎能輕易托付重資？

此類困境并非孤立現象。同屬安得拉邦的默吉利伯德訥姆深水港項目，同樣由亞投行提供融資支持。

該港口原規(guī)劃為印度東海岸物流樞紐核心節(jié)點，承載著打通孟加拉灣航運動脈的戰(zhàn)略使命。

但工程建設進度常年滯后，工期延誤已成為常態(tài)。

截至2024年12月，當地議會甚至正式提交議案，申請無限期延展建設周期，完工時間表徹底失去確定性。

資本持續(xù)沉淀卻不見產出，財務成本不斷攀升，現金流回收遙不可期。

兩起典型案例疊加審視，問題癥結昭然若揭：印度部分地區(qū)存在顯著的契約精神弱化傾向，政權輪替常伴隨政策斷層，治理體系缺乏基本可預期性。

尤為耐人尋味的是印度在規(guī)則適用上的雙重標準。

自2020年起實施的中資準入封鎖，整整延續(xù)六年之久，直至2026年3月10日才象征性松動。

所謂“松綁”，實則設限嚴密：僅允許持股比例低于10%、不具備實際控制權的投資適用快速審批機制，且適用范圍嚴格限定于電子元器件、光伏電池片、資本設備三類制造業(yè)細分領域，控股權仍須牢牢掌握于印方手中。

國防工業(yè)、電信運營、關鍵基礎設施等敏感板塊未作任何實質性開放，大額投資仍需接受國家安全審查。

其真實意圖清晰可見——歡迎中國資本與技術輸入，但堅決拒絕治理話語權讓渡。

在制造端筑起多重準入壁壘的同時，又極力推動本國醫(yī)藥與IT服務打入中國市場。

魏嘉盟大使此次在北京重點推介的正是這兩大優(yōu)勢板塊，強調其在全球供應鏈中的獨特地位，懇請中方優(yōu)化相關行業(yè)準入條件。

但現實矛盾在于：印度自身長期維持全球最高頻次的反傾銷行動，疊加層層加碼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卻要求中方單向降低門檻——這種不對等安排，究竟體現的是互利共贏誠意，還是單邊索取姿態(tài)？

是真誠邀請合作伙伴共拓市場，抑或僅欲獲取資源輸入而不愿承擔對等責任？

真正的商業(yè)協作，根基在于權利義務平衡與相互信任積累，無法靠修辭技巧粉飾現實落差。

歷史賬目清清楚楚，華麗辭藻再豐富也無法替代實際履約表現。

亞投行兩個失敗項目的警示意義至今鮮活，不是中方遺忘，而是印度尚未正視。

中資企業(yè)在印遭遇的合規(guī)障礙、合同違約、政策突變等切膚之痛，也不可能因幾句熱情洋溢的招商口號而自動消解。

可以明確判斷的是，只要印度未能樹立若干具有示范效應的成功合作范例，未能重建地方政府層級的契約執(zhí)行力，未能實質性提升整體營商生態(tài)的確定性水平，“中資涌入印度”的圖景就只能停留在紙面構想層面。

總體而言，中國對印投資策略已完成從初期探索向成熟理性的深刻轉型，步入高度審慎、精準擇優(yōu)的新階段。

資金可以流動，但必須建立在透明條款與雙向約束之上；合作可以展開，但前提是規(guī)則公平、權責對等。

外交場合的積極發(fā)聲值得肯定，但更重要的是同步兌現過往承諾、修復受損信任、展現真實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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