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錢鍾書與葉嘉瑩的互相“看不上”，宋淇書信的“幸存”，以及蔣寅的“惡意”

錢先生對葉嘉瑩的“酷評”，自2024年三聯那部《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面世后，已廣為人知。1984年11月1日，錢鍾書在給好友宋淇的信里，將“最后的女先生”葉嘉瑩女士痛批一通，已經很出人意外，加之此書上市又恰逢葉女士遽然作古赴瑤池會，所以當時就“出圈”了，一時間炒得沸沸揚揚。三人行必有八卦焉，還記得當時我們的另一位“當事人”蔣寅教授，這位當今唯一既敢“炮轟”錢鍾書又能“輕薄”葉嘉瑩的“神一樣的存在的男人”（網民評語），在公眾號特制一篇辣評“送行”，也是讓網民圍攻得焦頭爛額。當然，以蔣先生的性情，遇此等事似乎還是樂此不疲的，不過這里且按下不表，先鋪墊幾句閑話。

說起來，吳學昭整理的這部《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最有“料”的部分正是這批錢宋往來書信。因為特別“真實”之外，內容也是“詳燕處道俗之私，兼提要鉤玄之著”，十足既精彩又八卦，直可視為一冊濃縮版的“品藻錄”，還是由槐聚主人與宋悌芬“雙男神”合奏的。錢鍾書一生據說寫信近20萬封（范旭侖說法），也似乎口無遮攔，但他實際是很懂世道人心的，“內心頗工算計”，“非常會做人”，大大咧咧的“癡氣”與“呆大”表層下，“可與言”還是“不可與言”心中門清。所以從目前披露的錢先生書信來看，最有“研究價值”與“有資掌故”的部分，除了給堂妹夫許景淵（按輩分許景淵還是?許倬云先生的堂叔）?那組外（許慧女士已整理為《槐影廬存牘》出版，世界聯合出版社2025年首印，感謝許老師惠賜了一本），就是給宋淇這批了。

從這批書信可見，錢鍾書對小9歲的宋淇的信任，可能超過與之通信的所有人，近乎毫無防范。蓋宋淇本出身名門，才學識俱佳，錢宋兩家又是所謂“世交”，彼此更是早在1940年代初期就相視莫逆，彼時的宋淇對錢鍾書非常崇拜，“以鮑士威自居，待錢如約翰生博士”（夏志清語），即現在所謂的“古早鐵粉”，這是“以傾蓋之舊，承通家之好”，錢鍾書自然另眼相看，視為“自己人”。況宋淇為人又極靠譜，連張愛玲這般“龜毛”至極的超完美主義者都信任無間的，又常年身處海外，對彼岸的學術文化情況知之甚稔，錢鍾書與之通信，既是老友之間歡然道故，也是將之作為重要信息獲取渠道的，所以月旦人事都非常刻露直白，知無不言，言必無隱。加之宋淇也是難得可以“接上話”的飽學之士，所以錢先生提筆意興之所至，往往多有“言未及之而言”的例外，較之錢給別人書信的“言及之而不言”的敷衍客套，區別是很明顯的，是以推心置腹，平日不輕對人談的話都談了出來。這是錢鍾書的“兩幅面孔”。比如他見到張愛玲的“男閨蜜”水晶，就說張“She is very good”，可宋淇一個勁跟他扯老張，他就識趣地避而不談，后來見到陸灝坦然說是“為了應酬”，這一套“見什么說什么話”的“外交辭令”，錢先生是運用得很嫻熟的。

錢宋書信，其實是“漏網之魚”，還能“存于天壤之間”，只怕真有偶然成分。話說2011年，宋淇之子宋以朗在滬上報刊發文，追述錢鍾書與乃父的交往舊事，并提及家藏兩人書信可以悉數贈予楊絳留念，而且楊若想出版，他很“樂意幫忙整理與作注解”云云。四年后的2015年10月，楊絳忽然致信宋以朗，希望“有生之年，能再翻翻這些舊信”，宋也應諾于2015年12月27日托人送交楊絳手上。僅四個月后，楊絳就告別人世。從時間線索看，這批書信之所以能意外留存下來，還得以擇要發表，原因似乎也不難揣測：一是彼時的楊絳，生命已經悄然走到了盡頭，據羅銀勝《楊絳傳》可知，至少在2015年5月底，楊已經住到了協和醫院，周有光還特意前往探望，她可能已經無暇處理這批書信；二是宋以朗送回之初，其實也是有“隱性條件”的，那就是給她“留念”或“出版”，她總不好一毀了之。要知道，在當時，也是“聞說薄薄三頁的錢先生應酬函可賣三十萬港元；完整一套真跡書信集，我無法估計價錢，分分鐘幾千萬”，宋以朗這么“沒有錢”全部白送，目的“只為了讓楊先生高興一下，也期望物件能有好的歸宿”，楊先生真要“痛下殺手”，讓保姆倒去三里河小區垃圾桶，那也是有顧慮的。所以，這批書信很僥幸就傳了下來，到了“錢楊遺囑執行人”吳學昭手中。待吳整理出版《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之際，又可能覺得若無這批書信添入，份量就太輕了，幾乎沒什么“營養”，“信息量”太低，所以思前想后，錢宋往來書信就這么“擇要”加入了。

圖源：“錢鍾書研究”公眾號

至于書中錢鍾書“酷評”葉嘉瑩那些話，真要認真看，其實不算貶低。要我看，可能還算是高評，因為“頗讀書，亦尚有literary sense”這一句才是真正壓軸的“文眼”所在，此外無非具體的指摘，好比我們日常辦公室悄悄話，“這人不錯，但也有些小毛病，一二三....”，如此而已。熟悉錢鍾書路數的都知道，錢先生品藻學人，最喜歡用的評判標準,是“通”與“不通”、“讀書”與“不讀書”，二者差不多是同義反復關系，《容安館札記》漫天遍地這樣的評語。在他眼中，小15歲的女士葉嘉瑩不僅“能讀書”，還“頗讀書”，此“三語掾”評語若細加籀繹，非但不是貶低，反倒是高贊了：“頗讀書”是不僅勤奮，還讀得“通”了，否則就是“不讀書”，懶且讀“不通”。“老朽之學窮根柢、直湊單微，數千言勝于其數萬言也”云云，也無非作為老前輩，擺擺資格罷了。他還說葉嘉瑩“尚有literary sense”，自然也是難得的夸譽，只不過還得放到錢鍾書的語境中才能理解。要知道，錢從來都認為，對于世間絕大多數文史學人而言，“literary sense”都是稀缺的，所以早年他吐槽“偏是把文學當作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厲害。好多文學研究者，對于詩文的美丑髙低，竟毫無欣賞和鑒別”（《釋文盲》），晚年在給同事盧興基的私信中又挖苦錢穆與陳寅恪“于文學無所解”，想葉嘉瑩的文學認知比錢賓四陳寅恪都高了，如何不是揄揚與賞識？我想多數人只是依文解意，沒有看太懂錢的意思。宋淇回信說，葉嘉瑩著述確實有見解，如此附和其實也很明白了。

實際上，對于彼時行情最好的“海外學人”，包括“漢學家”，錢鍾書向來是不屑一顧的，嘲之為“一東一西，不是東西，直 kitchen middens 而已”。以我涉略所及，錢鍾書對李歐梵反倒是頗欣賞的，可能看中他的誠懇與真性情，還有就是認為余潛山“博而兼雅”，“海外學人當推魁首”，自鄶而下錢先生是真不客氣了。我想，葉嘉瑩在他眼中，應該屬于“還可以”、“勉強湊合”之列，按鍾嶸的分類法當屬“上品”與“中品”之間。總體來說，他似乎認為葉嘉瑩的缺陷還是失之于淺薄，西學是販掠比附，“亦殊淺嘗也”，搞點二手材料與理論，強行“扯湊”中國詩詞，傳統古籍也領悟得不夠深切，終究有些隔膜，所以“終恨賣花擔上看桃李”。這樣的評語算脫離實際的“酷評”或“詆毀”么？我覺得未必。實際上，葉的晚年自傳中，也坦承過，自己對西方文學與文化“不通”，人到中年跑加拿大教書純粹是為謀生，彼時才不得不硬啃英文，“西學”于她委實是半路出家，在錢鍾書眼中不夠精深，不亦宜乎？她的那些詩詞研究，平心而論也多是普及之作，錢鍾書專門提及的“論“常州派”一篇及“王論《紅樓夢》”一篇”，應該都是葉嘉瑩全集中最專業最用力的“學術論文”了，水準與成就有多高，我想學界中人也是有目共睹的。葉生前自評“我沒有什么大的學問，也做不出什么大事來“，未必不是自知之明。從這些點看，我覺得錢鍾書沒有貶低葉嘉瑩，還是青眼有加，惟順帶調侃了這類“海外學人”普遍有的問題。當年，他的清華同學顧憲良評錢為人，說“他是忠實于他的批評的特性的”，此時依然也是如此的。偶爾“應酬”之外，錢鍾書不說謊。

但事情的蹊蹺在于，不知道是否書信“泄密”了，招致了葉嘉瑩的反感，葉曾經罕見地公開對錢鍾書大加批評，而且不止一次。葉這個人是有名的“尊重前輩”，更是真“口不臧否人物”的“天下至慎”，回憶錄中對施暴的丈夫都沒有什么怨言惡語，可對“當世名公”還是“惠過兩次”有交誼的“前輩”錢鍾書，卻發起如此嚴厲的指摘，在葉嘉瑩的生平中都找不到第二例，只能合理懷疑這是她對那些“評語”有所耳聞，不惜反唇相譏了。目前我所見的材料，至少有兩處：一是“眾所周知”的，即2010年的“錢鍾書教授百歲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葉“以八十高齡仆仆風塵來臺參會”，遞交的萬字長文卻是對錢鍾書的“詩”發起總批判，相當于跑“錢學家”場地“踢館”了。這篇論文頗夾纏，欲說還休點到為止，但筆法與論斷還是清楚的：先揚后抑，先客套地稱譽錢詩“用典工夫尤其到家”，但結論卻是其詩水準有限，說是“錢氏”“因性情之故”，思致與博學有余，博大渾涵流暢與自然感會很是欠缺，純以“用典工力取勝”，而且“不免有好議論臧否人物的習慣”，甚至由于缺失家庭“吟詠”的熏陶，沒什么“情韻生動之美”（汪榮祖主編《錢鍾書詩文叢說》，央大2011年版，頁1~18）。說白了，在葉嘉瑩眼中，錢鍾書的詩板滯、說理，沒什么情感，也不堪吟讀，好似一堆用典的文字游戲，這樣的評價還得多低呢？從這樣的表述來看，尤其是突兀地橫插一筆點出錢“好方人”的毛病，我以為葉嘉瑩應該是耳聞過錢的負評的，所以要特地參會，從自己專擅的詩詞評論入手，“還施彼身”。

其實此事還沒有完。近日我翻閱一堆舊刊，發現早在2012年第3期的《中國圖書評論》雜志上，在一篇有關吟詠的訪談中，葉嘉瑩也曾猝然話鋒一轉，批評起錢鍾書的詩來。這段材料似乎從未見人引用過。在這篇訪談中，葉嘉瑩更明確指摘道，錢固然很博學，但“他的詩缺少一種氣韻，古人說詩歌要有氣、韻、神，錢鍾書的詩就缺少那種神韻，缺少情味”，“我推測他一定不是很會吟詠的人”，錢也一定從未受到吟詠的熏習。她還暗示說，錢父錢基博“雖然也是博學多識的學者”，“但是并未流傳下來幾首詩”，其中劍指也是在明顯不過了。按我的理解，葉嘉瑩對錢鍾書最是自豪的舊體詩水準與成就，都評價非常低。只不過她的言辭一慣地克制婉曲，批評起來也是要保持“溫柔敦厚”的風度，不可能很直白表述，那些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就需要讀者如她教我們讀常州詞一般，“思索安排”其“模糊性”，在“不說明具體”的想象空間中，去“猜測作者用心”了。

當然，葉嘉瑩這算是挑針打眼扭曲事實，乃至泄一時之忿的苛評么？老實說，即便葉先生確有那樣的用心，我也不覺得這些批評有多大問題，因為它到底還是在正常的學術討論范圍內，并無不妥。而且，錢鍾書的學問高，但詩水準不夠，似乎也是那一代人的共識。前一段重翻《閑堂書簡》，就又看到程千帆在1995年7月30日致舒蕪信中的那個著名“又及”：“日前得見《槐聚詩存》，真‘王愛好’也。打扮過于精致，似不及冒叔子詩之耐讀也。又絕口不及時事，似在云端里活，天下之至慎，然造語之工，用典構思之巧，老輩不肯為，少年不能為，要是一奇。聞周振甫云，此公臥疾已久，劇時但能以滴管從鼻腔進食，亦謝絕探視，兄諒聞之。”（頁600）再翻找舒蕪1995.8.2的回信，也是異口同聲，說“槐聚詩，用力深巧，誠如尊言，而冒叔子詩則較自然”云云（《碧空樓書簡》頁63）。單從這些隔空對話可知，不滿意錢鍾書的詩，在彼時老輩師道行家中是有默契的，而程舒所挑剔的內容，大抵也就是葉嘉瑩指摘的那些，區別只在于是否公開說出來。

但事實的有意思還不止這些。此番“重讀”，倒是讓我重新審視起蔣寅教授大批錢鍾書這樁舊事來。認真說起來，當今名流學人中，蔣文虎才是批錢最起勁的那位，從1990年到現在，整整30多年，他是逮住錢鍾書就不放，雄文是一篇接著一篇，好似放焰口一般沒完沒了，總之是非要把錢鍾書的“大師”牌位砸碎不可，盡管蔣是錢的后學，且還算是同事。過去我也不是很明白，蔣文虎的那些文章，其實也都是“講理”的，并未見有什么人身攻擊，何以“錢學圈”那些人這么憤怒呢？如今再翻《閑堂書簡》，對照時間線索，似乎也不難理解了。一個，1990年11月，是錢鍾書的八十壽誕，有關部門是要給這位學術權威舉行盛大的慶祝典禮的，可社科院內部刊物《文學遺產》（季刊）卻在這一年第4期，也就是同一月，專門刊出蔣寅的《 <談藝錄> 的啟示》一文，表面上是畢恭畢敬的賀壽，實際是皮里陽秋地要“解構錢鍾書神話”，正如后來他自承的，“覺得錢的學問有他非常樸實乃至笨拙的一面，同時也有俏皮賣弄的一面”，是為此目的而寫；二個，到了1996年11月1日，他又正式發起總攻擊，在《南方都市報》上刊文，滔滔長文頗有““畢其功于一役”的架勢，認定錢絕非“大師”，不過“是個博學的讀書人”，學問“純然是自愉性的”，小說與詩尤其糟糕云云。按他的潛臺詞，錢鍾書不過區區“古典文學專家”，還是個蹩腳的“詩人“，不大入流的“小說家”。

在過去，我也并未意識到此文有多大問題，可一對照程千帆與舒蕪的往來書信，即知1996年11月這個時間點非常微妙，也就是程千帆1995年7月30日對舒蕪通報的信息，錢重病快不行了，“劇時但能以滴管從鼻腔進食”。不僅，錢瑗也是1996年1月后確診晚期脊椎癌入院的。作為錢在社科院文學所的同事，蔣寅不大可能不知道這些內情，以他彼時與恩師程千帆的交流之密，也不容他沒聽說，所以在這樣的時間點發出這樣的“重估（錢）一切價值”的呼吁，似乎也可以說是他有意要刺激重病垂危中的錢鍾書本人，乃至錢楊全家。要知道，1996年可說是錢家最艱難的時刻，一老一少都病倒重癥室，“我們仨”心力交瘁，外界的任何風水草動都可能給他們一家帶去痛苦。在這樣的暗黑時刻，蔣寅教授的雄文發表了，而且特意發在銷量甚大的《南方讀書報》上。在蔣教授的心中，錢家是不會讀到的嗎，亦或者沒有人會告知他們么，我以為不是。當他有意發表，且發在南都時，就要預料到錢家知悉那種情況。從這個角度想，似乎就能恍然大悟，何以“錢學家”們不肯諒解蔣寅了；而我們借此也可以明白，這樣的文章“學理性”再強，也是不厚道的，就如他兩年前在葉嘉瑩“尸骨未寒”之際，就急于拋出“鞭墓”差不多，都是不厚道的。盡管我也承認，蔣先生的才學在當今學界，也是數一數二的，他的那兩本《金陵生小言》與《清代詩學史》（第二卷）至今在我案頭，常讀常新。

當然，蔣寅教授的這個“惡意”，似乎也得看怎么解讀。好的方面講，說明他正直無私，凡事秉筆直書，甚至是威武不能屈，因為1996年那會錢鍾書至少還是他上司，且錢的門生故舊遍布社科院，尤其是他所在的文學所，他這是甘冒不韙奮筆疾書，求得是一個“真理”，不恤人言與人情；往不好處想，就是我前面說的，這是很大的“惡意”，就是要惡心你，因為道理很明顯，“真理”固然不辯不明，但那些議論并非只爭朝夕不可，完全可以放在更合適的時間發布，何必那么著急？這就是說，就“學理”論，他沒有什么問題；可依“人情”來說，這位“古典文學界神一樣的存在的男人”，明顯的不厚道。我記得蔣教授文章曾隱約透露過，他在文學所期間，待的并不開心，尤其是人事方面一言難盡，至于是否與此事有些許關聯，我就不好亂猜了，更無意“編排”素所敬重的大教授，我這是當學林掌故談的。

想程千帆生前，曾一再強調，做學問首要在“文德”，“做學問決不應有山膏式的文風”，其次是“要非常寬容，謙虛大度”，“罵倒了別人，并不等于你自己的地位提高了。這樣除了顯出你自己的淺薄之外，是于事無濟的”，這樣的“師訓”不曉得蔣大師聽進去了幾分呵。

2026.7.12晚，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