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報記者 江 南
啟功先生舊藏敦煌殘卷與國家圖書館藏殘卷被成功綴合(局部)。 資料圖片
經過專家“破案”般的多方找尋、反復比對，30多件殘損的敦煌寫卷終于綴合為一。這些殘卷分別來自中國國家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浙江省博物館以及英國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6家海內外機構的收藏。
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張涌泉展開這幅拼接后3米多長的寫卷，并展示了更多敦煌殘卷綴合的成果：曾被認為丟失的一紙得以復位，與原卷“團圓”；曾經筆畫不全的殘損字也被成功拼合為“完璧”。
一大批拼接綴合后的敦煌寫卷，仿佛穿越悠久的時空重新“活”起來，散落世界各地的文明遺存逐步歸攏、逐漸清晰，重現原本的風采和模樣。
近20年來，張涌泉教授團隊堅守敦煌學研究這個冷門絕學領域，在普查摸清敦煌文獻“家底”基礎上，摸索歸納出一套綴合方法，發現可綴合的敦煌殘卷有1.75萬號以上，目前已拼接綴合上萬號殘卷。
“敦煌殘卷的綴合是敦煌文獻整理研究‘成敗利鈍之所關’的基礎工作之一。早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前輩姜亮夫先生就有此明斷。”張涌泉深情憶及浙江學人與敦煌學的不解之緣，感佩姜亮夫、蔣禮鴻、郭在貽、項楚等前輩學者的探路引領。“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的約7萬號古代寫本文獻，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結晶，也是絲路文明最寶貴的實物遺存。然而，這些珍貴的文明遺存卻大量以殘損和分離的狀態存在，亟待修復和綴合。”張涌泉說。
但“此事至難，欲成不易”，如姜亮夫先生所言，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損裂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況，“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處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倫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設法將其收集一處，方可使卷子復原。”
近年來，隨著各國藏書機構館藏敦煌文獻基本公布，張涌泉教授團隊對全世界已刊布的敦煌文獻進行窮盡性調查和數字化整理，為敦煌文獻建立數據庫，并給其中4000多號未定名殘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敦煌文獻“家底”。有了這一基礎，敦煌殘卷綴合成為可能。2014年，張涌泉教授團隊“敦煌殘卷綴合研究”項目獲批為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2020年，《敦煌殘卷綴合總集》課題又入選國家社科基金冷門絕學研究專項團隊項目。
他們逐步總結出一套綴合方法：先是“類聚”，把同一種文獻或內容相關的文獻分類，再把內容直接相連或相鄰的寫本匯聚在一起；再考察行款書跡，通過比較紙張、書風、行款、字體，比對斷痕、文意、正背面內容，確定殘卷是否屬于同一寫本。
過去敦煌文獻整理往往只能就所見一件或幾件文書鉆研，可以做到“探深井”，很難“觀全景”。張涌泉說，以往局部的、點式的整理研究就像“挖寶”，缺少整體把握。而經過近些年大規模的綴合工作，拼接綴合上萬號殘卷，整理研究逐步轉向對寫本群的研究，不僅糾正了前人在定名、斷代、真偽鑒定方面的疏失，還為破解敦煌藏經洞性質之謎提出全新觀點。
2025年，項目第一批成果結集為《拼接絲路文明——敦煌殘卷綴合研究》出版。匯集更多學術成果的《敦煌殘卷綴合總集》也在孕育之中。
更為可貴的是“出成果”與“出人才”相輔相成。張涌泉先后吸收大批學生加入科研團隊，指導他們在科研實踐中增長才干。“除團隊核心成員外，參加本項目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已有六七十位，他們畢業后分別到各地院校工作，有的已成長為高校的學術領軍人才。”張涌泉說。
近年來AI(人工智能)迅猛發展，也給學術研究帶來深刻影響和改變。在浙江大學，吳飛教授帶領的AI團隊與張涌泉教授團隊合作，近幾年已在“AI+文獻學”“AI+考古學”等領域展開新探索。
張涌泉感慨，迄今為止，他和團隊的成果主要靠“人腦”，要一個一個卷子翻閱、比對，要花“笨功夫”，甘坐“冷板凳”。“我們期盼所有公私收藏機構盡快公布所藏敦煌寫卷，也期待AI給敦煌學研究插上智慧的翅膀，助力敦煌殘卷綴合。”張涌泉說。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13日 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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