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分辨嗎？美國人工智能冒充候選人，跟人聊警務改革

人工智能驅動的平臺正在訓練機器人，讓它們在短信中模仿政治候選人的語氣，同時與成千上萬名潛在選民展開個性化對話。這些機器人還會收集數據，了解每名選民希望民選代表關注什么，并據此調整未來的競選信息。阿基利恩公司首席執行官亞倫·希克斯表示，這家公司提供人工智能平臺，允許用戶運行自己的大語言模型或機器人，而他目前的許多客戶都在競選公職。

希克斯說：“我們的目標是把麥克風重新交還到選民手中。我們讓代理機構和政治競選團隊擁有一個經過訓練的人工智能員工，能夠圍繞警務改革、教育或稅制變化等問題來回交流并回答提問。”

在更廣泛的政治短信行業中，一些人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選民問題、收集其關切數據的能力，將給競選活動帶來革命性變化；也有人表示，政治短信本身就是一種效果有限、又惹人煩的工具，加入人工智能也不會改善這一點。盡管很難確定本輪選舉周期中究竟有多少競選團隊在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向選民發短信，但專家表示，共和黨人在適應人工智能方面快于民主黨人。

共和黨策略師、非營利機構“競選創新中心”主任埃里克·威爾遜說：“我認為，這會讓競選活動更具互動性、反應更快，也更個性化。”該機構鼓勵保守派競選團隊采用新技術。他還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幫助競選團隊以更少資源做更多事情”。

威爾遜說，幾乎在所有情況下，發給選民的第一條短信都由人工撰寫并發送。只有當收件人開始互動后，人工智能才會介入。人工智能短信平臺“康沃斯”首席執行官湯姆·卡羅爾說，冗長政治短信的時代已經結束。康沃斯會引導競選團隊及其機器人先說一句話、做自我介紹，然后提出一個問題，以此開啟對話。

卡羅爾說：“我們提供的，是你見過最出色的志愿者。他們會在30秒內回復，支持任何語言，并直接切入對方提出的問題。”卡羅爾表示，康沃斯去年上線，曾協助10場政治競選。今年他們的目標是服務100多場競選；截至目前，已完成大約一半。

專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短信業務的維克托政治咨詢公司合伙人馬蒂·桑塔盧西亞說，機器人在調動選民參與方面表現突出，“有些情況下，人們會和我們的代理聊上幾個小時”。大約有5%至10%的人會回復短信，而其中約10%至20%會持續互動10條以上。

桑塔盧西亞說：“我們今年已經發送了250萬條短信，并進行了超過20000到30000場對話。我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傾聽選民聲音。”

點對點短信平臺“皮爾利”首席執行官喬希·賈斯蒂斯說，政治短信市場在2020年大幅擴張，當時候選人正苦于難以在基層層面與選民建立聯系。隨著固定電話逐漸退出，真人電話和電話動員的作用減弱。上門拉票也因人們越來越不愿給陌生人開門而顯得過時。而在社交媒體上，候選人與選民之間的關系又掌握在科技平臺手中。

賈斯蒂斯表示，今年每一場眾議院或參議院競選都會發送短信，因為這是少數幾種能夠大規模直接觸達選民的方式之一。短信會留在選民手機里，也不必和算法爭奪注意力。

賈斯蒂斯和其他傳統政治短信公司的從業者表示，他們對生成式人工智能用于政治短信存在倫理擔憂。他說，人工智能可以用于數據分析，或為志愿者提供指引，但競選團隊應當在第一時間明確告知選民，他們正在與具有說服目的的機器人交流。

賈斯蒂斯說：“我不認為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與選民溝通在倫理上站得住腳。你可以加上免責聲明，那會好很多。但那也違背了大家一開始這么做的目的。”

他尤其擔心，在規范人工智能的法律仍在逐步建立之際，競選團隊就已開始使用這類工具。在北達科他州和加利福尼亞州，競選團隊必須在第一條信息中告知收件人，他們正在與虛擬助手對話。在新澤西州，競選團隊可能很快也必須披露，何時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向選民提供與選舉相關的信息。

為進步派提供基層組織和籌款技術服務的“贏得規模”公司聯席首席執行官內森·里夫金說，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風險大于收益，其中包括聊天機器人可能提供錯誤信息。

里夫金說：“你也可能誘導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說出相當可怕的話。如果這些話是以候選人的口吻說出來，后果可能會很糟。”

向政治候選人銷售生成式人工智能短信服務的科技公司表示，他們的客戶并不熱衷公開談論此事。維克托政治咨詢公司的桑塔盧西亞說，部分原因是候選人不愿分享自己的“獨門秘方”。他也承認，另一個因素在于，“公眾最終會如何看待這項工具，目前仍非常模糊”。

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顯示，民主黨人對政府有效監管人工智能的能力，信心低于共和黨人。桑塔盧西亞說，民主黨競選團隊對嘗試新技術更為猶豫，而共和黨競選團隊在實驗新工具方面更積極。

威爾遜負責培訓共和黨競選策略師和候選人如何采用人工智能。他表示，兩黨競選團隊之間的差異，可能與圍繞人工智能的兩類政治爭論有關——其環境足跡，以及它對勞動和工會的影響——而這兩類議題都更不利于民主黨政治。威爾遜說：“右翼這邊沒有這些包袱。我們關注的是，如何用手頭的工具贏得選舉。”

44歲的斯特凡妮·帕蒂去年從智利搬回俄亥俄州克利夫蘭，也正是在那時，她開始不斷收到政治短信。這些短信往往帶有“標題黨”意味，有時一天多達5條。她說，這讓自己“非常、非常煩”。帕蒂說：“你根本分不清這些短信到底是誰發來的。即便我是在和一個聲稱能提供有用信息或個性化信息的人工智能對話，我也完全不知道另一端到底是誰。”

幫助民主黨采用數據和數字營銷技術的政治類非營利組織“競選科技”聯合創始人兼主席杰西卡·奧爾特說，數據顯示，政治短信過去確實有效，但后來因為過度使用而被濫用了。

奧爾特表示，短信在提高投票率方面仍可能有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短信或許也能提供幫助，但人工智能最適合做的，是尋找新的、可衡量的方式與人們建立聯系。奧爾特說：“我認為，人工智能最不適合做的，就是去挽救那些人們本來就討厭的渠道。”她指的是政治競選短信。“它更適合用來尋找新的做事方式，尋找新的觸達人群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