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到來之前，誰統治了印度洋上千年？

在西方殖民者揚帆遠航之前，印度洋早已是一派繁忙。

公元9世紀，一艘東南亞水居民族打造的商船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沉沒，千年后重見天日時，船艙里裝著六萬多件中國長沙窯瓷器，還有暹羅的陶器、馬來半島的錫礦、中東的水晶。這艘沉船不過是印度洋黃金時代的一個切片。

泰國歷史學家迪達·沙拉雅在新書《印度洋史》緒論中談道，本書主要以沉船考古、碑銘文獻與港口遺址的互證，勾勒出一幅多元主體共同編織的海洋貿易圖景。這里沒有單一的王者，只有隨季風往返的泰米爾商人、武裝護商的“社拉尼”聯盟、將航海技術與宗教網絡一同植入港口的阿拉伯商團。佛教僧侶既是求法者，也是香料與藥材的跨區域貿易中介；宗教需求與商業利益始終糾纏共生。向我們展示了，公元1至14世紀，印度洋并非蠻荒水域，而是一個由亞洲人自己主導的、秩序井然的全球貿易世界。

緒論

印度－東南亞海洋史輪廓（節選）

文 | （泰）迪達·沙拉雅

中國方面，唐代被認為是中國陸上貿易的鼎盛時期，海上貿易的鼎盛時期則被認為是在宋朝時期，但我們很難在這兩種貿易之間劃清界限，因為從一開始兩者之間便存在密切的關聯，商貿的發展使世界市場對中國商品的需求日益增多，已經不局限于以往的絲綢，中國陶瓷出口也并非從宋朝才開始，在此很久以前便已經開展，與此同時中國對外來商品的需求量也不斷增加。

在印尼勿里洞島一帶發掘的阿拉伯沉船中發現了六萬余件中國陶瓷，其中一枚碟子上記錄的生產時間是公元9世紀的唐朝時期，可見唐朝不僅在陸上絲綢之路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同時也努力推動中國陶瓷在海上貿易的發展。

據考古學家考究，勿里洞島一帶的沉船構造比較特別，是東南亞本土打造的船只，來往于爪哇和蘇門答臘島之間進行貿易。船內發現的金屬合成物具有蘇門答臘島印度教－佛教文化藝術風格，除中國陶瓷以外，船上的商品還有來自暹羅國的瓶子和水壺、馬來半島的錫礦、來自中東地區的陶器和水晶，充分顯示這一帶海域在東西兩地海洋貿易航線上的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以前，中國政府從海上貿易獲得的收益并不可觀，沒有十分明顯的相關記載，公元1000年以后，才逐漸增多。王賡武教授指出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之期是中國海上貿易發展新時期。中國政府從海上貿易獲得的稅收開始增加，至公元11世紀，稅收總額已經超過唐朝的2—3倍，公元12世紀稅收額再增長20％。趙汝括記錄了公元13世紀中國海上貿易的情況，與中國開展海上貿易的商人來自世界各地，包括阿拉伯人、猶太人、印度人、泰米爾人、馬來水居民族等，充分體現了當時中國海上對外貿易的繁盛。

但有待考究的是：中國海上陶瓷貿易及中國商人直接參與海上貿易究竟是何時開始的?

東南亞水居民族在中國南海貿易的發展興盛過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其歷史可以追溯到馬六甲海峽航道開辟初期至公元14世紀。中國初期歷史文獻記載中提到中國南部水居民族“百越”(有水居，亦有陸居)及印度人在南海中的貿易活動，這些商人是東南亞海域諸島(印尼)水居民族與中國內陸地區開展貿易往來的中間商，其中重要的貿易港口被稱為“扶南”。但漢朝的陶器以及來自印度的產品卻在泰國考三繳山一帶被發現，在爪哇島和巴里島沿岸亦發現了同時期的印度產品，以此論之，公元世紀初中國尚未直接參與中國南海中的海上貿易，而是依靠其他民族開展對外貿易活動，直至馬六甲海峽航道被開辟。

馬六甲海峽航道開辟后，曾為貿易中心，控制從東南亞海域前往中國的貿易航線的扶南逐漸喪失中心地位。雖然我們不清楚該航道開辟的確切時間，但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紀左右，該航道貿易船只往來繁盛，中國高僧法顯在往印度求佛的歸途中較詳細記錄了通過該航道進入東南亞海域的情況。它的開通促進了該海域內民族的貿易意識，也為中國參與南海貿易開辟了新的道路。Ｏ. Ｗ. 沃德爾教授的研究中提到在馬來半島南部，靠近蘇門答臘島西部的地方有一個叫“歌營”的港口城市，是進入馬六甲海峽航道的必經之路，成為印度洋商船及東南亞海域商船的商品轉運至中國的集散中心。

據文獻記載，歌營是“蠻人”之地，人口眾多，勢力強大，本土和外來商品種類繁多，有檳榔、珍珠、黃金、琥珀、玉等。距歌營約8000里的地方還有一個港口叫“姑奴”，人口超過10000戶，商客云集，港口內常駐商船達上百艘，商品市場內往來的商販有上萬人，不分晝夜，鼓聲、號角聲熱鬧非常，這些人的穿著打扮與中國人一樣。

若從東南亞大國勢力起伏變化的角度看當地貿易發展，那各國在權力爭奪過程中或外來勢力入侵情況下所產生的權力真空時期，其貿易活動是否也一樣進入真空時期? 部分歷史學家在歷史研究過程中往往以權力爭奪為主線對當地民族的活動進行考究，而歷史事實所反映出的真相卻是世居民族的活動才是促使當地局勢發展演變的根本基石，大國間的權力爭奪以及外來勢力的影響僅是其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變量，讓當地歷史發展脈絡更加顯而易見罷了。 如馬六甲海峽航道的開辟使更多的中國商人參與到南海貿易中，扶南、占婆的貿易中心地位亦發生改變。

我們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商人的到來不僅促進了當地民族貿易的發展，也推動了當地水居民族在政治、經濟上的結合，城市化更加明顯。因為在香料、陶瓷貿易進程中并非只有中國、印度這樣的強國獲得利益，室利佛逝國諸島水居民族亦從中獲得可觀的利益。

印度與東南亞海域開展陶瓷貿易的歷史可以追溯至公元世紀初，在泰國考三繳山一帶發掘出印度的金絲陶、北方黑色拋光陶器及用南印度瓷土制成的羅馬式輪紋陶器；越南峴港發掘的半月形印章，在爪哇、巴里島等地也有發現。

但大規模的陶瓷貿易是在約公元9世紀，唐朝時期前后才興起的，在印尼勿里洞島一帶沉船中發現的六萬余件陶瓷中，有一部分是湖南長沙出產的，此類陶瓷在馬來半島素艾哥洛、馬斯喀特、吉打等地，泰國達古巴、廉頗海角及一些海島上的古文物遺址中也有發現。

另外，在爪哇島海域發掘的沉船中發現了不少于十萬件的中國陶瓷，其年代約在公元13世紀，大多數是福建地區生產的日常使用的陶瓷。

部分考古學者認為，室利佛逝國時期是中國陶瓷貿易興盛時期，現今印尼巨港西部一帶便是當時中國陶瓷貿易中心。考古學者在巨港一帶還發現大量的百越民族，唐、宋、元時期，以及西亞民族的陶瓷。

宋朝的陶瓷出口量尤為巨大，朱彧在《萍洲可談》中記載當時商船所運載的陶瓷美麗、繁多，船艙被壓滿以至于幾乎無縫隙。中國陶瓷成為東南亞海域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哥打西納是當地宋朝陶瓷貿易的中心，并跨越馬六甲海峽，尤其是彭加蘭布秧地區，考古學者在當地發掘了大量的宋朝陶瓷。除中國陶瓷外，其他國家和民族的陶瓷在東南亞海域貿易中亦占有重要地位。

許多學者認為，東南亞當地民族的陶瓷不僅擁有悠久的歷史，還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如當地海域發掘的最古老的沉船之一“笨珍沉船”上發現的被稱為“Fine Paste Ware”的白色薄瓷，是泰國南部一帶出產的陶瓷，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紀，新加坡海域一帶發掘的同類陶瓷亦可以追溯到公元14世紀。

泰國陶瓷是中南半島地區最受市場歡迎的陶瓷，尤其受東南亞海域的消費者歡迎。公元14—15世紀時期菲律賓和蘇拉威亞島上的民族就流行使用泰國陶瓷，越南的陶瓷則多流行于東爪哇的德羅勿蘭一帶。公元15世紀左右，琉球商人是阿瑜陀耶王朝陶瓷出口的重要中間商，日本沖繩一帶的商人也常將泰國素攀府一帶及緬甸馬達班灣一帶的陶瓷販運到日本諸島。

由此可見，雖然中國陶瓷在東南亞海域貿易中占據重要的位置，但本土陶瓷貿易仍得到了發展，甚至逐步替代中國陶瓷，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的消費品。

泰南北大年一帶生產的“Fine Paste Ware”是其中代表。 北大年是東南亞當地重要的陶瓷貿易港口之一，其繁盛不亞于室利佛逝國的哥達西納港，是中國與爪哇島海域商船往來線上的重要停靠港。 公元15—16世紀泰國阿瑜陀耶王朝發展成為東南亞重要的陶瓷生產銷售國，考古發掘出這一時期的沉船中發現大量來自泰國沙旺加洛、素可泰、信武里一帶生產的陶瓷，其數量相對其他地方產的陶瓷要更多。

以上所述充分體現了東南亞海域在中國南海貿易與印度洋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但這樣的貿易格局在中國明朝成為海洋強國后發生了改變，印度與中國明朝之間極力劃分雙方在海洋貿易中的勢力范圍。

唐朝時期至公元14世紀是中國海上貿易的黃金時期，東南亞海域及南印度諸王國派遣的進貢使團紛紛開赴中國。部分學者認為，這一時期印度本土貿易出現衰退現象(與朱羅王朝和商人會館貿易的持續擴展相反)。 此時期較為突出的特點是，中東地區的穆斯林商人大量進入印度洋、東南亞海域及中國等地進行貿易并定居，在多地形成穆斯林商人聚居地。穆斯林商人在南印度馬拉巴爾海岸、科羅曼德爾海岸一帶建立了相對穩定的聚居部落。

公元5世紀后，馬六甲海峽航道商船航行日益增多，該海域與印度洋、中國及諸半島之間的貿易往來也日益頻繁，至公元7世紀，室利佛逝國中央集權加強，公元13—14世紀開始衰落，滿者伯夷國興起。筆者認為，這一時期中國元朝的擴張活動與中南半島及東南亞海域內的村落和王國的演變不無關系，其內在演變充分體現了東南亞地區水居民族與陸居民族的覺醒。

公元13世紀是蒙古人權勢最強盛時期，成吉思汗將蒙古汗國版圖擴大到東歐地區，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的帝國，持續近兩個世紀。蒙古人控制中國后，從中東地區遷徙大量穆斯林到中國定居，并給予他們生活優待及高官厚祿。元朝時期，新的跨洋和跨區域貿易路線不斷被開辟，波斯－阿拉伯商人借機把中國發展為自己的貿易基地，廣州一帶有大量的穆斯林商人定居。宋末元初，泉州市舶司蒲壽庚是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后裔，專掌宋元海外貿易。 而公元12世紀，穆斯林商人也基本控制了北印度地區的商貿活動，公元13世紀后期，德里蘇丹國占領古吉特拉和摩臘婆一帶地區，使北印度眾多商人轉而信仰伊斯蘭教。至此印度穆斯林與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得以主導東西方世界之間的海上貿易。

公元1283—1295年，元朝入侵柬埔寨、占婆、緬甸、爪哇、蘇門答臘等古國，使東南亞部分地區出現權力真空，部分王國勢力亦開始衰落。室利佛逝國失去馬六甲海峽航道控制權后，蘇門答臘島北部一帶的小國開始強勢起來，并努力從國際貿易中尋求利益，這些小國有:蘇木都刺·巴塞、波臘克、德里、亞齊等。滿者伯夷與占婆的勢力也開始衰落，使得泰國阿瑜陀耶王朝得以向馬來半島擴張(可以說是阿瑜陀耶王朝對室利佛逝國在馬來半島勢力的衰落有間接的影響)。縱觀東西方世界政治、商貿局勢的演變，可見當時佛教、印度教地區和國家的勢力逐漸衰落，而穆斯林商人的興起及穆斯林商貿網絡的擴展則使伊斯蘭教的影響力得以不斷擴大。

研究發現，亞洲地區確實存在獨特的經貿體系和模式，印度洋貿易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其重要基礎是印度海岸沿線的港口城市貿易網絡，逐漸擴展至與歐洲地區毗連的西亞、東南亞海域諸島、菲律賓、日本、朝鮮半島等。

中國、印度在這一貿易體系與模式中占據主導地位，是重要的商品生產和消費國，穆斯林世界雖主要在西亞地區開展活動，但也極力進入印度洋和東南亞海域進行貿易。本書所體現的亞洲獨特的經貿體系和模式特點就是印度洋與東南亞海域沿岸港口城市居民和商人的經貿活動演變過程。

以泰米爾人(水居民族和陸居民族)的活動最為明顯，其經貿活動甚至突破了南印度種姓制度的束縛，尤其是與沿岸港口城市演變密切相關的手工藝人，如恒河流域內的部分陶器手工藝人，從工人發展成工廠業主，擁有500家陶器生產工廠，同時從事產品運輸生意。泰米爾商人資本的積累和增加得到多方面因素的支持，尤其是村落、城市不斷發展帶來的機遇，以及當地商人、手工藝人聯合形成的商貿組織或稱為“社拉尼”的影響。

這些商貿組織包含了不同族群、不同階級、不同職業的生產力群體，它不僅是貿易中間商，更是經營者，甚至建有武裝力量或軍隊，在擴張貿易的同時也與當地政權共同保護自己的部落。 泰國南部發現的達古巴碑銘記載，帕拉瓦王朝的軍隊曾與馬尼卡拉姆商人組織，一同為新建的部落開鑿水井和建設水利工程。此外還有碑銘記載，公元11世紀商人組織建議泰米爾人軍隊攻占斯里蘭卡，以占有當地的貿易港口。

部分泰米爾商人組織在公元9世紀時已經相當強盛，從水陸兩地開展遠程貿易。阿雅羅維商人組織的貿易網絡覆蓋朱羅王朝中心區及德干高原，該組織的成員大多數是社會上有名望的商人和祭司階層，主要成員被稱為“阿雅羅維500賢商”。大多數商人組織的思想觀念均較為國際化，與印度《奧義書》中拒絕欲念和脫離世俗的思想大相徑庭。 部分碑銘頒布了商人的德行準則，“Visa-Bananju-Dhamma”碑銘寫道:“在四方六洲，良好的德行將保護在所有地方的除皇帝和神仙以外的商人。”阿雅羅維碑銘中也寫道:“昂首勇敢與病魔斗爭，不畏暴惡與猛獸，捋日摘月到地球上來，敢在濕婆神面前發言，敢聽取梵天的怒吼和嬉笑，敢抵抗烏瑪女神的怒氣，我們作為商人不曾失敗……祝愿我們都富裕和幸運。”

亞洲經貿體系和模式形成所帶來的重要影響是各海域內出現了地方性自由民間商人活動，并成為當地重要的經濟力量，即使是歐洲殖民者在亞洲擴展勢力時代的初期，實力較強的商人仍在印度洋沿岸各個港口城市擁有自己的商品代理網點。這些自由民間商人包括印度教徒商人、阿拉伯穆斯林商人、印度穆斯林商人、中國商人(包括穆斯林商人)，以及馬來商人等。

考古中發現的14世紀后的諸多證據均可以證明這一點。 古吉拉特一帶是當時印度重要的商品生產和進口地區，尤其是棉布，其貿易網絡覆蓋孟加拉灣一帶，許多穆斯林商人便是從這里進入亞齊經商的。 古吉拉特商人是當時前往印度貿易的外國商人最大的競爭對手，他們以社區的形式聚居，擅于經商，資本雄厚，其影響力覆蓋整個印度洋海岸，公元17世紀蘇拉特城在古吉拉特商人的經營下逐漸壯大，取代坎貝城的商貿地位(即使該時期有許多歐洲商人前來貿易)。公元1700年印度洋貿易總額達到1600萬盧比，其中歐洲殖民者僅占150萬盧比。這些古吉拉特商人是印度教商人，被稱為“巴尼雅”，其貿易網絡擴展到了菲律賓、俄羅斯一帶。孟加拉灣一帶的穆斯林商人既有本土的穆斯林也有來自波斯的穆斯林，其重要貿易中心是默蘇利珀德姆。

公元17世紀，在當地具有顯著地位的商人是一位波斯－阿拉伯商人，他控制著科羅曼德爾海岸一帶的貿易，據稱他是高康達蘇丹的大臣，擁有自己的商船，貿易網絡覆蓋整個印度洋和東南亞海域地區，包括蘇拉特、孟加拉灣，泰國阿瑜陀耶，亞齊、馬六甲、斯里蘭卡等。 當然，科羅曼德爾海岸的商人貿易也非常頻繁，其貿易網絡覆蓋孟加拉灣、緬甸、若開邦、勃固一帶。印度洋東西兩岸民間世居商人擁有較強的影響力和雄厚的資金，被歐洲商人稱道。一位名叫威爾吉的耆那教商人在蘇拉特城經營多方面的商貿活動，是有名的錢莊主和船主，批發和零售商品，甚至向歐洲商人放貸。 他的重要合作伙伴是科羅曼德爾海岸一位叫喀斯的商人。喀斯掌控著科羅曼德爾海岸中部一帶所有的商貿活動，是當時歐洲商人在印度洋從事棉布貿易的供貨商，他的商船與中南半島及東南亞海域有密切的商貿往來。

有人可能會質疑以上論述的歷史事實與本書所研究的時間范圍(從公元世紀初到公元 14世紀)相距甚遠。 但我們不可否認這些地區民族的經貿活動和意識，在許多歷史事件的發生和演變中留下了印記，且穆斯林商人的興起是伊斯蘭教在公元7世紀隨商貿活動傳入印度洋海域的直接動因，東南亞海域中的中國商人聚居地亦開始發揮其重要作用。 中國商人的商貿活動在馬六甲海峽航道開通后進一步向南洋擴展，與陸上絲綢之路、印度洋與東南亞海上貿易路線有密切關系，使得陸上貿易路線與海上貿易路線形成相互連通的貿易網絡。

中國海上陶瓷貿易的興起是其重要發展見證。陶瓷貿易需要大型的貨船運輸，普通陸地商隊運輸能力無法比擬，這樣的陶瓷貿易不僅給中國政府創造了巨額利潤，也從室利佛逝國時代起便為東南亞海域的水居民族和陸居民族開拓了更廣大的商貿市場及商品生產地，促進當地某些城市或島嶼成為中國陶瓷及其他商品的重要貿易中心，如蘇門答臘島上的哥打西納等。

BOOK

推薦圖書

《印度洋史》

（泰）迪達·沙拉雅著，覃鴻波譯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5月

一部全景展現印度洋文明發展的歷史著作，以水居民族的跨洋流動為線索，再現公元 1—14 世紀亞洲海洋貿易的黃金時代。借助泰米爾商人的航海日志、馬來半島的遺址碑文、中國瓷器的沉船遺珍等史料，結合考古發現，本書還原印度洋及其相鄰海域的商人、商團如何共建跨文明貿易網絡，揭示室利佛逝、朱羅王朝等政權的興衰如何塑造全球早期貿易格局。書中以全球視野展現了貿易與宗教的共生，重構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真實樣貌。本書不僅證明了印度洋作為東西方文明交匯樞紐的歷史地位，也為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歷史文化根基提供了新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