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真的有毫不費力的愛情嗎？

《倫敦生活 第二季》

古往今來，無論在哪一個年代，人類都從未停止想象和創造關于愛的故事。從詩歌、小說到電影、音樂，愛無處不在。無人不向往愛，并相信愛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賦和本能。

然而，在那么多關于愛的浪漫幻想和美好敘事中，在那么多前人總結的關于愛的道理與箴言中，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告訴我們那個重要的關于愛的真相——事實上，毫不費力的愛幾乎不存在。

愛從來不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天賦，恰恰相反，愛是一種辛苦的勞作，是每個人需要終生學習和修煉的課題。而這也正是倫敦著名精神分析師斯蒂芬·格羅斯在《愛的辛勞》中提出的重要觀點。

“關于愛——愛誰、愛什么、為什么愛——我們常常欺騙自己。但我們也有破除自欺的能力。愛的辛勞是我們要看清自己與所愛之人必須付出的勞作，是我們試圖融入真實世界的努力。”

書中，斯蒂芬·格羅斯運用精神分析，與來訪者共同潛入幽暗的潛意識叢林。在十幾個真實的咨詢故事中，在形形色色的愛的困境中，斯蒂芬帶領著來訪者鼓起勇氣去看清他們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欲望、恐懼和那些未愈合的傷口。

沒有人能逃避愛的辛勞和痛苦，在以下的文摘中，我們將會發現，即使是精神分析師們自己，也無可避免要經歷這一切。但恰恰是愛的辛勞和其中痛苦的那一部分讓我們更接近真正的愛，也更接近一個完整的自我。

本書原版在出版后廣受關注和贊譽，作者斯蒂芬因其契訶夫式的文學寫作手法和對人心犀利精準的洞察被譽為“契訶夫與奧利弗·薩克斯的合體”“人類情感的桂冠詩人”。

或許沒有一本書比“愛的辛勞”這四個字更簡潔明了直抵愛的本質，而每一個讀完本書的人都將深刻領略這一書名的深意，并重新矯正我們心中關于愛的定義。

下文摘自《愛的辛勞》第五章 聯結

斯蒂芬·格羅斯 著

01

成為朋友

我第一次見到蘇珊·沃爾夫和科拉·西斯金是在1990年7月，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某個歐美精神分析師小型雙年會。六年來，在科克、哥本哈根、昂蒂布和格拉斯哥的四次會議上，我有幸結識了沃爾夫夫婦，即蘇珊及其丈夫保羅，還有西斯金夫婦，即科拉及其丈夫馬丁。那時我40出頭，未婚，是獨自出席的上述四次會議。

這次會議的每場研討會都由八名精神分析師組成，其中四人來自美國，另四人來自歐洲。我們代表著不同的精神分析學會、不同的臨床傳統。研討會的目的是讓我們每個人了解到別人的工作方式。

議程很簡單：每位與會者展示一段正在進行中的分析工作（經匿名化）——復述患者的生活史，描述精神分析的過程，然后朗讀一份近期面談的“他說，我說”記錄，供小組討論。

由于航班延誤，科拉錯過了第一個報告，但她在午餐后加入了我們組。她穿著深藍色套裝，金發在腦后盤成一個整齊的發髻。她的矜持讓她顯得有點古板，更使得她的臨床報告出人意料。

《婚姻生活》

科拉在發言席上就座，分發了她將要報告的面談文稿，把自己那份放在一邊，身體前傾，開始了發言。她講的是自己與一位30多歲的男性患者的合作，她稱他為約翰·斯密。

這位患者是位聰明又熱心腸的成功人士，卻無法建立任何有意義的情感依戀，盡管他自己對此幾乎沒有意識。他游走在不同女人之間。他帶著一種沉穩、理性的氣度，但這種假性成熟的代價是他喪失了與自我和他人的所有真實情感接觸。科拉說她覺得他是個“空心人”。她的語言很有感染力。

在她讀出來的這次面談中，斯密先生以他慣用的抽象方式講了他女朋友和他分手。科拉沉默不語。最后，她說：“那你覺得我什么時候才能見到約翰？”患者聽得一頭霧水。她讓他繼續混亂了一會兒，然后說：“你跟我說話的樣子好像咱倆是同事：兩個精神分析師在討論一個患者，他叫約翰·斯密。如果我要幫到他，”她接著說，“我需要他來到這個房間，把他的煩惱帶到我這里來。”停頓良久，她補充道：“我們是在聊約翰，但我需要和約翰聊。”這番話如電流一般擊中了患者。

在討論過程中，蘇珊、科拉和我開始結成一派。小組中的人大多專注于討論斯密先生的診斷。而我們仨關心的則是面談的氣氛：他是如何保持距離的，以及為什么。蘇珊指出，患者的精神病理多種多樣，但有些人會有一個共同特征：他們在扮演患者。她問，我們如何才能觸及一個不愿意把自己帶入精神分析的患者？

當晚，我們齊聚在酒店的小餐廳。我見到了蘇珊的丈夫保羅，他是一名美食記者和食譜作者，在紐約出生長大，身材魁梧、開朗直率。他跟我聊他們的三個青春期子女，還有他如何因減重而無休止地掙扎。我一下子就喜歡上了他。

科拉的丈夫馬丁也來了。盡管他是一名精神分析師，并在紐約大學精神病學系任教，但他沒參加這次會議。我問他如何打發時間，他告訴我他并沒有做什么——只是閱讀、在南海岸徒步了一段；還雇了一個釣魚向導，在李河上飛蠅釣魚釣了一整天。馬丁給我的印象是心地善良且干練務實。我覺得他很可能是個一流的精神分析師。

蘇珊和丈夫最近在布魯克林買下了一棟褐石屋。科拉和丈夫還有兩個十幾歲的女兒住在上西區。雖然蘇珊和科拉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她們在不同的機構受訓，分屬于不同的精神分析學會，風格也全然不同。

1992年，此前參加了科克會議的人也受邀前往哥本哈根參加下一屆歐美臨床會議。為了與會議宗旨——學習來自其他傳統的精神分析師如何工作——保持一致，蘇珊、科拉和我被安排在了不同的研討會。但凡有機會，像是茶歇、用餐時，我們就會找對方。一天的會議結束后，我們也待在一起。如今我已記不得我們都聊了什么，只記得我們一有時間就在一起。

《愛在午夜降臨前》

兩年后，在昂蒂布會議的第一個晚上，也就是蘇珊做臨床報告的前一晚，我在酒店大堂遇到了她。她說她擔心自己的報告不是很好，問我能不能幫她看一下。

她的患者很棘手，是一名抑郁、有自毀傾向、與母親糾纏不清的23歲女性。蘇珊的這位患者似乎希望精神分析失敗，她母親也是如此。在一次交流中，蘇珊溫和地向患者解釋說，她可能想把自己的精神分析搞砸，好讓自己和母親放心，能幫到她的人只有她母親。這時，患者開始哭，這讓蘇珊有了機會與她談論成長的悲傷。

蘇珊的臨床工作非常出色，我也是這么告訴她的。她又一次開始對我說她對自己感到失望。而后她停了下來。她敏銳地意識到，她的失敗感可能與這位患者有關。

“她是個完美主義者，”蘇珊說，“她可能想看看我是如何應對麻煩的。”她的洞察力令我欽佩。她一邊給自己寫筆記，一邊說：“我必須記得提出這個觀點：我的失敗可能是有價值的。看著你的精神分析師接受自己的局限、承認失敗，也可以有用。”蘇珊給了我一個擁抱。

我們在會議所在酒店街對面的一家酒吧找到了其他人。那天晚上，我們每個人都聊了自己的童年、父母和生活。我告訴了他們最近和女友剛分手。科拉問我想找怎樣的妻子。我說：“一個可以在離婚時也體體面面的人。”大家都笑了。我告訴他們我不是在開玩笑。“我想要的人要在最壞的情況下也會盡其所能做個好人：公允、善良。”

這一切發生時，電子郵件還需要好幾年才會成為人們保持聯系的常用方式。我們幾乎不打電話或發傳真，也沒在各次會議之間見面，但六年后，我們感情依舊。我們五個已經成了朋友。

02

分崩離析

接著是格拉斯哥會議。

會議的第一天是個星期六，早上，我在酒店大堂看到蘇珊正在查看當晚晚宴的座位安排。她抬頭看見了馬丁，問他：“咱們為什么不是坐在一起？”

馬丁面無表情地看著她。“想知道為什么，去問你丈夫。”

蘇珊去酒店房間找保羅。保羅告訴她，在過去的兩年里——自上次昂蒂布會議之后——他一直與科拉有染。

《午后之愛》

蘇珊沖了出去。她找到了科拉和馬丁的酒店房間，見科拉一個人在，便和她吵了起來。蘇珊對科拉說，她們需要談談。兩小時后，她們在離酒店幾條街遠的一家咖啡館碰了面。

那天晚上，馬丁·西斯金和沃爾夫夫婦都沒有出席晚宴，只有科拉和我來了。她說，她并沒有想讓蘇珊在這次旅行中或以這種方式得知這件事。她沒有告訴我馬丁是怎么發現的，我也不愿意問。我們聊天的大部分時間，科拉都在復述那天和蘇珊的爭吵，一遍又一遍地重復著她們對彼此說的話。第二天即周日的早上，蘇珊跟我講了她的版本。她倆的說法基本如出一轍。

接著會議就結束了。周日傍晚，我坐火車從格拉斯哥返回倫敦。五個小時的旅途中，我大多數時候都在盯著窗外，腦海中循環播放著她們的對話。天黑后的某個時刻，我做了在我迷茫時常做的事。我打開筆記本，把一切都記了下來。

03

“如果你必須傷害他們才能成為自己，那就去做”

科拉走進咖啡館時，蘇珊已經坐在桌邊，她戴著太陽鏡，面前擺著一杯咖啡。

蘇珊第一句話就給了科拉一個下馬威。

“你不怎么教學或發文章。我還以為你把心思都放在了你的家庭上呢。”

科拉沉默了一會兒，然后說：“蘇珊，你約我在這里見面。我來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

“沒什么事。”

“不。你一定出了些嚴重問題。變老？死亡？”

科拉平靜地回答：“我不知道你到底想讓我來這里做什么。”

“我想讓你別再和我丈夫亂搞了。”蘇珊說。

“不可能。”

“什么？”

“那不可能。我這么做不是想傷害你。我這么做是因為我想要和保羅一起生活。”

“你想要？希特勒當年也想要波蘭。”

“打住吧。”

“你才應該打住。別再把指甲修得整整齊齊，還染得紅艷艷，別再穿名牌套裝——別再和我丈夫亂搞了，去接受婚姻治療吧。”

“我來這里是因為你說我們需要談談。”

“我們在談，但你沒在聽。打開你的接收器。”

“我在聽，我聽到了。看到你痛苦，我也不好受。但我無能為力。”

“真的嗎？”

“這是你的不快樂、你的痛苦，你必須理解它、克服它——”

“那孩子們呢，他們的痛苦呢？”

“他們不是嬰兒。瑞秋再過一年就上大學了。的確，這會讓孩子們難過，但是——”

“難過？這對我的孩子來說都是一場災難——對你的孩子也一樣。”

“讓我說完！是，這會讓孩子們難過，但他們將來或許能從這一切中學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

“你那可悲的中年危機究竟能教會我的孩子什么？不要戀愛？不要結婚？”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旦發現，就去追求。”

“我的孩子不想要愚蠢的口號。他們想要他們的爸爸媽媽在一起。”

“生活不會就因為我們有了孩子而結束。”

“事實上，你錯了。有孩子的人就不能為所欲為。別自以為是了。你和馬丁為什么不去尋求幫助？去修復你們的婚姻——而不是破壞我的！老天爺啊，你可是個精神分析師。”

“我知道。”

“那就他媽的成熟點吧！我很遺憾你從未明白過做精神分析師的真正含義——那就讓我來告訴你：是縫補、修復、有同理心、關心他人、尊重界限、看清現實，不搶朋友的丈夫。有點他媽的道德！你笑什么？”

“我不知道我在笑什么——也許是在笑你。你聽起來不像個精神分析師，倒像個老夫子。你那19世紀的‘成熟’觀念——真正的意思是我應該安分守己。那不是我對精神分析的理解。”

《婚姻生活》

“試圖拆散一對夫妻？從媽媽手里搶爸爸？你真不要臉。你把自己的生活搞成這樣，還能假裝幫助別人？莫里說過什么？”

“什么意思？”

“你有沒有回到精神分析？”

“我不需要重溫莫里的話。”

“哦，科拉，你真的、真的需要重溫莫里的話。”

“我知道他會怎么說。”

“他會告訴你別再像個蕩婦了，開始像個精神分析師吧。”

“不，他會說：‘你當然不想傷害你愛的人，但如果你必須傷害他們才能成為自己，過上想要的生活——那就去做。’”

“跟你說話真是白費口舌。”

“蘇珊。”

“你太自以為是了，自以為能預知未來。”

“當然，我不能預知未來。但我想和保羅共度未來。這對我——對他——都更好。”

“別跟我說保羅想要什么。你這個反社會分子。”

“你可真荒唐。我就是個普通人。”

“我們是在浪費時間。”

“我想也不全是浪費時間——我們把這一切都攤開了。”

“去你的吧。”

蘇珊一推桌子，人和椅子往后退去。她把手伸進帆布包，拿出錢包，把一張5英鎊的鈔票拍在桌子上，扭頭走了。

04

婚外情

在格拉斯哥最后一晚的晚宴上，我和科拉兩人單獨找了一張空桌，她給我講了她和保羅的婚外情。

“過完8月假期，也就是在昂蒂布之行一個月后，我們回到了紐約。我打電話給保羅，問他是否愿意見面。他答應了。”

“那是很重大的一步。”

“在昂蒂布的最后一晚，咱們乘出租車回酒店的路上，我把腿靠在他的腿上。他沒有挪開。大家互道晚安時，我能感覺到他不想讓我走。”

“然后呢？”

“我們約了一起喝咖啡。他說他喜歡我的穿著。我告訴他，我是特意為他打扮的。我們走出咖啡館時，他牽起了我的手，帶我走進一條小巷，我們就接吻了。就這樣。”

在服務員為我們斟酒后，她繼續說道：

“我喜歡他的誠實——他并沒有跟我說他和蘇珊過得不好，或者他們正考慮分居，或者他很孤獨。有一次我問他，他倆是不是過得不幸福。”

“然后呢？”

“他說：‘當然不是。’”

科拉把她的紙巾折了起來。“我不是那種，”她說，“那種認為你只能愛一個人的人。”

傷害她所愛的人，尤其是孩子們，讓她很難過。“如果我們只是繼續婚外情，事情會更簡單，但我們相愛了。我實在找不到別的表達。”

科拉沉默了一會兒，然后抬起頭。“我可以告訴你：我和保羅之間的親密，是我從未有過的。”

“所以，是因為性？”我揶揄道。

“是，有那么一部分，”科拉笑著說，“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性欲旺盛的人，但其實我從沒有過滿意的性生活，所以也無從確定。”她繼續道，“直到現在，我都把性用作達到某個目的的一種手段。讓男人愛上我的手段。吵架后和好的手段。維持婚姻的手段。”

科拉又笑了。“精神分析師把性當作夫妻關系中的一個變量，一個可以調整的數值。但它遠不止于此。好的性愛不是技巧，而是魔法。它能改變你對自己、對世界的感受。”

“在很多層面上，與保羅的性愛改變了我。我一直不能活出自己。但我現在更有勇氣了。我與人交往的方式也不同了，能與人產生聯結了。我覺得我活出了自己。在56這個歲數上，這真是個奇跡。”

科拉別過臉去。“我甚至無法……它讓我流淚。我甚至無法去形容那種感覺，因為我和保羅之間的聯結深度已經大大改變了我。”

科拉說：“這不是難過的哭。我哭是因為幸福、解脫——我找到了保羅，他也找到了我。他看見了我，我也看見了他。”

《婚姻生活》

“你還記得我報告中的那位患者，斯密先生嗎？”

“就是你稱之為‘空心人’的那位。”

“那就是我。”她說，“我的意思是，我理解那位患者，因為我和他很像。馬丁也和他很像。我們共同締造的婚姻也是如此。我們的婚姻里滿是秩序、和諧、美味佳肴和家庭慶祝——香檳、歡樂。但我們都把太多自我留在了婚姻之外。我們從未充分地相互聯結。我們努力過——真的努力過——但始終無法改變這個狀況。”

第二天是周日，早晨八點半，蘇珊打電話邀我同去布雷爾收藏館。我們沒有參觀展廳，而是坐在戶外喝著冰茶聊天——她對孩子們憂心忡忡，對保羅怒不可遏，對他們失去的未來悲痛不已。

在把那張5鎊鈔票拍在桌子上后，她回到會議中心試圖再次與保羅溝通。他說他不想與蘇珊分開，但也不會放棄與科拉的關系。兩人吼了起來。他哭了，她也哭了。過了午夜，他睡下了。蘇珊則情緒激動，無法入眠。

“我當時想：‘死也不會比這更難受了。’”她想到這時的紐約還很早，于是先撥通了閨密的電話，再聯系了她過去的精神分析師。但兩人的話都無法撫平她的傷痛。怎么可能撫平？不過，蘇珊告訴我：“太陽升起后，有那么一刻，我停止了反復糾結。那一兩分鐘里，我感到了解脫。”

“是因為你現在知道了真相嗎？”我問道。

“不只是這個原因，”她說，“我當時想：‘這就是我未來的身份：被拋棄的妻子、單身母親、精神分析師。好吧，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05

精神分析的目標究竟是什么

一年后，我再度來到格拉斯哥，這次是去做一次講座。自從蘇珊和科拉之間的矛盾爆發后，我還沒再去過這座城市。一年過去了，她們的爭執仍然困擾著我。

在我看來，蘇珊的信念是：精神分析旨在幫助患者接受現實——用她的話來說就是“成熟起來”。我們的生命彼此聯結、相互依存。由于洞察力能幫我們更為真誠地看到自我與他人，精神分析才有療愈作用：幫我們減少對自己和他人的傷害。在蘇珊看來，科拉當時考慮問題不像一個精神分析師，因為她太沖動了。她的婚外情與愛無關，其欲望是毀滅性的。蘇珊的立場或許可以歸結為：“狼的好處是羊的死期”。

對科拉而言，精神分析應當讓人看清自我——把我們欲望中所有的復雜、對立與左右為難暴露出來。她的立場可以歸結為：“取你所欲，代價自負”。她似乎是要說，精神分析應致力于解放患者的思想，只要她準備好承擔后果，就能付諸行動。人生苦短。無論去留，一切都有代價。

蘇珊的觀點符合我受的訓練，但科拉活出自我的決心也令人信服。幫助患者做自己，不該是精神分析的目標嗎？

《婚姻生活》

我在兩種立場間切來換去。我想到了我的患者，還有我自己的精神分析。顯然，每段精神分析都有許多不同的目標：有具體操作性目標，也有結果性目標；有即時目標，也有人生目標。但在這些不同目標之外，精神分析的終極目標是什么？

我從抽屜里取出一張白紙，開始寫下一些短語：

精神分析的目標：

—使無意識內容進入意識（弗洛伊德）

—增強患者工作與愛的能力（弗洛伊德）

—幫患者擺脫神經癥的痛苦，接納日常生活的苦難（弗洛伊德）

列出了大約20條這樣的描述后，我看到了其中的悖論。誠然，精神分析理應做到這一切——應該幫助患者接受現實，也活出自己的人生——但并非通過刻意追求這些目標來實現。

目標是對患者自主權的侵犯，是對其識別自身欲望并自主決策的能力的攻擊。引導患者會限制精神分析的作用，哪怕是向著某些好處引導。弗洛伊德隨著臨床經驗的積累，就逐漸意識到了這種危險。在一篇又一篇論文，尤其是《精神分析新論》中，他闡明了自己的觀點：治愈患者的渴望，即他所謂的“治療熱情”，表征的是精神分析師深層的殘忍。“幫助患者”“提高其福祉”，這些目標可能掩蓋了限制患者自由的無意識愿望。

06

愛的辛勞

在格拉斯哥會議12年后，2008年4月，我在紐約探親期間收到了保羅的電郵，郵件寫道：“親愛的朋友們，周五清晨我離開公寓后，科拉在浴室摔倒，撞到了頭。”

他午間回到家時，她仍在呼吸。送往醫院后，科拉已然腦死亡。在她的女兒們趕回紐約前，她一直靠呼吸機維持生命。周日清晨，呼吸機在科拉女兒們的見證下關閉。

按照猶太習俗，家人要“坐七”，即在家服喪一周。保羅的電郵邀請所有人前來悼念。

我到達時，大門敞開著。公寓里擠滿了各路友人。我擠過前廳，走進光線溫暖的客廳。一群人——蘇珊和科拉的兒孫輩——圍著保羅和馬丁。

家人們肩并肩圍成一圈，把拉比圍在中間，他們有的相互摟著，有的手拉著手。拉比隨即唱起祈禱文。

一位年輕女子，看起來是科拉的女兒，站在保羅和馬丁中間啜泣起來。

保羅垂下頭。站在他身后的女人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他把臉頰貼在她手指上，親吻了她的手。

那是蘇珊，他的前妻。

這一幕在我心中定格成了一種象征。

我們帶入浪漫關系的意圖與精神分析的目標一樣復雜多樣。盡管如此，我依然深信，一個人能將自己視為伴侶關系的一部分，是一項發展成就。想要婚姻美滿，我們必須認清一個矛盾的本質：要接納自己與愛人既慷慨又令人抓狂，既有創造力又平凡，既溫柔又殘酷。關鍵在于，我們必須努力擺脫那些強加于自身與伴侶身上的單一而有限的敘事。

這個發展進程并不穩定，且始終受欲望的威脅。我們可能在眨眼間變身成受了委屈的孩子。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我們需要重新找到自我與伴侶。蘇珊和保羅愛過、恨過、結婚又離婚。但即便在如此艱難的時刻，他們仍是伴侶，仍在付出愛的辛勞。

《愛在午夜降臨前》

封面源于電影《愛你九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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