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這件事，是惡內化為個人本能的結果！

hi，我是胖胖。

“有多少的孩子在今天誕生，你要他們將來，成為什么樣的人。”

這是羅大佑《誕生》中的一句叩問。

在各種野蠻粗劣、叢林爭斗、毫無人味的文藝之外，幾十年前還有另外一些人在書寫另外一種溫軟，在抒寫著另外一些明心見性的文字。

遺憾的是，今日靈魂記錄者們很少面對這樣的題目，也很少被給予這樣的題目，今天的孩子，將成為什么樣的人？

昨晚刷到的熱搜：

徐州某小區，三名男孩圍住一只白色的小貓，一人手持木棍將貓按壓在草坪上，另一手握著錘子，視頻里孩子們陸續離場，貓僵在原地，一動不動，保安到場后先用手機拍攝，再用夾子把貓的身體夾進一只紅色塑料袋。

全過程，貓沒有再動。

可能在部分成年人眼里，這只貓首先不是一個生命，而是一個騷臭、到處拉尿、影響小區名聲的負值：

怎么說呢？

對于這種話題，寫了太多次了，我經常舉例人類定義害蟲益蟲。

啃食人類作物的便是害蟲，源源不斷供蜂蜜給人享用的便是益蟲。

這種定義是基于自身利益的劃分，不是基于生命本身的屬性。

以此類推，生靈的價值先被清零，然后暴力才可以被討論成一件孩子鬧著玩的事。

同一套劃分邏輯，只要往上再挪一格，就是被定義，被扣帽那一檔了！

二是、阿Q被趙太爺打了嘴巴，回頭去調戲小尼姑，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最方便的出氣口，永遠是比自己更弱的人和物。

阿Q為什么成為阿Q？祥林嫂為什么成為祥林嫂？

這是既得利益者如何通過他們的影響運作、進而內化為個人本能的基本過程。

趙太爺欺負阿Q不會自動生出反抗趙太爺意識，它更常見的產物是模仿。

譬如，一個人如果長期被當牛馬對待，他學到的往往不是我要掙脫牛馬的處境，而是原來生命就是可以被這樣對待的，他把加害者的邏輯當成世界的邏輯，然后尋找比自己更低一層的對象，把這套邏輯向下傳遞。

在這樣的籠罩中，人無能自覺，認命地接受了叢林法則、社會達爾文主義、存在即合理等思維，即憤怒從不向上，只向下，向下踩一串逗樂的插科打諢，向下踩一只按不住的貓。

所以，我的多番言說，要表達的，即：

一個社會對待最弱者的方式，就是它對待所有人的方式的底片。

群里那些成年人為什么會這樣想？因為他們自己就是在一個弱者可以被這樣處理的秩序里被養大的、也正在被這樣對待的。

他們沒想過，貓的位置，明天可能就是他們孩子的位置，是他們自己的位置，這種心智的定型，比任何一堵墻都結實。

像前幾日，我對金燦榮評論區“霸道”價值觀看法，也有類似如該小區類似的評論：

捫心自問，我都不敢說我是清白無辜的，我也要承認我所受到污染和匱乏，承認人性的黑暗、骯臟和殘忍。

我從小生長在鄉野，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娛樂。

鄉村的孩子如果取樂，取樂的對象常常就是身邊的小生靈，用泥巴將蛤蟆的洞堵住，用稀泥封閉，上留一個洞再注水，將蛤蟆逼出洞外把玩，蛤蟆爬出來，渾身糊滿泥漿，孩子們哄笑。

抓蜻蜓，撕翅膀，捉知了，用線拴住腳放飛，我要承認我的丑陋，孩提年紀的我各種變態奇特地扭曲又統一于一體。

這些游戲不是每個孩子都玩過，但每個孩子都見過，見過而沒有被制止，見過而周圍的成年人一笑而過，這種無引導和默許，比游戲本身更深地寫進了記憶。

如果成人猶在主持，奉從叢林法則、或者默許各種變態的殘忍游戲，那么孩子從這些成人身上學到的，究竟是什么？

我們又如何竟能對這樣的源頭熟視無睹？

誰通過制造而毒害了個體的心智？

其起點如果深究，令人不寒而栗。

前幾日，我和同學把酒之際，同學問我：

你什么時候覺察到，我們那時候初中校長懲處學生、把人掛著黑板當著所有人示眾，是帶著那十年的遺傳？按理說你在那個年齡，不可能延伸想到這些。

我說我也說不清楚，不知從哪一年開始，眼光打量周圍的一些事情，不免發現一些帶著遺傳的痕跡。

不是每一代人都親眼見過，無論是我上次說的麻雀也好，很多語法、姿勢、快感，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默許和模仿，都被完整地保存下來了。

布萊希特在《致后代人》詩中開篇即說：的確，我生活在黑暗之中。

我必須反思這一切，包括我的丑陋，否則，我必在此巨大的黑暗中窒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