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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春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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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國企業的數智化正站在一道真正的分水嶺上。
過去二十年,ERP、CRM、數據倉庫、BI、中臺、大模型不斷進入企業。但回到真實現場,一個核心問題始終沒有被解決:數據被看見了,決策卻沒有真正跑起來。系統越建越多,報表越做越厚,AI項目越上越熱,可一旦進入“接下來怎么辦”的環節,往往仍要依賴少數人的經驗和拍板。
這說明,數智化的下一階段,競爭焦點不再是“誰擁有更多數據”,也不是“誰接入了更強的模型”,而是“誰能率先把數據、洞察、決策、行動和反饋真正打通”。
如果說過去的數字化在記錄企業“做了什么”“發生了什么”,那么AI時代真正應該補上的,是“為什么這么做”“比較過哪些方案”“結果如何被驗證”這一整套決策閉環。
數據是經營現場的切片,決策才是推動企業持續進化的最小單元。
企業軟件的下一站
是決策系統
過去的企業軟件,大體解決了兩類問題:一類記錄交易與行動,一類負責分析與解釋。但它們大多停留在“記錄世界”和“解釋世界”。真正稀缺、也最難沉淀的,是企業在不確定條件下如何完成判斷、比較、取舍并推動行動的能力。
這層能力長期存在于管理者和業務骨干的頭腦中,散落在會議、郵件、即時溝通和臨場應對里,并沒有被真正結構化、對象化、可追溯化。一旦關鍵人員流動,組織往往也隨之失去一部分判斷力。
這也是為什么,進入AI時代之后,企業軟件很可能會出現“第三類基礎設施”。在交易系統、分析系統之外,企業需要一套能夠把決策本身沉淀下來、持續治理、持續復用、持續進化的系統。它記錄的不只是最終結論,而是決策發生時的上下文、候選方案、人工干預、執行動作和結果反饋。只有當這些內容被持續積累,企業才真正擁有可復用的經營認知。
Context Is All You Need:
企業級AI的第一性原理
大模型的能力進步非常快,但企業現場很快會發現,通用模型的聰明,并不自動等于企業場景里的可用。
模型可以知道行業規律,卻不知道一家企業獨特的商品體系、渠道規則、返利政策、風險紅線和當期目標。沒有這些上下文,再強的模型也容易給出“聽起來正確、現場無法執行”的答案,甚至制造新的幻覺和風險。
Attention解決的是大模型“該關注什么、如何建立關聯”的底層數學機制。它定義了機器如何處理大規模序列信息,如何像人類一樣產生抽象的理解與生成能力,決定了智能的通用上限。Context解決的是企業應用中“大模型應該基于什么事實、規則、目標和約束來進行業務判斷”,它定義了AI如何理解一家真實而具體的企業,決定了智能的落地可信下限。
前者決定智能的通用上限,后者決定智能能否真正落地、可信運行。企業級AI最難的,從來不是把模型接進來,而是把一家企業真正說清楚。
這意味著,企業必須逐步建設一套機器可以理解、調用和追溯的決策環境,包括角色與職責邊界、業務對象關系、指標語義、數據來源、風險定義、策略優先級、歷史反饋,以及在目標沖突時到底保護什么、犧牲什么。誰能更早把這些經營邏輯、業務黑話、組織記憶和行動規則結構化,誰就更有可能率先把AI從“會說”變成“會做”。
未來企業之間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未必是模型差距,而是上下文建設能力的差距。
決策:經營智慧的最小單元
在企業現場浸泡越久,越會得出一個反直覺的結論:企業最寶貴的資產,不是數據,而是決策。
數據是靜態的,決策是動態的。數據告訴你發生了什么,決策決定你接下來做什么。數據可以復制,決策背后的權衡邏輯卻很難傳承。
過去,這些經營智慧存在于“老法師”的腦子里,散落在會議紀要和郵件里,隨著人員流失而消散。AI時代,終于有機會把它記錄下來。
什么叫“記錄決策”?不是記錄最終的那個指令,而是記錄決策發生時的完整上下文:當時的證據、權衡的過程、人工干預的意見、執行情況、后續歸因反饋。
當決策本身成為一種可以被數字化建模和治理的對象時,企業就擁有了一套自進化的經營認知系統。高管離職了,AI仍然記錄著他面對類似情境時的目標設定和推理習慣。新員工在AI賦能下,也能更快具備接近中高層管理者的判斷能力。
這是從“個人智能”向“組織智能”的范式躍遷。
數據必須從終點變成起點
過去很多企業數字化建設的成果,是報表、大屏和周報。高管看完,知道哪里業績下滑、哪里庫存異常,然后會議繼續進入下一步:誰來解釋,誰來拍板。
系統在“看到問題”這一步就停住了,真正決定經營結果的那一段,仍然發生在系統之外。這正是很多企業數據項目很多、經營效率卻沒有同步提升的原因——“看到”本身,并不會自動轉化為“行動”。
進入2026年以后,這個邏輯即將被改寫。數據不能再只是終點,而必須成為起點。
異常不再只是生成一條提醒,而是應該觸發一條完整的決策鏈路;系統不再只是告訴管理者“哪里出了問題”,而是要結合上下文生成候選方案、推動執行動作、記錄人工干預,并把結果重新收回系統,驗證判斷是否成立、規則是否需要修正。
這也是Agent價值真正開始分化的地方。會聊天、會查數、會寫日報的淺層Agent已經越來越容易做,但真正困難的,是讓Agent進入責任關系復雜、目標約束沖突、需要持續復盤的經營場景,比如排產、補貨、促銷、庫存清理和供應鏈協同。這里既有顯性的規則,也有大量隱性的經驗;既有可以計算的約束,也有只能在現場不斷共創才能理解的判斷。
真正有生命力的企業級AI,一定是從業務現場長出來的。它需要聽懂真實業務語言,識別例外情況,記錄人工干預,學習隱藏規則,并在一次次反饋中持續修正。只有這樣,數據才會真正從“被看見”走向“推動行動”,再走向“形成閉環”。
AI時代的組織權力圖譜
AI帶來的變化,表面上看是工具升級,深層上看其實是組織權力結構的重構。
過去,很多企業的高水平判斷掌握在少數“老法師”(專家和高管)手里。中層管理者的權力,很大程度上來自對信息不對稱和行業老手藝的壟斷——他們既是信息的過濾器,也是策略的制定者。
但當決策可以被記錄、治理和復用,當人工干預可以變成系統記憶,權力會迅速向下傾斜。一線執行人員在 AI Agent 的加持下,將直接擁有中層乃至專家的決策判斷力。聽得見炮火的人,將比坐在辦公室里的人更快做出判斷。
這也意味著,CIO、CDO、AI 負責人的角色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他們不再只是交付系統和看板的技術保障部門,而要負責維護、調優企業決策大腦的上下文精度、數據底座可信度和 Agent 執行效能。業務一號位也不能再做甩手掌柜,必須親自下場,作為決策大腦的總產品經理,定義企業的目標約束和價值觀邏輯。
從更長周期看,模型會越來越普惠,算力會越來越基礎設施化,數據也會越來越飽和。真正難以被復制的,不是“接入過什么模型”,而是企業能否把自己的目標體系、業務語義、決策習慣、行動規則和結果反饋,沉淀成一個持續進化的系統。
AI價值最終要靠證據說話
今天仍有很多企業一號位對 AI 保持謹慎。真正能說服 CEO 的,從來不是一句“AI 帶來了多少億價值”的籠統表述,而是三層證據。
第一層是過程證據。問題是不是被更早發現了,分析是不是明顯更快了,從異常出現到執行動作,中間鏈路是不是被顯著縮短了。
第二層是行為證據。系統給出的建議有沒有被采納,任務有沒有真正被觸發,執行有沒有完成,人工為什么修改它、拒絕它。
第三層是結果證據。與歷史基線、對照組和專家方案相比,最終到底帶來了什么變化,預測收益和實際收益之間的差距有多大。
最有說服力的,不是一張總分,而是一張張可以被打開的案例:信號何時被發現,AI 給了什么建議,誰采取了什么行動,最后指標改變了多少,為什么認為這種變化與這次行動有關。
企業級 AI 最終不是靠想象力獲勝,而是靠證據獲勝。深潛的價值,最終要用業務結果來證明。
結語
面向 2026 年,中國企業數智化最本質的遷移,正在從“擁有更多數據”走向“沉淀更多決策”,從“打造更強工具”走向“建設更強組織智能”。
技術還會持續進步,模型還會不斷迭代。但五年、十年后真正留下來的,不是誰最早喊出 AI口號,而是誰最早把 AI帶進真實經營現場,把決策沉淀為組織資產,讓企業形成自我進化的能力。
2026年不僅是 Agent 的爆發年,更可能是Agent 項目的第一波淘汰年。企業數智化的終局,不是讓系統更會展示數據,而是讓系統開始理解決策、參與決策,并幫助組織持續長出更好的決策能力。
真正勝出的,不是最會講故事的,而是最敢深潛、最能沉淀的長期主義者。
·申報人“蘇春園”簡介:
蘇春園,畢業于卡耐基梅隆大學信息系統管理專業,擁有近20年數據分析以及商業智能領域的管理及服務經驗,擅長企業數據分析戰略規劃,曾任全球頂尖數據分析公司微策略軟件全球高管兼中國研發總裁,為上百家500強企業提供過大數據分析產品與服務。2016年9月創立觀遠數據,致力于數據智能行業的長遠創新,帶領公司和團隊成為智能分析與決策的全球引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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