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年蘇聯飛行員劫機叛逃至我國，被判8年，釋放后卻無比感謝中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兩臺拖拉機橫在一架蘇聯客機前面。

地點不是機場。

是黑龍江甘南縣長吉崗農場東北約一千米的麥田。

那天十四時三十分左右，長吉崗農場副場長劉國億和嫩江國營農場管理局辦公室主任黃敏，遠遠看見一架飛機落下來。機身上的標識看不清，落點卻實在反常：種牛場的麥田，冬天的黑土地，四下空曠。

人趕到跟前，才看明白。

這是一架蘇聯民航客機。

語言不通，機上人不肯下機。干警留下監護，場里馬上向齊齊哈爾市公安局和嫩江國營農場管理局報告。

事情一下變了。

這不是普通迫降。

十七時三十分左右，機上有個人走了下來。翻譯趕到后，他報出自己的名字：沙米利·哈吉——奧格雷·阿利穆拉多夫，蘇聯國籍，列茲金族，三十三歲，原是雅庫茨克市民航局聯合飛行隊副駕駛員。

他承認，飛機是他劫來的。

機上還有三十八名乘客，五名機組人員。飛機是安—二十四型，機號四七八四五，執行一〇一／四三五航班任務，本來從雅庫茨克飛往伊爾庫茨克。

一架載著四十多人的客機，被副駕駛改了航向，越過邊境，落在中國農場的麥田里。

麥田上沒有跑道。

也沒有塔臺。

只有趕來的干警、農場干部，還有越來越冷的天。

阿利穆拉多夫不是臨時起意。

他一九五二年生于蘇聯阿塞拜疆加盟共和國巴庫市，大學文化，當過飛行員。這個職業在當時不低，收入、地位、技術身份，都足夠讓旁人羨慕。

可他和單位領導長期不合。

公開材料里寫得很清楚：他對職務安排不滿，經常與領導爭吵，受到批評；領導認為他精神不正常，先后五次把他送到精神病院檢查。

五次。

這兩個字落在檔案里很輕，落到一個人身上很重。

從一九八〇年起，他向上級一直寫到蘇共中央，寄出五十多封上告信。可結果不是復職、補償、調查清楚，而是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被解雇。

他想過別的路。

他曾企圖進入美國駐蘇聯大使館請求避難，也曾申請出國，均未能實現。

門都沒開。

一九八五年五月，他恢復工作，但原來的矛盾沒有解決，降職和解雇期間的經濟損失也沒有補償。更要命的是，當他把外逃的念頭告訴妻子后，妻子反對，并與他離婚。

這一下，最后一根繩也斷了。

一九八五年十月初，他開始準備劫機。先買了兩把折疊刀，后來又想過用斧子。十月上旬執行飛行任務時，他把刀和一塊長條形鋼塊帶進駕駛艙。

那一次，他沒動手。

原因很簡單：航班由白天改成夜間，他怕飛到中國后無法降落。

十二月十九日，機會又來了。

北京時間七時三十分左右，飛機載客三十八人起飛。十二時三十分左右，飛機飛到蘇聯境內東經一百一十八度零六分、北緯五十二度四十分上空。

領航員去上廁所。

阿利穆拉多夫借口客艙出現機械故障，把機械師騙出駕駛艙，隨即鎖上駕駛艙門，伸手去扭自動駕駛儀。

機長阿布拉米揚發現不對，驚問：“你要干什么？那邊是中國！”

他踩下報警信號。

阿利穆拉多夫拿出刀，逼機長關閉信號，改變航向。法院案卷中留下了那句威脅：“你老實點，不然的話，我殺死你。”

這句話一出口，性質就定了。

不是投奔。

是劫機。

蘇方地面站追問飛機為什么改變航向，又通過另一架空中飛行的圖—一五四客機無線電詢問：劫機者是誰，要求什么。

機長答：劫機者要求去中國海拉爾。

地面站讓機長騙他說油料不夠，要在邊境機場降落加油，不降落都得死。機長回了一句：飛機被副駕駛員劫持，騙不了他。

半小時后，飛機從額爾古納河上空越入中國領空。

十四時三十分許，安—二十四落在長吉崗農場種牛場麥田中。

它沒有翻覆。

機上人也沒有傷亡。

可機艙里的恐懼沒有立刻散去。中方一再勸說乘客和機組人員下機取暖、吃飯，機上人員仍拒絕離開。他們堅持要等蘇聯外交代表到場，并得到允許后才下飛機。

黑龍江的冬夜很冷。

發動機已經關閉，溫度急劇下降，旅客還沒吃飯。中方人員兩次登機，送去飲料、食品和大衣，又派醫生檢查身體。

兩臺拖拉機橫在飛機前，防止飛機擅自起飛。

劫機者被隔離。

水果刀被交出。

十二月二十日，外交部蘇歐司副司長戴秉國帶中央工作組趕到現場，黑龍江省副省長何首倫、蘇聯駐華使館人員也先后抵達。

一直到飛機降落后二十九個半小時，機上乘客和機組人員才走下飛機。

他們去了齊齊哈爾湖濱賓館。當地政府設宴招待，還向乘客和機組人員贈送羽絨服，給兒童贈送玩具。

十二月二十一日，除劫機者外，全部乘客和機組人員離開哈爾濱，安全返回蘇聯。

阿利穆拉多夫留下了。

這才是這件事最容易被誤讀的地方。

他把飛機劫到中國，并不等于中國會把他當作“政治避難者”放走。中國加入過有關國際反劫機公約，飛機又降落在中國境內，行為結果發生在中國，中國依法享有管轄權。

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哈爾濱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

他有翻譯，也有中國律師辯護。法庭查明，他攜帶折疊刀和重二點八公斤的長條錳鋼，脅迫機長改變航向，使民航客機飛入中國領空。

判決落下：以劫持飛機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他沒有上訴。

三天后，他明確表示服從判決。

從麥田到法庭，阿利穆拉多夫想要的是逃離蘇聯，可中國給他的不是自由通行證，而是一份判決書。

八年。

這個數字看上去像懲罰，也確實是懲罰。因為他劫持的是民航客機，機上有四十多人，任何一個環節失控，都可能變成空難。

可多年后再看，他又躲過了另一種命運。

如果當時被直接交回蘇聯，他面對的就不只是劫機問題，還有叛逃問題。到他服刑結束、獲釋離開中國時，蘇聯已經走到終點，阿塞拜疆也成為獨立國家。

他想逃離的那個國家，沒了。

他為此付出八年刑期，也因此沒有被匆忙推回舊軌道。所謂“感謝中國”，不是因為中國縱容了他的劫機，而是因為中國把這起事件放進法律程序里處理：乘客安全送回，飛機歸還蘇方，劫機者依法審判。

麥田上的飛機后來飛走了。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日，蘇方接收小組來到齊齊哈爾，在中方配合下，那架安—二十四從臨時停落的農田起飛，經哈爾濱取道國際航線飛回蘇聯。

長吉崗農場又安靜下來。

冬天的麥田里，拖拉機挪開，飛機輪印留在凍土上；那個三十三歲的副駕駛員，被押往哈爾濱，手里再也沒有刀，面前只剩一紙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