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啊，你寫的詩，怎么成了你的罪？

你寫的詩，怎么成了你的罪？

一

這一章也是我讀起來最沉重的一章，同樣作為一個寫作者，最憎惡的就是這種。

元豐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7月28日。

湖州知州的衙門里，蘇軾正打算卸下行裝、喘口氣。他剛到任不久，這座江南老城山水清遠，他前些年做杭州通判時還來考察過堤岸，算是舊地重游。

可這一天，朝廷的欽差闖了進來，當場將他拘捕。

罪名寫得客氣，叫"作詩謗訕朝政"。說白了，就是寫詩諷刺了皇上和新法。

蘇軾被押上船，一路向北，八月十八日進了汴京，關進御史臺的大牢——因為御史臺院子里種著柏樹，樹上棲著烏鴉，后人管它叫"烏臺"。這一關，就是一百三十多天。

可是你想過沒有：欽差翻出來定罪的那一本"詩集罪證"，里頭大多數詩，并不是他在湖州寫的。

它們是五六年前、七八年前，他在杭州、在密州當地方官時，隨手寫下的。

比如那首《吳中田婦嘆》，寫的是一個農婦的苦；比如《山村五絕》，寫的是農民吃不上鹽、為借錢跑斷腿。

當年他寫這些詩，只不過是想替老百姓說句話。

誰能想到，這些詩，后來一字一句，都成了他的罪證。

林語堂給這一章起的名字，就叫《抗暴詩》。咱們今天，就順著這一章的脈絡，看看一個詩人，是怎么"以詩抗暴"的；又是怎么因為寫詩，差點把命搭進去的。

二

這一章的時間線，大約從熙寧四年（1071年）到熙寧九年（1076年），也就是蘇軾三十四歲到四十一歲。

地點是杭州、密州。身份是地方官：先當杭州通判，后當密州太守。

主線只有一條：他親眼看見新法在底層走樣，百姓吃苦，于是用詩把這些記下來、說出來。這些詩溫柔又鋒利，既是"山水閑吟"，也是"為民發聲"。

林語堂在這章里引了不少詩。把這些詩一首首攤開，看背后到底站著什么事實。

三、杭州通判：天堂底下的陰影

先說職務。

蘇軾到杭州，做的是"通判"。通判是知州的副手，按宋制，州里司法、刑獄的事，通判要管。他一大半的活兒，是審案子。

到任時間是熙寧四年（1071年）十一月。他帶著家眷，住進鳳凰山上的官舍，推窗就能看見西湖。

杭州美不美？當然美。林語堂寫杭州，筆墨蕩漾，西湖、夜市、寺院、歌伎，寫得讓人恨不得立刻買張機票。

可是他緊接著補了一句，很要緊："即便是在天堂般的杭州，也不是遍地荷花牡丹的。"

林語堂在書里丟出一個觸目驚心的數字：杭州一地，有一萬七千名囚犯，正等著審訊——有的因為還不起債，有的因為販賣私鹽。

這個數字我們今天不好確考。但王水照《蘇軾傳》寫到鹽法峻急時，也記下一筆：當時"犯法入獄的人不計其數"，而"審囚問案是通判分內的公事"。兩相印證，新法推行之下，民間獄訟之繁、百姓之困，可見一斑。

蘇軾審的囚犯里，很多是違犯新法的良民，尤其是私鹽販子。

鹽，在宋代是兩浙一帶的大宗物產。朝廷為了收稅，把食鹽列為國家專賣，統一購銷，禁止私販。官鹽價貴，窮苦百姓買不起；可一家老小總不能不吃鹽。于是就有人鋌而走險，賣牛買刀，去販私鹽。

王水照書里有一句很沉的話：官府嚴刑重罰，"一時之間，犯法入獄的人不計其數"。

蘇軾坐在堂上，對面跪著的，往往是這些被生計逼上絕路的人。法條他改不了，人他放不得。他心里是什么滋味？

林語堂在前一章引過他除夕審囚的一首詩，可以拿來作背景：

除日當早歸，官事乃見留。

執筆對之泣，哀此系中囚。

小人營糇糧，墮網不知羞。

我之戀薄祿，因循失歸休。

不須論賢愚，均是為食謀。

翻成白話就是：年三十本該早回家，公事卻把我留住。我拿著筆對著他們掉眼淚，可憐這些被關的囚犯。小本營生不過為口糧，落了網也不覺得羞。我戀著這點薄俸，拖拖拉拉回不了家。其實不必分賢愚——大家都是為了一口飯在奔波。

"均是為食謀"，這是整章最樸素的一句話。他沒把自己當清官，也沒把囚犯當刁民。他只看見：都是討生活的人。

要理解這些"抗暴詩"抗的到底是什么，得先說清"新法"二字。

王安石變法，始于熙寧二年（1069年）。內容大致分兩類：理財的，有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市易法、方田均稅法；整軍的，有保甲法、將兵法、保馬法。目的就八個字：富國強兵。

蘇軾并不反對"富國強兵"這個目標。他反對的，是兩件東西：一是推行得太急太猛，二是落到地方上全走了樣。

青苗法前文說過，本意是低息救急，執行中卻硬攤派、加利息。免役法把原來百姓自己出力的差役，改成交錢雇人；本為減輕勞役，可窮戶也要按戶等交"役錢"，負擔反而重了。有些地方竟出現"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的慘劇。

鹽法、保甲法，也一樣。鹽專賣逼出私鹽犯；保甲法把民戶編成武裝組織，地方上催逼演練，老百姓叫苦。

蘇軾在《上神宗皇帝書》里早就提過不同意見。可書上了，沒用。他一個地方官，改不了朝堂上的法。能做的，只有把眼睛看到的東西，寫進詩里。

也正因為此，他才被派到杭州——而且是被"壓"下來的。

蘇軾自鳳翔簽判至今，已做官十年，以他的能力和資歷夠當知州了。中書省本要給他知州差遣，被刻意壓下；皇帝也不好明著駁回，于是改批"通判杭州"——給了個東南大都會的"美差"，級別卻降了半格。

這"美差"，其實是貶。

他心里明白。所以到了杭州，他寫"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寫"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美景是真，失意也是真。

四、表面嬉笑，內里憂憤

林語堂這一章最精彩的地方，是點出了蘇軾詩的"反差"。

他說，蘇軾在杭州寫詩，題材雜得很：有戲謔諷刺的，有啟人靈思的山水詩，有蕩氣回腸的愛情詩。有的輕松惹人笑，有的辛酸令人落淚。

可林語堂看得準：在表面的嬉笑歡樂之下，在筵席上的打趣之下，"卻是一片不安、失望、憂傷，甚至恐懼的氣氛"。

這不是林語堂的文學想象。蘇軾自己就寫過這樣的句子：

天靜傷鴻猶戢翼，月明驚鵲未安枝。

白話說：安靜的天空中，受傷的鴻雁收攏著翅膀；明月底下，受驚的喜鵲還找不到安穩的枝頭歇腳。

這分明是他自己的寫照。他剛在京城得罪了變法派，自請外放，離京避禍。人雖在西湖邊，心里那道舊傷沒好，對新政會往哪兒走，更是隱隱不安。

他給一位姓喬的老友（書中稱喬太傅）寫過一組詩，把這種心境總括得最清楚：

百年三萬日，老病常居半。

其間互憂樂，歌笑雜悲嘆。

顛倒不自知，直為神所玩。

須臾便堪笑，萬事風雨散。

自從識此理，久謝少年伴。

意思是：人活百年不過三萬天，一半在老病里耗掉。中間憂樂交雜，歌笑里摻著悲嘆。顛三倒四不自知，簡直被命運當玩意兒擺弄。過會兒也能笑出來，可萬事終歸像風雨散去。自從懂得這道理，早謝絕了少年時的熱鬧伙伴。

再看他寫給孔文仲的詩。孔文仲是蘇軾的友人，也因反對新法吃過虧。詩里寫：

我本麋鹿性，諒非伏轅姿。

聞聲自覺聚，那復受縶維。

金鞍冒翠錦，玉勒垂金絲。

旁觀信美矣，自揣良厭之。

人生各有志，此論我久持。

他人聞定笑，聊與吾子期。

翻成白話：我本是山林里麋鹿的性子，諒不是拉車的馬料。聽見同類聲音自然聚攏，哪肯再受羈絆。外人看那金鞍翠錦、玉勒金絲，確實華麗；我自己心里，只覺得厭煩。人生各有志向，這話我持守很久了。別人聽了準笑，且說與老兄你聽。

這兩首詩，一首寫"不安"，一首寫"疏離"。不安，是對時局的直覺；疏離，是對官場榮華的冷淡。

林語堂由此點出一個判斷：蘇軾作詩，風格全任自然，"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朝廷最厭惡清議的時候，這種不加遮攔的筆法，遲早要惹禍。

這一句，是預言，也是伏筆。

林語堂在這一章里，還有一句閑筆式的總評：蘇軾這個人，"是不可以預測的"。下筆輕松，卻點中要害——他寫詩從不按套路出牌，起頭輕松，中間插典故，誰也不知道結尾冒出什么。

這種"不可預測"，是他的可愛處，也是他的吃虧處。可愛，是因為真性情；吃虧，是因為在講究站隊、講究避諱的朝堂，太真，就容易被抓辮子。

五、由"魚和獸"想到"囚犯"——那組惹禍的詩

林語堂講了一樁很有意思的寫作細節。

蘇軾愛和朋友唱和，動起筆來收不住。他常抓住一個題目，連寫四五首，還用同一個韻。

有一回，他開頭寫天要下雪的氣候：

天欲雪，云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

朋友和了一首回來，他接著答，第二首開頭是：

獸在藪，魚在湖，一入池檻歸期無。

朋友再和，他第三首：

東望海，西望湖，山平水遠細欲無。

第四首：

君不見，錢塘湖，錢王壯觀今已無。

那首"天欲雪"的開頭，其實出自蘇軾名作《臘日游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后面幾首，是他就同一題目與友人周邠等人的往返唱和。周邠，字開祖，杭州人，與蘇軾交好。

這批詩，本就是寫給周邠、孫覺這些東南友人的私函唱和。在宋代，詩在友朋間傳抄、唱和，是最平常的文人交往，誰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會成"呈堂證供"。

林語堂說，麻煩出在第二首。

蘇軾的思路，順著"魚和獸失去了自由"往下走，不知不覺，就跳到了監獄里被鞭打的囚犯——連囚犯的妻兒也被關進了牢里。

唱和要押前面的韻。押"逋"字韻，他寫出"作詩火急追亡逋"；寫囚犯逃亡，又寫"歲荒無街歸亡逋"。押"摹"字韻，他寫"孤煙落日不可摹"；可一寫到囚犯，筆下就成了"鵠則易畫虎難摹"。

林語堂認為，"鵠則易畫虎難摹"——畫天鵝容易，畫老虎難——分明是在暗指暴政。

這里可以補一個傳統典故：孔子曾說"苛政猛于虎"。蘇軾用"虎難摹"三字，未必是精心影射，卻正撞在傳統里"猛于虎"的意象上——后來審案的人，恰恰就順著這個"虎"字去聯想。

咱們不去夸大這句的"政治含量"。但有一點事實很清楚：蘇軾寫詩，習慣讓心思自然流淌。由眼前自由受限的魚獸，聯想到人間身陷囹圄的百姓，對他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可恰恰是這種"自然"，后來成了把柄。審案的人把他的詩一首首攤開，順著韻腳、順著意象，逐字逐句地"猜"、去"對號入座"。一個詩人隨手寫下的聯想，被當成了精心埋設的譏諷。

六、挖運河的民夫，與"三月食無鹽"的農人

林語堂特意提到兩類親眼所見。

第一類，是被征去挖運河的民夫。運河是用來通鹽船的，蘇軾以官員身份去監督工程。天剛亮，號聲一響，民夫聚攏開工。他只用寥寥幾個字，就寫出了那個場面：

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

白話說：人像鴨子和豬一樣，被扔進泥里，互相濺得一身泥水，驚惶失措。

這不是比喻夸張，是監督工程時實實在在看到的景象。一個讀書人，肯把眼睛低到泥水里去看百姓，這本身就難得。

第二類，是他在富陽一帶行旅時寫的。開頭仍是清新的：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

嶺上晴云披絮帽，樹頭初日掛銅鉦。

翻譯成大白話：東風知道我要進山，特意吹斷了檐間積雨；山嶺上的晴云像披了頂棉帽，樹梢頭的初日像掛了面銅鑼。

多俏皮，多鮮活。可筆鋒一轉，他寫農民吃竹筍，順帶一句：

爾來三月食無鹽。

——這三個月，竟然吃不上鹽。

為什么？因為鹽法專賣，把民間鹽業掐死了，官鹽又貴，偏僻山村的窮人家，常常連鹽都買不起。王水照《蘇軾傳》里也記著：有些山村，"連續數月不知鹽味"。所以"三月食無鹽"，不是詩人的形容，是有現實依據的苦。

林語堂還說，蘇軾要是放開了寫，還會寫：農民的兒子借了青苗貸款，跑到城里，在放貸處附近的酒館里把錢揮霍一空，回家時兩手空空，只學會了一口京腔。

這話對應的是什么？是青苗法在執行中的走樣。

青苗法本意不壞：青黃不接時，由官府低息貸款給農民，免得被豪強的高利貸盤剝。可到了地方，官吏為了政績，硬攤派、加利息，逼著根本不需要錢的人也來借。借來的錢"過眼青錢轉手空"，轉手就沒了；農民為還債、為交稅，大半年的時間耗在跑城里。

蘇軾后來在《山村五絕》里寫得更直白：

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

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拄著拐杖、帶著干糧，匆匆趕路去借那點錢；錢到手轉瞬就空了。唯一的"收獲"，是小孩子跟著跑，不知不覺學會了城里的口音。

這首詩，后來在烏臺詩案里，被指為諷刺青苗法。"一年強半在城中"，成了"罪證"的一句。

青苗法在底層怎么走樣的？王水照書里寫得很細：立法本意是削弱豪強的高利貸，讓農民直接向官府借低息錢。可地方官為了業績，強行攤派，不要錢的人也被逼借。借來的錢層層克扣，遇到災年根本還不上；官府嚴催緊逼，農民只好再向豪富借加倍的高利貸還官債，直到傾家蕩產。國家靠青苗法賺了錢，底層百姓卻掉了層皮。蘇軾把這一過程，濃縮成"過眼青錢轉手空"七個字。

七、一首完整的"抗暴詩"：《吳中田婦嘆》

這一章里，最該攤開細讀的，是《吳中田婦嘆》。全詩八句，林語堂引得很全，咱們一句句過。

今年粳稻熟苦遲，庶見霜風來幾時。

今年稻子熟得格外遲，只盼著秋風早點來。

霜風來時雨如瀉，杷頭出菌鐮生衣。

可秋風一來，雨卻像倒下來。鋤頭長霉，鐮刀生銹——天一直陰雨，農具都漚壞了。

眼枯淚盡雨不盡，忍見黃穗臥青泥。

眼淚哭干了，雨還不停；不忍心看那金黃的稻穗，倒臥在爛泥里。

茆苫一月垅上宿，天晴獲稻隨車歸。

農婦在田頭搭個茅棚，守了一個月。好不容易天晴，搶收的稻子隨車運回家。

汗流肩赪載入市，價賤乞與如糠粃。

肩背曬得通紅，流著汗把糧拉進市集。可米價賤得可憐，簡直像白送的糠秕。

賣牛納稅拆屋炊，慮淺不及明年饑。

為了交稅，賣牛、拆屋、燒柴做飯。只顧眼前活命，哪還顧得上明年鬧饑荒。

官今要錢不要米，西北萬里招羌兒。

這一句最鋒利：官府如今只要錢、不要米。因為西北邊境要招撫羌族部落，處處要錢。

龔黃滿朝人更苦，不如卻作河伯婦。

最后一句最沉痛。"龔黃"是漢代兩位著名良吏龔遂、黃霸的合稱，歷來是"好官"的代名詞。蘇軾反用：滿朝都是標榜"龔黃"的能臣，百姓卻更苦了；苦到這步田地，還不如投水，去做河伯的媳婦。

整首詩，沒有一句罵人，全是白描。可白描到最后，分量比罵人還重。

"官今要錢不要米"，指的是當時稅法、役法改收錢幣——農民不得不把賤賣的糧食換成錢去交稅；"西北萬里招羌兒"，指的是熙河開邊，朝廷用錢去招撫羌族。新法本為"富國強兵"，可一層層落到農戶頭上，就成了"賣牛拆屋"的慘劇。

詩里兩個典故，值得點一句。"龔黃"是漢代良吏龔遂、黃霸，向來是"好官"的代稱；蘇軾反著用，說滿朝都是"龔黃"，百姓卻更苦——這是最尖的諷。"河伯婦"更沉：戰國時鄴地風俗，為"河伯娶婦"把姑娘投入河中；蘇軾說農婦寧可投水做河伯婦，是把"死"寫得比"活"還輕。兩個典一正一反，把"良法"與"活命"之間的荒謬，坐實了。

林語堂把這類詩合起來看，稱作"動人的抗暴詩"。咱們去掉他的抒情，平實說一句：這些詩不是公開反叛，而是用寫實的筆，記下民間疾苦、譏諷弊政。溫柔，卻有力。

八、弄潮兒與志士的孤獨

蘇軾也不是一天到晚苦著臉。

錢塘江八月觀潮，有"弄潮兒"在水上作特技表演，紅綠旗幟迎著雪白浪花。蘇軾給他們編過通俗的歌，寫得熱鬧好看。

他還寫過一組《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絕，也是寫這錢塘潮。其中一首說：吳地兒郎自幼玩慣風濤，冒利輕生不自憐；末兩句是"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

這"明主"、這"斥鹵變桑田"，后來被御史舒亶揪住，說是在諷刺朝廷的水利新政——明明鹽堿地變不了良田，還硬要興修。一首寫弄潮的閑詩，也卷進了詩案。

可熱鬧是別人的。酒醒之后，他寫過另一面：

眾人事紛擾，志士獨悄悄。

何異琵琶弦，常遭腰鼓鬧。

三杯忘萬慮，醒后還皎皎。

憂來不自寐，起視天漢渺。

闌干玉繩低，耿耿太白曉。

翻成白話：眾人忙亂紛紛，志士卻獨自安靜；這不像琵琶的弦，總被腰鼓的喧鬧打擾嗎？三杯酒能忘憂，醒來還是清清楚楚。憂思襲來睡不著，起來看天上星河渺遠；玉繩星低低垂著，太白星亮到天明。

這就是他的常態：身在杭州的繁華里，心卻在熱鬧之外。

林語堂說，跟著蘇軾朗朗的笑聲，我們也聽見了怒吼和嘆息；在鷺鷥的鳴聲之外，聽見了監獄里的呻吟；在水車的潺潺之外，聽見了農村老嫗的悲嘆。

這話雖帶感情，卻說中了一件事：蘇軾的耳朵，始終向著弱者。

九、燕蝠詩與"夜鸮"——那首后來惹禍的詩

這一章里，林語堂還講了一個帶寓言味道的故事，得拎清楚。

蘇軾和友人周邠出游，遇到一位卸任北返的太守。這位太守說："我被夜鸮逐回矣。"

原來，他曾經帶著一份呈文進京，請求簡化"免役稅"的征收辦法。呈文遞到一個稅吏手里，稅吏竟派武裝侍衛把他押送出城。蘇軾看了那份呈文，發現是個挺好的簡化辦法。

"夜鸮"是什么？太守講了個通俗寓言：

燕子和蝙蝠吵架，一個說日出才是一天之始，一個說日落才是。倆人爭不下，去請教鳳凰。半路上遇見只鳥，那鳥說："近來沒見著鳳凰。有的說它請假，有的說它在睡大覺。現在夜鸮正代它執政呢。你們去問它，也沒用。"

鳳凰不在位，夜鸮掌了權——這比喻什么，不言而喻。

蘇軾就這個意思，寫給周邠一首詩，滿篇消沉退隱之意：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

欲求五畝宅，灑掃樂清凈。

獨游吾未果，覓伴誰復聽。

吾宗古遺直，窮達付前定。

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暝。

白話說：年來厭倦了繁華，反倒覺得淡泊更好；想要五畝地的小宅子，清清靜靜地灑掃。獨游沒能成，找伴也沒人聽。我們老蘇家古來耿直，窮達聽天由命吧。可何必學那燕子和蝙蝠，反復去爭"一天到底從清晨還是黃昏算起"呢？

燕蝠爭"晨昏"的寓言，實出于蘇軾自己的筆記《東坡志林》。林語堂是把這則寓言和寄周邠的詩揉在一處講，手法很巧，但咱們得知道，故事和詩本是兩個出處。

這首詩妙在收尾：他笑自己，也笑世人，像燕蝠一樣，總想去爭那點虛名虛位。可正是這種"不合時宜"的清醒，讓當權者不舒服。

十、詩被刊印，呼聲再不能被無視

林語堂在這一章快收尾時，點出了最關鍵的轉折。

他說，這些詩被當權派"收集去仔細研究"。單獨看，哪一句都只是偶一置評；合起來看，卻像蚊叮蟲咬，刺痛、煩擾、讓人睡不安穩。

更要命的是，蘇軾的好友王詵——一位駙馬——把這些詩刊印了出來。

王詵是駙馬都尉，與蘇軾交厚；后來也因這層關系，在詩案里吃了罰銅的處分。一部詩集被正式刊印，在宋代不是小事——它意味著這些詩走出私人書齋，進入公共視野，再也不能當作"文人閑筆"輕輕放過。

這在當時，是個要命的舉動。

蘇軾的詩文集，到元豐初年出了個增訂本，叫《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而恰恰就是這部"錢塘集"，在后來的烏臺詩案里，成了主要的"罪證"。

烏臺詩案不是中國最早的文字獄，卻是第一樁"以出版物為罪證"的文字獄。

為什么一首詩能有這么大力量？

因為那是詩最通俗的時代。兩行巧妙的詩句，比長篇大論的奏章傳得更快、記得更牢。而蘇軾，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的詩在文人雅集上是要被誦出來的。

林語堂說："對蘇東坡的呼聲，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這句話，放在當時，是政敵的惱火；放在后來，是歷史的伏筆。

十一、離開杭州：密州的艱難與詩的成熟

熙寧七年（一〇七四）九月，蘇軾的杭州任期滿了。

他弟弟蘇轍（子由）那時在山東濟州，兄弟倆多年沒見。蘇軾申請調去山東，獲批，升任密州太守。密州離青島很近。

攜家北上之前，蘇家買了一個十二歲的小丫鬟，叫朝云。這姑娘后來在蘇軾生活里分量極重。

密州和杭州，是天壤之別。

那地方窮，主要長麻、棗、桑。官員的薪俸也減了。蘇軾在《杞菊賦》的序里寫得又心酸又好笑：

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俸，殆不如昔。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廚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延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

翻成白話：我做官十九年，家越來越窮，俸祿還不如從前。調到密州（膠西），本想總算能吃飽；誰知道廚房空空，愁得慌。天天和通判劉延式在古城廢園里，找枸杞、菊花來吃，摸著肚子相視一笑。

這時候，王安石已經罷相，呂惠卿當權，又推行新的所得稅法。免役稅的分派，遠遠超出縣里百姓的承受能力。

蘇軾這時期的詩里，寫過兒童死在路邊、寫過埋尸、寫過自己的熱淚。幾年后他在一封信里提起，說自己救了三四十個餓得不成樣子的孤兒，接回家撫養。

他在密州，不光寫詩，也實打實為民請命。密州連年旱蝗，蘇軾接連上書：先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再有《論河北京東盜賊狀》，如實反映災情，請求豁免秋稅、暫停催收青苗錢。他在信里說得沉痛："饑羸之民，索之于溝壑"；更警告，若不救濟，"寇攘為患，甚于今日"，"雖日殺百人，勢必不止"——逼急了，老百姓就要鋌而走險。

有意思的是，這時他對免役法，已不再全盤否定，而是提改良意見，與執政者商量著辦。這正說明他的"抗暴"，始終盯著"百姓苦不苦"，而不是死守派系立場。

林語堂有個判斷很準：這也許是蘇軾最難過、最沮喪的一段日子；可奇怪的是，大詩人在最難過的日子，寫出了最好的詩。

到這時，他詩里的憤怒和火氣退了，只剩下安詳、平和，和對時運的順受。他越來越愛陶淵明。在密州寫的《西齋》《吏隱亭》《望云樓》，都是這種寧靜：

西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

病夫朝睡足，危坐覺日長。

杖藜觀物化，亦以觀我生。

萬物各得時，我生日皇皇。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

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

出本無心歸亦好，白云還似望云人。

讀這些，你看不見激昂，只看見一個人和天地慢慢和解。

可"抗暴"的心沒變，只是換了法子：不再指著鼻子罵，而是把百姓的苦，安安靜靜地記下來。

他寫給弟弟子由的詞，最見這種深情。從杭州赴密州途中，他寫了一首《沁園春》：

孤館燈青，野店雞號，旅枕夢殘……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

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有筆頭千字，胸中萬卷。致君堯舜，此事何難……身長健，但優游卒歲，且斗樽前。

到密州第二年，熙寧九年（一〇七六），他寫出了公認最好的中秋詞《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首詞，寫的是兄弟情，也是寫他在人間風雨里，終于學會了"此事古難全"的豁達。

這首詞寫于熙寧九年中秋。那時他與弟弟子由已七年沒見。"千里共嬋娟"，是把七年的相思，壓進五個字里。

十二、那些詩……

林語堂這一章，末尾已經埋好了線：詩被收集、被研究，呼聲再不能被無視。

咱們順著這條線，往后看五年。

元豐二年（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湖州衙門的平靜被打破。欽差當堂抓人，蘇軾一開始以為必死——他甚至和長子蘇邁約好：平時送飯只送菜與肉，一旦得知兇信，就送魚為號。有一回蘇邁臨時離城，托人送飯，那人不知這約定，送來一條魚；蘇軾大驚，以為死期到了，在獄中給弟弟子由寫下訣別詩："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這樁"送魚為號"的軼事，宋人筆記多有記載，細節或有演繹；但蘇軾在獄中自料必死、與弟訣別，則見于其《獄中寄子由》詩，可信。

這場逮捕的由頭，是他就任湖州時按慣例上的《湖州謝上表》。表里有一句謙退的話："知其生不逢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

就這"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被人讀出了"譏諷朝政、反對新法"的味道。

八月十八日，他被押解入京，關進御史臺。

審訊的玩法，朱剛《蘇軾十講》說得很明白：就是把他的詩一首首拿出來，逼問他每一句"譏諷"了什么。審訊記錄，簡直就是一部逐句解讀蘇軾詩的"詩話"。

而最主要的"罪證"，就是那部《元豐續添蘇子瞻學士錢塘集》——正是他在杭州時期詩集的增訂本。

御史舒亶、李定、何正臣等人輪番上章，指認他的詩"謗訕"。

咱們這一章里讀到的那些詩，大多在其中：《吳中田婦嘆》自不必說；《山村五絕》里"爾來三月食無鹽""一年強半在城中"，被指諷刺鹽法、青苗法；那些寫囚犯、寫民夫的詩，被指"動搖民心"。

為什么一首詩能要人命？得說說宋代詩的位置。

在宋代士大夫圈子里，詩不是藏在抽屜里的私貨。它要唱和、要題壁、要結集流傳，是公開表達的最主要文體。一首好詩，幾天就能傳遍士林。蘇軾又是頂流——他的詩在酒席雅集上被人誦，在書肆里被人買。烏臺詩案的特殊，在于它是第一樁"以出版物為罪證"的文字獄：過去文字獲罪，多是匿名謗帖；蘇軾這回，是堂堂正正印出來的詩集，被人逐句拿來"定罪"。

審訊持續了一百三十多天。御史臺逼他交代每句詩的"譏諷"所指，他一首首自辯，說不過是寫景、記游、抒懷。可案子早不是"詩"的問題，而是政治：新法正當其時，任何"動搖"都被視為攻擊。

案子到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結案。蘇軾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等于軟禁。受牽連的還有幾十人：王詵罰銅，蘇轍貶官，司馬光等一眾老臣也被罰銅。一場"詩獄"，把半個士林都卷了進去。

林語堂管這章叫"抗暴詩"。如今回頭看，這名字竟是一語成讖——

這些詩，真的"抗"到了某種暴；也真的，成了"罪證"。

十三、詩以抗暴，是一顆民本之心

寫到這里，得說句公道話。

蘇軾不是不知道閉嘴。

林語堂這一章里列了一串人：韓琦、歐陽修已死，富弼、范鎮退隱，司馬光埋頭治學，張方平縱酒自遣，連弟弟子由都"明哲保身，閉口不言時事"。

當時反對新法的那批老友，分散在東南各地做官，都學乖了，把意見壓在心里。

只有蘇軾，"不夠圓滑"。

他看見百姓在水深火熱里，就寫。知道詩會傳到京師，也毫不在乎。

這不是什么"偉大的姿態"。林語堂愛用這類詞，咱們不去跟著喊。

它只是一個地方官，把眼睛睜著，把筆拿著。

他審囚，對著囚犯掉淚，因為"均是為食謀"。他看見民夫陷在泥里，寫"人如鴨與豬"。他聽見農婦的嘆息，寫"不如卻作河伯婦"。他記下鄉下孩子學會的京腔，記下層層的稅、鹽、役。

他的詩，不是為罵誰，是為那些說不出話的普通人，留一份底稿。

這，就是"詩以抗暴"最實在的意思：不拿刀槍，不喊口號，只是不肯裝作沒看見。

十四、最后

烏臺詩案里，蘇軾替自己辯解，說平生文字"率性而作，未嘗敢有譏謗"。

這話是真心的，也是天真的。

他大概至死都想不通：一個只想"牧養小民"的官，怎么就成了一個"謗訕朝政"的罪人？

可也正是這些差點要了他命的詩，讓一千年后的我們，還能看見北宋那年的雨、那年的泥、那年農婦眼角干涸的淚。

詩沒抗過暴，詩卻留下了人。

就到這里吧，丫的緩緩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