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 | 王計兵：一條河流的“瀑布”時刻

“這兩天實際上我也承受了一些精神壓力，可能這一屆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我是最熱的一個，有很多的新聞，有好的，有壞的，大家都在問我說，你對這些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受？”

7月21日下午，在南京舉行的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江蘇獲獎者座談會上，王計兵吐露獲獎以來的遭遇。會后，他坐在記者對面接受采訪，溫和、謙虛，一如往常，但面容里有藏不住的疲憊。

“我不是完美的，缺點會讓我更加自信”

“不管生活給我什么，我始終是一條安靜流淌的河流。”王計兵不止一次說過這句話。但毫無疑問，從7月12日魯迅文學獎提名名單公示至今，這條河流遭遇到了“瀑布”時刻。

王計兵仍試圖跟隨內心的腳步，一如既往地過自己的生活，但這份平靜已被打破。

他默算了下，然后告訴記者，從15日魯獎獲獎名單公布到21日到南京參加座談會，他只跑了5單外賣。因為要不停地接受媒體采訪，參加文學活動。這一周以來，他有2天時間在北京，一天時間在南京，回昆山只待了3天，“第一天媒體排滿采訪，光電話采訪就接了30多個。中午給了我一個半小時的吃飯時間，我吃完抓緊出去送了2單，回來繼續(xù)受訪；第二天午休間隙又跑了3單”。

送外賣是王計兵的生計，但寫作需要現實與靈感支撐，這也是他獲取創(chuàng)作素材的渠道。“送外賣的好處是能持續(xù)接觸形形色色的普通人，近距離觀察真實的人間百態(tài)，這是我素材的重要來源；另一部分素材，來自我自身幾十年的打工經歷”。而這兩份寫作素材“寶藏”，他說還遠遠沒有挖掘完。

面對“外賣詩人”這個標簽，王計兵坦言，“于我而言，標簽是一種托舉，讓大家看見我，會覺得‘外賣小哥寫的作品還不錯’。沒有標簽，我可能還要走很遠的路。但與此同時，這個標簽也會固化讀者對我的印象，它暫時在一定程度上掩蓋了我的文學創(chuàng)作，但我的作品就在那里。我對我的作品一直都有自信。”

在座談會上，王計兵在發(fā)言中表示，他不愿去撕掉這個標簽，也不愿意戴著它，“我希望它能從我的身上自然脫落。當大家聊起來，說‘曾經有一個王計兵，他好像以前送過外賣’，這可能是對我最好的認可。我希望有這么一天，但是這一天在哪里？我靠我的努力。”

在魯獎獲獎名單公布后，網上對王計兵的討論聲音來得迅疾兇猛。在面對贊譽的同時，王計兵不得不面對同時涌來的質疑甚至謠言。有人說他是吃了時代的紅利，趕上了新大眾文藝興起的好時候；有人將別人的詩句嫁接到他的頭上，“里面有一半都不是我寫的”；最讓他五味雜陳的是，一位常常在網上與他交流詩歌的網友把他拉黑了，還在評論里攻擊他；還有傳言他還清了“百萬外債”……

對此，王計兵一一回應，沒有任何閃躲與回避。面對“蹭時代紅利”的質疑，王計兵說，“我不否認新大眾文藝給我們基層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很好的發(fā)展跳板。這些負面批評反而讓我更有創(chuàng)作斗志，我對自己當下的創(chuàng)作狀態(tài)很有自信，現在正是我創(chuàng)作最旺盛的階段。”而“文學是一定有高度的。千萬不要讓新大眾文藝的標簽拉低寫作的高度。當我們談論新大眾寫作的時候，要注重在‘文學’這個點上。”王計兵說。

對于“百萬外債”的傳言，他一笑置之。2014年，王計兵還處于默默無聞時期，為了孩子上學，在昆山買了套房，“那段時間我們夫妻倆各開了一間小店，那兩年是我們收入最高的時候，靠小店盈利湊了首付。當時貸款43萬，首付20多萬，至今貸款還沒有結清，每個月還要償還兩千多。”王計兵說：“這幾年我的書累計賣出24萬冊，靠版稅償還幾十萬房貸是很正常的事。但很多網友刻意忽略書籍暢銷帶來的合法收入，單純曲解我的收入來源。”

面對不可遏止的喧囂，王計兵說，“這段時間，各類事情來得太猛烈，這條河流像是遇上了懸崖，不得不走過一段瀑布。等熬過這段喧囂，我依然會回歸原本安靜的狀態(tài)”。對于不好的言論，他說，“我不是完美的，缺點會讓我更加自信，缺點會讓我做得更好。”這大概就是王計兵在這個“瀑布”時刻最坦誠的剖白。

“文學讓我快樂”

很多人以為王計兵是因為送外賣才開始寫詩。事實是，他寫作的時間遠遠長于送外賣。從1988年算起，已有38年。

1988年，王計兵初中輟學離開徐州邳州老家，在沈陽第四泵站做建筑木工。此后輾轉過太多地方：伊河淘沙3年，山東磚廠備土7年，新疆打土坯，昆山碼頭裝卸、街頭流動力工、擺地攤、撿廢品、送快遞、送外賣……

這么多年里，生存是王計兵需要面臨的一個問題，但他說從來沒有到活不下去的地步。“很多人覺得我撿廢品那段日子一定格外艱苦，我卻沒有這種感受”。當然，生活中會有很多棘手的難題，比如住房，很長一段時間他沒有固定住所。“1993年我就結婚了，直到2009年我們才擁有第一張沙發(fā)，也就是我在《我笨拙地愛著這個世界》里寫的那張能當床的沙發(fā)。在此之前，我們常年睡在地上，鋪木板、紙箱，夏天一整晚出汗，早上紙箱都會被泡爛，一翻身就碎掉。妻子陪著我熬過所有苦日子，我沒有任何資格抱怨。”

相反，他表示，“我喜歡生活。有的時候別人問我，你以前的日子過得那么苦，是怎么熬過來的？我沒有感覺到日子要用到‘熬’這個詞，我一直活得特別快樂，這點可能有人在想，你一定活得很痛苦，你很堅強，但是我真的活得很快樂。”

讓他快樂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母親教會我，人生本就是不斷收獲的過程，家人不離不棄、身邊人的善意，都是收獲。”更重要的是，他喜歡文學，“文學讓我快樂”。在漫長的生活中，王計兵一邊以體力謀生，一邊經營著不為外界所知的精神世界。

38年里，他的寫作從未中斷。1992年他發(fā)表過幾篇微型小說，被父親一把火燒了手稿。從此轉入地下，寫，但不投稿，甚至不保留底稿。這一寫就是25年。有人問他：一無所獲，你在堅持什么？他說這25年像是“生命空地上的一場大雪”，不改變什么，但讓生命變得精彩。

王計兵很不理解喜愛文學為什么會用到“堅持”這個詞。“如果一個人喜歡釣魚，釣了25年，沒人會用‘堅持’這個詞；為什么喜歡文學，就要用‘堅持’？”王計兵強調，“我只是喜歡，不只喜歡詩歌，我是喜歡文學。”

寫作是他記錄生活，與世界對話，安頓自我的一種方式。

當外界過度關注他的“外賣員”身份時，他已經在思考自己作品中的“文學性”問題。過去，王計兵認為自己的作品“社會意義大于文學價值”，但魯獎的肯定讓他看到兩者有了平衡的可能。

今年年底，王計兵計劃推出一本全新詩集，他打算改變過往的寫作風格。“我希望大家說‘這不像王計兵寫的’。我不想固定自己的寫作風格，我想努力去做新的嘗試。”

事實上，這種嘗試，他早已開始。在《手持人間一束光》這部詩集中，他的創(chuàng)作視野就有了明顯的擴展，從原先的關注自我到觀察眾生、書寫眾生，普通打工人、擺夜攤的大姐、廢品站的老人……王計兵用詩歌為他們發(fā)聲。他完成了從“自我式寫作”向“代言式寫作”的轉變。而在詩歌風格上，王計兵也嘗試讓自己更加沉穩(wěn)地表達，按他的視角和思想去觀察、去言說。為什么想要改變自己一貫的詩歌寫作風格？王計兵說，寫作久了很容易形成固化的風格。詩歌創(chuàng)作本就該不斷嘗試、嬗變，這是自我突破。

網民的聚焦仍停留在他的“身份標簽”，而王計兵在文學這條路上已走出很遠，且一直向前。

而對于此次獲獎，王計兵表示，“獲獎只是我人生路上的一處瀑布，遠遠看像是一座高峰，但我的目標一直在遠方，并沒有到此為止”。

“愿我一生都是文學愛好者”

此次得獎之后，有一位與王計兵相熟的老師很嚴肅地告訴他，不要再說自己是“文學愛好者”了，都得了魯獎，“文學愛好者”這個身份不太合適。但身為新大眾文藝的代表性作家，王計兵對此深有疑慮，“我就在想到底我是不是一個‘文學愛好者’？它陪了我這么多年，我特別愿意一直說我是一名文學愛好者。”

對近些年被熱烈討論的新大眾文藝，王計兵有很多話說，“長期以來，文學的金字塔很穩(wěn)定，被光芒照耀、被關注的可能是塔尖上的極少數，因為他們站得高，光芒容易照耀他們。而新大眾文藝撬動了這個穩(wěn)定的金字塔，它不留死角——所有的人都可以發(fā)聲，只要你愿意發(fā)聲，都能被聽見。”

在他看來，長期在金字塔底端默默寫作的“文學愛好者”，其實都各有亮點。“我們未必有塔尖上的少數人那么優(yōu)秀，卻也閃爍著獨特的光芒。”而對于獲獎，他反問道，“作為文學愛好者，為什么不能收獲一些果實呢？我愿我一生都是文學愛好者。”

獲獎之后，王計兵新的創(chuàng)作規(guī)劃提上了日程。除了計劃中年底要出版的詩集，他正在寫一本散文集，定位為“床頭的書”，每篇兩千字以內，十分鐘左右能讀完。而在這兩本書之后，他還計劃寫一部長篇小說。“目前只有初步構思，整體虛實結合，把現實里真實遇見的人和事放進故事里，再進行文學虛構加工”。

“寧缺毋濫是我今后的創(chuàng)作準則。我不會減少寫作總量，甚至會寫得更多，但對交付給讀者的作品，只會精挑細選極少數，大量初稿我會自行留存，不會倉促出版。”王計兵說，“我也想讓大家相信我，我是王計兵，我是一條安靜流淌的河流。河流的使命是永不停止流淌，直到干涸。”

（本文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文字 | 實習生 張夢瑤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臧磊

校對 胡妍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