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溺嬰》：在真實與虛構的裂隙中重塑家庭敘事

本文轉自：逗馬貳叁Dogme23

逗馬貳叁服務短片《溺嬰》，在第20屆FIRST青年電影展「FIRST FRAME 她的一幀」單元完成首映。

《溺嬰》是王婧宜Veronica導演的首作，這部短片以家庭作為影像實驗的場域，架設起兩臺攝影機，將紀實與虛構不斷重疊，再現了對于家庭權力命題的書寫。

《溺嬰》海報

「FIRST FRAME 她的一幀」單元現場的觀影氛圍濃厚，策展人和觀眾在提問的傳遞中完成了對《溺嬰》的又一次剖析。

逗馬貳叁將從《溺嬰》的攝像機背后出發，去探尋王婧宜Veronica導演是如何在這場影像實驗中去趨近一種家庭結構的真實。

導演 王婧宜Veronica

王婧宜（Veronica），劍橋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獨立電影人，杭州人，現居倫敦。她的研究關注酷兒理論、青年文化與親密政治；在影像實踐上，她延續了其對身份、家庭與權力結構的關注，在真實與表演、私人記憶與社會秩序的縫隙中工作。《溺嬰》是她的導演首作。

《溺嬰》劇照

▍01 在敘事取舍中的劇變

比起傳統的敘事模式，《溺嬰》帶著元電影探索的鋒芒。它并不是在試圖去回答、去控訴家庭中無法被消解的痛苦與創傷，也并非被動地去呈現現實與虛構，《溺嬰》更像是介入攝像機，帶著距離去圍觀家庭場域中并置的爭執與失控。

《溺嬰》劇照

相比于單純復刻一次爭吵，記錄這部短片如何被拍出來會更有張力。《溺嬰》的拍攝現場存在兩臺攝影機，一臺沿著劇情線延伸，而另一臺記錄著片場的此時此刻。在五天的拍攝周期中，影像具體的呈現了每個人自己的敘事，也保留了更為完整的片場紀實。漫長的篇幅將家庭關系的根系不斷重疊顯影，趨向于真實生活本身，“沒有人只是某一種角色，沒有人永遠站在同一個位置。”

但是在素材的反復切割中，Veronica 逐漸意識到完整的影片會逐漸落入對個體是非的追索中，變成一個類似家庭史的紀錄片。

在淡化了具體事實和完整劇情的嘗試中，Veronica 并置了的協商、抗拒與失控，弱化了現實與虛構的邊界，讓影片更接近一種家庭結構的真實。“父母與孩子像漂在水面的氣球，奮力靠近，卻總在觸碰之際被彈開。”

《溺嬰》首映現場

▍02 什么是“正常”？家庭權力場域中的鏡像與重構

“我開始拍這個片子，其實是想尋找一個回答。”

制作《溺嬰》時，恰恰是 Veronica 成年后第一次激烈地嘗試向父母展示真實自我的階段。“一次在街上的大吵之后，母親把我趕下車，我哭著給父親打電話，再一次沒有得到理解。

Veronica 讓父母去出演他們自己，也是在試圖觀察他們會如何面對女兒對他們的書寫。

《溺嬰》劇照

作為劇本的一部分，面對鏡頭帶來的隔閡，父母其實是會不自覺對真實的情感與表達產生抵抗和隱匿。但在現場，Veronica 依然能夠感受到大家都在鏡頭前去嘗試爭奪講述自己的敘事。

在影片中，父親反復提起 Veronica 出生的場景。并直言會將剛出生的她溺死在水中。

《溺嬰》劇照

作為一個戲謔的玩笑，它貫穿了 Veronica 的童年。它的殘忍在日常的反復咀嚼中被逐漸消解。這種殺生大權的心理暗示，隨著她年齡增長，愈發顯得格格不入。作為一種彌散性的殘酷，Veronica 始終帶著不解和困惑。她似乎一直是那個那個隨時可以被淹死的嬰兒。

在無數次的素材回看中，Veronica 意識到這層從家庭內部的玩笑中生發出的一種基于“正常”定義的不對等權力結構。對于“正常”親密關系的定義，對于“正常”劇本的爭執，不斷的重建著新的敘事焦點。父母口中所謂的正常，本質上是一種巨大的權力資本。“正常”是邊界，是規范；而處于這個定義之外的，便意味著可以被放逐、被丟棄，讓殺死不正常的弱者變得理所當然。

《溺嬰》映后現場

這種關于正常的錨點，與 Veronica 在文化研究領域的學術背景產生了強烈的共振。她敏銳地察覺到，家庭不僅是情感的容器，更是一個微縮的權力場，一套隱秘的語言規范在支撐著父母對于子女的定義權。

Veronica 正是希望通過影像，回到家庭的場域去正視這份不解。

這種正視，并沒有承諾廉價的和解與寬恕，它更多的是一種認知層面的解構。當她將曾經令自己壓抑、困惑的家庭權力關系從迷霧中剝離出來，她便不再需要去苦苦追問“為什么父母要這樣對待我”。

《溺嬰》劇照

認知上的清醒，讓她能夠從那層作為女兒的、被壓制的“女兒姿態”中短暫抽離。雖然在片場，那種因身份重疊帶來的無力感和被“靜音”的壓抑依然真實存在，但 Veronica 通過這種影像的實踐，完成了一次關于個人敘事的重建：她不再糾結于被理解，而是通過揭示正常背后的代價，實現了一次與自我的深刻和解。

▍03 從自我到他者的角色消融

同時作為影片的書寫者與被敘述者， Veronica 的身份在導演和女兒之間不斷重疊。也正是在這種身份的鏡像交互過程中，導演在不斷去嘗試叩問有關“距離”的答案。

一方面，這兩個身份是互為根基且不可替代的：導演的理智若抽離，敘事將淪為干癟的標本；女兒的主觀若缺失，影片便失去了觸及靈魂的痛點。這種共生關系，決定了影片注定是一場不可復制的動態實踐。

《溺嬰》劇照

但在另一方面，作為片場的主控者，導演的克制和冷靜，在一定程度上會與女兒那份裹挾著本能控訴的主觀情緒發生激烈的碰撞。但 Veronica 的表達和情緒沒有就此被切割。她巧妙地將那份屬于女兒的敏感、委屈乃至鋒利的“控訴”，內化并封裝在劇本的文字之下。

“我在現場作為導演，其實是可以像有一層安全的玻璃一樣，隨時去喊‘卡’。”

作為文化研究者，長期沉浸于酷兒理論、青年文化與親密政治的背景，賦予了 Veronica 一種審視周遭的宏觀視角研究關注。創作《溺嬰》，更像是一場將自己置于宏觀與微觀縫隙中的實驗。

《溺嬰》劇照

當她將鏡頭對準家庭這一微觀切入口時，宏觀的思維模式賦予了她卓越的提煉能力。在剪輯臺前，她能迅速從具體的情感糾纏中剝離，冷峻地構建起敘事結構。然而，當她身處拍攝現場，回歸到女兒這一真實身份時，宏觀的理性分析往往在親密關系的語境中失效。以女兒的身份在家庭話語權爭奪中被靜音，構成了她創作中深刻的理性痛苦。

在這種精密的身份切換中，導演身份賦予了她審視傷口的距離感，而女兒身份則賦予了她直面傷口的穿透力。它讓《溺嬰》超越了單純的自傳式講述，演變成一場關于權力結構、代際糾葛與自我療愈的博弈。

▍04 在不確定性中尋找坐標

作為一個非電影學院出身的創作者，在片子投遞之前，她始終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既不確定創作是否符合行業標準，也不確定自身是否適合走上職業導演之路。

《溺嬰》劇照

在拍攝現場的變數也在不斷累積。一位伙伴因立場的差異而罷工，也讓 Veronica 認識到影像創作不僅關乎導演的個人表達，它也是一種與協作伙伴、與觀眾進行立場交換的復雜過程。

這一過程反過來塑造了她對身份的認知。她發現，自己并不排斥這種帶有不確定性的拍攝手段。相反，正是這種對創作邊界的試探，讓她在《溺嬰》的拍攝中找到了某種興奮點。從最初的沖動與倉促開啟，到如今面對市場反饋時開始重新評估長片開發的潛力，她正在從門外漢的焦慮中解脫，將過往的不確定轉化為一種主動的選擇。

在「FIRST FRAME 她的一幀」的現場，策展人與觀眾的每一次提問，都在為這部短片增添新的注釋。

《溺嬰》并未提供答案，卻為所有曾在家庭的水面下掙扎著呼吸的人，打開了一扇可以看到彼此的窗。

這部短片從西寧出發，也意味著它正式踏入了更廣闊的公共對話空間。在家庭中微妙流動的動態權力，代際之間永不休止的協商與抗拒，將通過銀幕與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產生共振。當一位創作者敢于將最私密的家庭實驗公之于眾，她所開啟的便不再是個人的療愈，而是一面映照出普遍人性困境的棱鏡。

《溺嬰》的首映已然落幕，但它所激起的漣漪才剛剛開始擴散。 Veronica 以她的方式，為這個永恒的命題提供了一種獨特的介入路徑，在紀實與虛構的重疊地帶，在導演與女兒的雙重身份之間，在宏觀的文化研究與微觀的情感經驗之中，找到屬于自己那一個雖不穩固卻可以站立的位置。

※ 采訪者：周俊琦

※ 文字整理：周俊琦

※ 排版：周俊琦 詩小旴

※ 校對：詩小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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