礦山生態修復呼喚“破壁行動”

站在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石門寨鎮政府辦公樓上東望，近千畝采礦遺留礦坑如大地的傷疤般裸露田間。深坑里藍色的水面平靜如鏡，淺坑中停置的采礦機械銹跡斑斑，與周邊青翠的玉米地形成刺眼對比——這是露天開采留給這座濱海之城的典型“傷痕”。

礦產資源豐富的河北秦皇島，全市持證礦山企業115家，其中30家曾進行露天開采，僅海港區未修復礦坑及周邊生態面積就達4160多畝，多數未有效治理，持續影響周邊環境及地下水。

記者調研發現，這些露天礦山關閉后遺留的生態創傷，廣泛存在于我國東部礦產資源縣市，如承德灤平、邯鄲武安等地，形成有主礦山“停而不修”，無主礦山“財政難扛”現象。滯后的生態修復，讓本就脆弱的礦區生態環境變得日益凸顯。

圖為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石門寨鎮政府東側的近千畝采礦遺留礦坑。科技日報記者 陳汝健 攝

關停礦山，莫閉修復之門

“這些多年前嗑石子形成的礦坑，最深處達80米，幾乎都跟地下水源打透了。”秦皇島市石門寨鎮北林子村黨支部書記顧立懷面對連片的礦坑憂心忡忡。這些采礦遺跡占用的幾乎都是一般耕地，不能隨意填埋，否則影響飲水安全，卻又無力修復，成為懸在村民心頭的生態隱患。

顧立懷介紹，礦山雖關停多年，企業每年仍向村里繳納6萬元承包費，但生態修復責任卻束之高閣。這片近千畝的礦坑，還涉及周邊高井、南關等多個村。在秦皇島市海港區，像這樣的采礦遺留大坑還有多個，如該區的弧山峪、半壁山等村。

百公里外，遷安市隆宇工貿有限責任公司黑龍山鐵礦，一個深達70多米、面積700多畝的露天礦坑已靜待修復多年。該礦企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他們2020年轉為地下開采，地面礦坑因處于塌陷區，至今未啟動修復。

遷安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局長王大江透露，該市除南山鐵礦等4家生產礦山企業外，還有28家停產礦山企業遺留露天礦坑，主要分布在蔡園、馬蘭莊等鄉鎮，幾乎都陷入“停而不修”的困局。

責任主體滅失與資金斷流形成雙重枷鎖。秦皇島市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三級調研員王建輝直言，這些礦坑都是持證礦山企業在過去監管不嚴時所為，應是誰破壞誰修復。但現實是，關閉礦企多數斷了資金來源，將礦坑修復責任懸置起來。

王建輝還認為，目前資金是生態修復中的難題之一。為減少資金投入，秦皇島的歷史遺留礦山主要靠自然恢復為主。

地方財政亦難以扛起修復重擔。秦皇島市海港區自然資源和規劃局副局長殷亮介紹，2015年區劃調整時，該區接收臨縣60家礦山企業及2840余萬元生態修復保證金和利息。面對眾多待修復礦山生態，他坦言：“礦坑恢復成本太高，施工工期也太長，目前也只能是回填。”

殷亮介紹，他們曾協調企業嘗試利用粉煤灰填埋礦坑，記者在該區石門寨鎮北斜村的礦坑填埋現場看到，目前這個填埋項目仍在進行中。但這種簡單回填方式在相鄰不遠的北林子村卻行不通——因礦坑與地下水系相通，任何填埋都可能污染水源。

對于歷史遺留和關閉礦山的生態修復，多數地方相關部門均表示“財政難扛”，這正是礦區地貌難以恢復的關鍵原因。

在全國范圍內，“十四五”期間雖完成礦山生態修復120萬畝，但歷史欠賬規模仍觸目驚心——僅山東省就“貢獻”了15.3萬畝廢棄礦山。這些數據背后，是歷史遺留礦山生態破壞的廣泛性與修復工作的艱巨性。

圖為河北省秦皇島市海港區北斜村粉煤灰填埋礦坑項目現場。科技日報記者 陳汝健 攝

為礦山生態修復找出路

當多數地區還在為修復資金發愁時，河北徐水區“以資源養修復”的做法似乎讓人眼前一亮。京昆高速河北徐水孟村段向西，象山生態修復項目工地機械轟鳴。鉤機揮動鐵臂，翻斗車往來穿梭，這里正在撫平一座5085畝的“白茬山”創傷。

負責這一項目的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區經濟開發區副主任劉珞告訴記者，這個總投資4.68億元的歷史遺留礦山修復項目，包括高陡坡、采坑及周邊未利用地的生態修復，其創新點在于土石方拍賣變現修復資金。

劉珞介紹，徐水區將修復過程產生的948萬立方米土石方拍賣給石材加工企業，換來4.37億元反哺生態修復。在2020年11月簽約時，劉珞所在單位盡管與施工單位約定28個月后的竣工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協商，但時至今日，該項目仍因修復資金等原因致使工期一再延長。

放眼各地，以財政或專項資金支撐的歷史遺留礦山生態修復項目較多。但修復方法不同，其修復成本與成效截然不同。

在河北省保定市滿城區，另一場資源化利用的修復革命正在發生。該區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二級主任科員劉芳告訴記者，當地一個白茬山修復項目，拋棄了削坡造臺的舊思路，采用掛網噴播技術直接貼合山勢。這種方式不僅減少山體二次破壞，還節省了修復成本。

制度創新亦在加速。7月29日，湖南省自然資源廳正式印發《關于嚴守土石料利用政策底線 進一步完善礦山生態修復激勵措施的實施細則》，直指土石料管理風險，嚴防“生態修復之名行非法采礦之實”。

河北省盧龍縣的實踐印證了轉型潛力——該縣一項近2000萬元的歷史遺留礦山修復項目中，有7至8個礦坑進行差異化治理。該縣自然資源和規劃局一位不愿具名的三級主任科員告訴記者，礦坑周邊有廢料的就直接回填，不能回填的就轉型利用或圍擋。

產業融合正拓展修復的價值邊界。7月24日，在2025年土壤與地下水風險防控與生態修復技術交流大會上，中國地質調查局水文地質環境地質調查中心二級研究員張發旺就礦山生態修復繪制了“資源、經濟、產業”三張藍圖。他認為礦山生態修復只有變成產業，形成新的“礦山”，才能可持續發展。

張發旺舉例，傳統酸性礦坑水治理成本高昂，若利用其特性制造成礦，如制取試劑或電池材料，就能將污染治理轉化為產業。

對于綠色礦山生態修復，水利部牧區水利科學研究所正高級工程師珊丹則描繪出“生態+”的多元場景——露天礦山可采用“生態+農業+養殖”“生態+景觀+文旅”模式，井工開采礦山適用“生態+倉儲用地”，采空區則適合“工程修復+植被重建”或“生態修復+光伏產業”。在她看來，唯有構建起“生態修復+技術創新+產業融合+制度保障”的四位一體機制，礦山生態修復之路才能越走越寬。

圖為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區象山生態修復項目現場。科技日報記者 陳汝健 攝

推動礦山生態修復更科學

在以地質為“骨架”，水文為“脈絡”的礦山生態修復中，如何降低成本、提高成效？水土修復領域專家共識明確：既要抓前端，治未病；更要抓末端，治已病。

在滿城區李家佐村與玉山村之間，一片曾遭開采重創的白云巖山體群正經歷一場改寫開采方式的革命——“縱切變橫切”。劉芳點破精髓：傳統縱切形成高陡邊坡，修復困難；而這種水平分層開采則使山體形成大平層，從源頭減少修復壓力。

縱切開采遺留的傷痕需要數十年修復，而橫切模式直接將生態成本壓縮在開采過程中。記者注意到，這一開采模式可以由縱切直接變為橫切、調整開采范圍或合并整合后變為橫切等多種方式。這一開采模式雖審批周期長，但是許多關停礦山企業仍在為此奔波，這已成為河北推進礦山“前端防控”的重要探索。

對于這一開采模式轉型期的修復責任，河北省易縣自然資源與規劃局副局長徐士超認為，礦山生態修復不能擱置，縱使企業正在辦理“縱切變橫切”手續，仍需完成原開采許可范圍內的生態修復任務，以防新批復范圍不包含原區域。

圖為河北省保定市滿城區一座即將變為“縱切變橫切”開采的山體。科技日報記者 陳汝健 攝

在易縣高村鎮卓家莊村西南的一座山腳下，通過“削山騰地”新建起數棟石材加工廠房。該鎮鎮長高峰告訴記者，這種“挖山建廠”方式，既解決了企業占地問題，還節省了生態修復成本。

相關專家認為，礦山生態的源頭防控仍需轉變思路，從開采管控轉向科學治理。在珊丹看來，礦山開采對環境的影響已不是點和線的問題，已經形成面和網的趨勢。

在修復技術最前沿，一場水土重構系統治理正在西部礦區創造奇跡。“生態修復的實質是土壤生態系統修復與重建。”中國礦業大學（北京）二級教授畢銀麗道出技術核心。她的團隊發明的“三層海綿土層重構技術”，在內蒙古準格爾礦將植被覆蓋率從45%躍升至85%。

“底部隔水、中部涵水、表層種植，水分利用率提升30%。”畢銀麗展示的監測數據令人振奮。這項技術已陜西、內蒙古等地礦區推廣至40萬畝，甚至在新疆紅沙泉露天礦實現“當年成活、三年變綠”，突破干旱區修復禁區。隨著土壤重構技術的快速發展，我國礦山土壤重構已從1.0走向4.0時代。

土壤之下，水脈相連，水土治理亦在協同推進。面對34.2%地下水受污染的嚴峻現實，生態環境部土壤中心正高級工程師熊燕娜疾呼：“地下水不能靠末端治理，必須源頭防控。”

面對煤矸石填充污染地下水風險，相關專家呼吁攻關固廢科學處置技術。中國地質環境監測院高級工程師何亞平則帶來希望：“20469個自動監測站織就國家級地下水監測網，水質水溫實時可知曉。”

圖為河北省易縣一家企業通過“削山騰地”建起數棟石材加工廠房。科技日報記者 陳汝健 攝

新法新標構建起“制度約束+技術支撐”體系。2024年8月，《金屬礦土地復墾與生態修復技術規范》等4項國標實施，首次對生產礦山明確“邊開采、邊修復”要求。新修訂《礦產資源法》更專設“礦區生態修復”章節，系統性重構責任體系——法律的剛性約束正為技術落地鋪平道路。

礦山復綠之路仍有資金之困、技術之難，但希望之光已在裂縫中透出——當“三層海綿土”在新疆戈壁催生綠意，當“縱切變橫切”從源頭撫平山體創傷，當20469個監測點緊盯地下水流向，我國礦山生態修復正步入科學化、產業化、智能化新紀元。那些靜待修復的生態欠賬，終將蛻變為生態與經濟共生的新沃土。

來源：科技日報

記者：陳汝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