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2026年4月3日，上海發展研究基金會和鴻儒教育基金會聯合主辦“上海貨幣論壇”。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研究院院長盛松成先生進行“信用貨幣的‘兩面性’及其面臨的挑戰”主題發言。他系統梳理了信用貨幣的理論根基與運行特征，剖析當前體系面臨的挑戰，并預判未來全球貨幣將走向多元共治格局，為人民幣國際化路徑提供重要理論支撐。
一、信用貨幣的理論基礎與國家信用支撐
傳統經濟學從亞當·斯密、馬克思到凱恩斯，均強調貨幣的核心是商品交換媒介。馬克思曾指出，價值尺度與流通手段的統一就是貨幣。這一認知長期主導貨幣理論，也對應著早期對貨幣層次的劃分。上世紀60年代，弗里德曼提出關鍵突破：貨幣不僅是交換媒介，更是價值貯藏手段。這一理論成為劃分廣義貨幣M2的核心依據，也徹底改變了現代貨幣調控思路。
2025年1月，我國央行正式對M1統計口徑進行調整，將個人活期存款、非銀行支付機構客戶備付金納入其中。主要原因在于隨著移動支付時代的快速發展，相關資金已具備高效流通性，本質上承擔了交易媒介功能。而規模超340萬億的M2，則完整體現了貨幣的價值貯藏屬性，構成了現代金融體系的流動性基石。
國家信用是現代貨幣發行的根本保障。中央銀行在國家信用支撐下壟斷貨幣發行權，法定貨幣具備強制法償性，以全社會商品生產與交易為價值基礎。盛松成明確表示，虛擬貨幣、私人貨幣僅可作為資產，不能成為法定貨幣，否則將徹底破壞貨幣政策的實施與調控。
二、信用貨幣的“兩面性”
信用貨幣徹底告別金本位，同時具備巨大的進步意義和內在缺陷，呈現鮮明的“兩面性”。
從進步性來看，信用貨幣擺脫了實物供給的剛性約束，有效緩解了貨幣數量跟不上經濟增長的長期矛盾。金本位時期，貨幣供應受黃金儲量限制，極易引發通貨緊縮，壓制經濟發展。大蕭條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金本位下貨幣供應缺乏彈性，貨幣政策調控空間有限。而信用貨幣體系下，央行可以根據經濟需求調節貨幣總量，使貨幣供給與經濟增長相適配，為現代經濟持續擴張提供了可能。
但信用貨幣的缺陷同樣突出：它缺乏天然的價值錨點，完全依賴國家信用與財政紀律。一旦政府濫發貨幣，就會引發通脹甚至惡性通脹。歷史上戰爭時期的財政超發、20 世紀 70 年代西方國家的滯脹，都源于信用約束失效。因此，現代國家普遍通過立法保障央行獨立性，以此約束貨幣投放，守住信用底線。
三、國際貨幣體系變革與未來格局
當前信用貨幣的挑戰，集中體現在國際貨幣體系的深刻變革中。美元作為全球主導貨幣，其外部性問題日益嚴重。美國依托美元霸權，將內部政策風險外溢全球，聯邦政府債務持續膨脹，美債的安全資產屬性不斷弱化。
全球央行持續增持黃金，正是對美元信用擔憂的直接反應。黃金價格大漲，本質上是國際社會對以美元為核心的信用體系信任下降的結果。
對于未來國際貨幣格局， SDR 等超主權貨幣在現實中難以推行，地緣政治、分配機制、使用場景三大瓶頸無法突破。更可行的路徑是多強貨幣共存，由美元、歐元、人民幣等強勢主權貨幣共同承擔國際貨幣職能，形成多元制衡的新格局。這一方向更符合現實利益格局，也具備更強的可操作性。
人民幣國際化是長期趨勢，但需要遵循經濟規律、穩步推進。資本賬戶開放、金融制度完善、地緣環境改善等條件缺一不可，人民幣將在全球信用貨幣體系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信用貨幣重塑了現代經濟運行邏輯，其內在“兩面性”要求在效率與穩定之間保持平衡。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正從單極走向多元，把握信用貨幣運行規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既是應對外部變局的關鍵舉措，也是參與全球金融治理的必然路徑。
信用是貨幣的關鍵，國家信用是貨幣的基石。信用貨幣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伴生通脹與貨幣博弈等新挑戰。理解信用貨幣的“兩面性”，才能理解宏觀政策、金融波動與國際貨幣格局變遷。在全球貨幣秩序重構的今天，堅守信用、完善制度、穩步提升人民幣國際地位，正是中國應對變局、行穩致遠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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