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手機有效，但教育不能止于禁止

學人簡介：彭小華，獨立學人，關系-交流研究者。長期關注死亡、臨終醫療等相關內容。著有《學會告別》，曾翻譯《最好的告別》《善終的藝術》等書。原標題《彭小華：她寫出了深淵，但沒有寫如何走出深淵——從養育、依戀與自殺敘事看李翊云作品》。

手機已經成為親子沖突的重要根源。它被廣泛認為奪走了孩子的注意力，也不止一位家長告訴我：手機簡直是孩子的命根子，為了保住手機，孩子可以六親不認。

學校和教師也苦手機久矣。這不只發生在中國，幾乎是全球性的困擾。近些年，社交平臺因青少年沉迷、心理健康受損等問題頻頻被追責、被起訴、被罰款，也引發不少人的支持和歡呼。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讀到一項關于美國學校禁止學生使用手機的研究。

這項研究由斯坦福、杜克、賓夕法尼亞大學和密歇根大學研究者共同完成，由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發布。

研究比較了使用 Yondr 上鎖手機袋、實行嚴格禁令的學校，和人口結構相似但限制較寬松的學校。研究覆蓋2019年至2026年，涉及4萬多所學校，資料包括考試成績、出勤、紀律處分、GPS手機信號數據和師生問卷。

結果顯示，嚴格禁手機確實明顯減少了學生在校使用手機，教師也感到課堂分心減少；但禁令并沒有立刻提高考試成績，也沒有明顯改善出勤率和學生對網絡霸凌的感受。實施初期，停學處分一度上升；后來這一問題逐漸減弱，學生主觀幸福感有所改善。

聽起來，禁止手機有效。

我對這項研究的理解是：禁手機有用，但它不是教育的全部。它能改變環境，卻不能自動生成自律。以治水喻之，這仍然是“堵”的策略，有效，但不能單獨解決根本問題。

手機對校園生活的影響嵌在同伴關系、社會比較和群體規范中。大家都在刷、聊、回消息，一個孩子不用手機，反而可能擔心自己被排除、錯過了什么。當大家都不能用，手機的社交收益下降了，比較和錯過感也減少了。禁手機的積極效果，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社會性的：它改變了整個學校的場域。

我理解學校的做法。但教育若只停留在沒收、禁止、鎖起來，我覺得還不夠。

孩子終究要進入一個誘惑始終存在的世界。真正的自由，不是外界沒有誘惑，而是在誘惑存在時，一個人仍然知道自己要什么，能夠管理自己的時間、注意力和生活方向。

這也是我在青少年咨詢中更看重、一直在做的：幫助他們學會主動管理手機，主動管理時間和注意力，獲得真正的自由和自主，而不是被外部環境裹挾。

以近日與我交談的一位高中少年為例。他因為成績下降、臨近考試，還沒有做好準備，心里慌亂、焦慮，自我評價很差。談到學習安排時，他說放學后本來有5個小時屬于自己，但睡前常常把很多時間用在手機和視頻上。

他無助地說：“我停不下來。”他認為今天的平臺和資本就是以獲得人的注意力為目標，設計的短視頻讓人愉悅，持續推送，因此令人依賴。他還提到《誰偷走了你的注意力》，用來說明問題不在他，而在于平臺、資本、短視頻和手機。

我同意外部誘惑確實強大，但也提醒他：正因為如此，人更需要負起責任，保持覺察，主動管理自己的時間和注意力。

我和他討論的是：如果你真的想把更多時間精力用在學習上，可以給自己規定手機使用時間，到時間就停；必要時，可以主動把手機鎖起來、關掉，或者主動請父母幫忙保管—-而不是由父母強制收走。

為什么？

如果父母強行收手機，孩子容易體驗為被控制，就會像過去一樣爭吵、反抗；但如果是你為了自己的目標，主動請父母協助，那就不是被動服從，而是在行使自己的主體性和選擇權。

第二天晚上媽媽反饋，當天孩子沒有帶手機去學校；回家后，主動和媽媽協商，把游戲電腦收起來，換取一周內兩次點自己想吃食物的機會。晚上，他和媽媽一起學習、做作業。

一個又一個類似案例讓我更確認：真正重要的不是把孩子“管住”，而是幫助孩子慢慢學會管理自己。外部規則可以是支架，但不能替代人的成長。

學校禁手機，可以讓課堂重新安靜，讓課間重新有交談，讓孩子暫時從過強的刺激和群體裹挾中退出來。但教育不能止于支架。好的教育，既要減少不必要的誘惑，也要幫助孩子理解自己：我為什么想拿起手機？我是在放松，還是逃避壓力、無聊和挫敗？手機給了我什么，又拿走了什么？

禁止手機，可以改變環境；培養自控，才是在培養人。教育的目標，不是培養只能在無誘惑環境中表現良好的孩子，而是幫助孩子在誘惑始終存在的世界里，逐漸擁有內在的自控力、主動性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