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朱天飚著《縱橫之間》研讀會

*本文轉載自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原文標題《紀要｜【文研讀書77】比較政治經濟學在中國—— <縱橫之間> 研讀會》。

紀要

2026年4月24日，“文研讀書”第77期“比較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縱橫之間》研讀會”在北京大學靜園二院208會議室舉行。本次研讀會的引言人為浙江大學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縱橫之間：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作者朱天飚，與談人包括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包剛升、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陳慧榮、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長聘副教授陳超、韓國世宗大學國際通商學院特聘教授丁海仁、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胡鵬、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黃琪軒、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李巍、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長聘副教授羅祎楠、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宋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張長東。研讀會由《讀書》雜志編輯饒淑榮主持。

活動伊始，朱天飚老師表達了對諸位師友的感謝，并對新著《縱橫之間：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做了簡要介紹。朱老師指出，該書將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交叉在一起，按照以國家、個體、社會、制度和理念等分析單位為中心的理論視角展開，刻畫了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在美國的主流走向。然而，理論的分門別類是一個抽象化的過程，取舍之間蘊含了作者強烈的價值偏好。因此，朱老師提醒讀者始終保持反思，留意一種分類類型所必然伴隨的遺漏以及補充的可能。朱老師表示，該書總結了自己過去的理論，而其續集將會沿著一個更加偏向解析流派、后現代主義和反思科學主義的總體方向，自己將堅持不懈地從事理論探索。

研讀會現場

與談環節

與談環節，在朱老師的熱切呼吁下，學者們直擊要害，貢獻了層出不窮的建設性意見。陳慧榮老師分享了針對該書的若干種讀法，認為該書從紛繁復雜的理論文獻中梳理出了簡明扼要的線索，對各種流派進行了不偏不倚的介紹，體現出多維度、多層次的寫作特征。陳老師建議，該書還可以適當增加有關國際國內互動的開放經濟政治學部分，補充更多的國別案例，從問題導向對理論做出擴展研究和重新解釋。此外，陳老師還轉述了學生們的想法，涉及結構編排、社會聯盟問題、南北關系問題、閱讀該書所需的知識背景等。

朱天飚著《縱橫之間：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11月

陳超老師開門見山，向朱老師請教了三個問題：一是如何理解“國家意愿”？考慮到“國家意愿”在該書中常常和國家目標或國家獨特的利益偏好重合或交替使用，我們為什么還需要這個概念？二是如何定位和理解演化視角？是作為一個和實體并列的過程性視角，還是作為一種具有方法與認識性質的、滲透在目前已有的這些視角當中的更底層的視角？三是如果求全責備，那么該書側重于理論內部的邏輯演進和對話，一定程度上將理論去歷史化和非語境化了。陳老師希望帶回理論生成的歷史語境，從而使讀者意識到理論不是在純粹的思想、知識和觀念市場中自主演進的。

胡鵬老師提出了三點討論：首先，該書主要總結了二十世紀中后葉西方出現政治經濟學科以后的學術研究范式，可是沒有將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人們思考政治經濟現象的理論和視角（例如自然環境決定論）納入進來。其次，該書第四編制度和理念視角和前三編國家、個體和社會視角有很多重疊，強于介紹不同理論的優長，而就理論之間的相互批評與爭鳴、理論在解釋經驗世界上的貢獻講得較少。最后，該書對理念視角的闡述不夠充分，沒有提到韋伯（Max Weber）以及延續其思路的道賓（Frank Dobbin）等人，而且有待進一步說明：理念視角除了挑戰基于物質利益的理性選擇之外，還能夠為政治經濟現象的分析提供何種啟發？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1917年德國勞恩斯坦會議（Lauenstein Conference）上的場景

丁海仁老師贊嘆了該書征引文獻之豐富，同樣認為在國際和國內之間的互動方面還可以繼續展開。丁老師特別介紹了韓國最近的變化：一是國家與企業出現了重新結合的趨勢，在外部競爭形勢下形成了非常緊密的協同關系；二是快速崛起的右翼開始和美國的保守政治使用相似的話語，反對的矛頭從朝鮮轉變為中國。丁老師認為類似的變化還存在于韓國之外的其他國家中，希望理論可以將這些新的情形反映出來。

宋磊老師指出了兩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其一，大國崛起通常都會帶來社會科學的更新，然而中國崛起卻沒有一個整合性的大理論來解釋；其二，每個后發趕超的發展型國家都會推動一波發展型國家的安穩發展，然而中國的實踐卻沒有反映到發展型國家論的發展當中。問題不出在政策或生產的現場，而在于研究的現場。在實現政治經濟學的整合性研究上，宋老師對朱老師寄予厚望。該書可謂從五個視角具體打通國際政治經濟學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宋老師一方面期望它能夠被抽象成一篇兩三萬字的論文，產生更加深廣的傳播效果；另一方面鼓勵朱老師進一步發掘兩個學科在五個方向上的交叉貫通處，取得更加鮮明的原創性。

《論政治經濟學》（Traicte de l'oeconomie politique）

安托萬·德·蒙克萊田（Antoyne de Montchrétien）著

Rouen: Jean Osmont, 1615

黃琪軒老師條分縷析地提出六點意見：第一，該書大體沿用了作者本人在2006年的四分法，期望朱老師繼續發揮批判精神，突破路徑依賴。第二，政治經濟學在本土語境中同樣有發展空間，可以與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開展對話。第三，該書目前主要體現了四個視角的獨立性，還可以體現更多的涌現性，即伴隨著分析單位從個體到群體、國家的上升，理論是否逐漸涌現出不同的特征？第四，該書的研究應該不止于文獻梳理，還要綱舉目張，做出機制上的提煉。第五，朱老師本來能夠用歷史來展示四個視角，或者說從四個視角寫出完全不同的歷史，然而相較于2006年出版的《比較政治經濟學》一書，該書刪去了原作中的歷史板塊，未免令人遺憾。第六，朱老師的區域國別研究非常具有解釋力，本可以進一步統合現有研究，可惜也沒有得到保留。

朱天飚著《比較政治經濟學》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李巍老師認為，朱老師的原創性特別體現在理論框架或結構上，即將西方理論揉碎，重新勾勒出知識演進的脈絡。該書的副標題毋寧叫做“政治經濟學”，因為所謂比較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野不過是門戶之見，解決問題才是學術研究的初心。李老師結合求學經歷，談到朱老師帶給自己的深切影響，其中提到朱老師花費了大量時間精力來經營政治經濟學課堂，具有極為認真的授課精神；并指出朱老師的重要學術貢獻之一是主持推動了“比較政治經濟學書系”的翻譯，影響深遠。

羅祎楠老師認為，該書隱含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同時也是比較政治經濟學賴以成立的基礎，即為什么要比較、比較的意義是什么、比較是如何出現的。比較意識不是預先給定的，而是二十世紀人類政治經濟歷史演進的自然結果；就此而言，該書所回答的就是比較意識或比較政治經濟學出現的歷史。然而，這一回答無可避免地受制于由20世紀國際政治經濟體系運轉而產生的比較思維模式，其中比較是作為一種被塑造的結果而倉促出現的。為了真正理解比較如何推動知識的構造和展開，我們需要從類的模式化思考，重新回到批判類的反思過程當中。既然反思必定建立在某些根源之上，那么這一過程也就開啟了一種基于感性或實踐性的研究的可能性。

張長東老師回顧了朱老師對自己的影響和支持，充分肯定了朱老師的學術貢獻，認為其“又開風氣又為師”，并表達了對其“六經注我”式研究的高度敬佩。就該書而言，張老師提供了三點建議：首先，主標題“縱橫之間”，如果縱的方面是不同的分析視角（個人的理性選擇、文化主義或制度主義等），橫的方面是不同的分析層次（國際的層次、國家的層次、社會的層次、個體的層次等）或議題（可能跟層次相關，也可能介于層次之間），這種作文方式更切合標題，更有系統性。其次，對于國家主義，可以考慮在上述作文視角下，補充一些后續不同流派的理論。最后，建議勾勒出理性選擇的后續發展（比如分析性敘事方法的演進），將其整個脈絡更好地呈現在讀者面前。

包剛升老師稱贊了該書所體現的扎實精細的文獻功底，并指出兩個問題。一是部分寫法不夠平衡。包老師主張按照一部教材或學科指南的寫作方式，盡可能平衡地照顧到各個理論，不因為作者的偏好而賦予某個理論特別大的篇幅。二是理論和政治經濟現實之間的互動有待擴充。包老師同樣重視理論的歷史性，認為許多重量級理論的產生都是基于對特定現實問題的回應。如果進一步豐富歷史的討論，更充分地論述理論的產生邏輯，則有助于讀者了解理論和歷史的密切互動，而不局限于學術內部的視角。

朱天飚老師在讀書會上發言

圍繞上述意見，朱天飚老師做出了集中回應：

第一，學術界針對中國崛起的解釋很多，僅就該書而言，第五章“歷史結構主義”就有非常出色的對中國崛起的另類解釋。

第二，學術理論往往具有“片面深刻”的特點，充分地、純粹地揭示出某條道路上的理論邏輯，不能直接用來指導實踐。

第三，由于篇幅所限，該書沒有展開歷史的討論，而更多希望體現出理論內部的邏輯自洽。

第四，國際與國內的互動視角確是該書的缺失，這種缺失是“縱橫之間”的限制所造成的。所謂“縱橫之間”，一方面是以分析單位為基礎，另一方面是從主題出發——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是經濟的沖突與合作，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是經濟政策的形成。這些主題限制了觀察文獻的視角。以后，國際國內互動可能要作為一個獨立的視角提出來。

《學術作為志業》《政治作為志業》德文版封面

第五，制度和理念視角雖然和書中前三個視角有關系，但必須區分出來，因為前者強調行動不只是出于理性利益（特別是短期利益），還會受到理性以外的制度（慣性）和理念的驅使。

第六，韋伯（Max Weber）、道賓（Frank Dobbin）歸入文化政治經濟學，而不歸在理念里面。在美國的學術情境中，理念受到科學主義的影響，與文化不同。理念是專注的，是組織的凝聚力；而文化是彌散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中的，起到長期的作用。

第七，關于演化視角，該書適當介紹了演化制度主義經濟學的一批學者，未來的新書希望在其基礎上進一步討論演化政治經濟學。

第八，分析性敘事在該書中主要出現于以個體為中心的理論視角里面，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小節還列舉了從青木昌彥（Aoki Masahiko）到格雷夫（Avner Greif）的重大發展——從傳統博弈論必須假設所有博弈者具有共同偏好，即短期物質利益最大化，到只要偏好類型相同即可，同一文化下他人的選擇是可預測的。

青木昌彥（Aoki Masahiko，1938—2015）

日本經濟學家

第九，“國家意愿”和“國家利益”的英文都是state interests，中文譯法不同。也有人會把“國家意愿”對應于state preference。“國家意愿”的概念是在如下學術語境中提出的：如果階級有自己的統一意愿或統一利益，那么國家為什么不能有？因此國家意愿或利益是一個理論上的相對概念。

最后，朱老師再次向諸位學者表達由衷感謝，希望可以在活動后繼續吸收大家的寶貴意見。本次研讀會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

目錄

《縱橫之間：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比較政治經濟學理論》

朱天飚 著

2025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