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麥、李鴻章、伊藤博文，三人同一時代，卻隔著文明與野蠻的世界

德國前宰相俾斯麥曾在中日開戰(zhàn)之前預言過甲午戰(zhàn)爭。他說：此戰(zhàn)日本必勝，中國必敗。

他是怎樣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的呢？他說，從中日兩國官員到德國來的所有行止就可得出。日本人到德國來，不光是買槍炮、買設備，他們更是抱著學習和取經(jīng)的態(tài)度，學技術(shù)、搞學術(shù)、悟原理，回國就在做根本性的改變。他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學習，而不是購買。

而大清國派來的官員就不一樣了，他們來買槍炮，只問價格，別的一概不管。更糟糕的是，他們只是為了完成一項任務而來，其他一概不問。這樣只在皮毛上用力，如何能有所收獲？當然，后來的歷史進程不幸一如俾斯麥所言。歷史確實有它的必然發(fā)展軌跡。

俾斯麥在德國的影響至今仍在，是他讓德國崛起成了歐洲名副其實的大國。在他的領(lǐng)導下，德國戰(zhàn)勝丹麥、戰(zhàn)勝法國，一舉成為舉足輕重的存在。他和李鴻章、伊藤博文都是19世紀中后期對本國非常有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后政體改變后的第一位首相，他在三人中年齡最小，比俾斯麥小22歲，比李鴻章小18歲。他常自詡為“東方俾斯麥”，因為他的行事風格頗合俾斯麥的作風——做事殺伐果斷，目標感極強，崇尚鐵和血。所以俾斯麥也很欣賞這位日本小字輩。

由于當時大清向西方花重金購買最新的艦船大炮，很多西方人認為大清和日本人相比更有優(yōu)勢，日本人不自量力。后來日本人戰(zhàn)勝，這些人才開始對日本人刮目相看，并極力推崇伊藤博文。

伊藤博文和嚴復是同學，而嚴復當時可是班級里的優(yōu)等生、學霸。伊藤博文對嚴復的才學由衷佩服，說如果嚴復回國后當了中國的首相，那還有日本人什么事兒。當然，嚴復回國后是什么境遇，我們大家都很清楚——他連混口飯吃都很難，別說當什么宰相了。

在中國，第一流的人才總是得不到伸展。

那么大清國第一流的人物李鴻章和俾斯麥的交流，也可以看出當時大清對世界的認知和世界的差距究竟在哪里。

梁啟超寫的《李鴻章傳》里記載了這么一件事：李鴻章出訪歐美各國，受到了空前的歡迎和接待。在德國，他和俾斯麥閑聊。李鴻章說起他在上海圍剿太平天國時，第一次見識了西方的槍炮精良和訓練有素，并且大談他們?nèi)绾捂?zhèn)壓太平軍的英勇事跡、如何無情殺戮。他也想獲得“東方俾斯麥”的鐵血贊譽。

然而，俾斯麥聽完這番議論后，卻平淡地說：“歐洲人以戰(zhàn)勝敵國為榮。內(nèi)戰(zhàn)——自己人殺自己人的功績，是不會拿出來炫耀的。”

俾斯麥的話讓李鴻章羞愧難當。我們當然不知道李鴻章是真的羞愧難當，還是只是表面上的。因為雖說李鴻章在當時是大清最著名的洋務領(lǐng)袖，在朝廷也被認為是整個大清最倚重、最被洋人看重的頭號人物，可是我們再拿一個文明人的角度來看，他仍然只是一個在特權(quán)上謀生的官僚，為滿清旗人的利益背書。想想，想讓他心中產(chǎn)生“大家都是中國人”的共同概念，基本很難。在他心中，這些人是叛賊、逆匪，很難被他當成一個平等的人或者同胞來看待。那種等級和落后的觀念在當時才是他心中的主流價值觀。他聽了俾斯麥關(guān)于“同胞”的言論，并不見得真的能聽得進去。

伊藤博文也曾告誡李鴻章，說大清一定要改革內(nèi)政，如果遲遲不改，日本一定會后來者居上。果然，甲午一戰(zhàn)，改革的成效與不改革的弊端，高下立現(xiàn)。

李鴻章苦笑道：“改革內(nèi)政不是我不改，是我們國家太大，朝廷上下人心不齊，不像貴國上下一心。如果你我互換，結(jié)果又當如何？”

伊藤博文說：“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好；如果我是你，在中國不一定干得比你好。”

他們這樣比較，其實也頗為偏頗。國家政體不同，三人實際權(quán)限也非常不同。俾斯麥和伊藤博文是首相，手里有一定的決策權(quán)、執(zhí)行權(quán)以及分配權(quán)。而李鴻章只是大清王朝的一個高級官僚，說白了，在清廷他只是一枚棋子，沒有最終的決策權(quán)，只是一個在這個龐大帝國時期在夾縫中求生、偶爾能做一兩件實事的人。他怎么可能和其他兩位相比呢？

再加上他所受的教育，還是我們幾千年來“忠臣孝子”的那一套，怎么能和被科技及現(xiàn)代政治武裝了頭腦的近代政治家相提并論呢？他們?nèi)撕孟袷峭粫r代的人，可是他們的頭腦、知識、地位、境遇，卻儼然隔著整整一個文明與野蠻的世界。